80年代日本议员竞选资金筹集方式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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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党的政客一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能挣会花”的政客（例如田中角荣等人），这种人聚财本领很大，拥有巨额资金和牢固的地盘，在党内说话算数，甚至充任派阀领袖，这就是所谓的“金权派政治家”；另一种是聚财本领不大，不愿意充当某特定大企业的利益代表，没有可靠的经济后盾，他们虽然也能多次当选，但在党内和派内没有地位，选举时随时有被别人挤掉的危险，这些人就是所谓“非金权派政治家”。

它类似经济界由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构成的“双重结构”，金权派政治家好比政界的“大企业”，非金权派政治家好比政界的“中小企业”。但是，不论“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必须为自己的政治活动筹集资金，在聚钱和用钱方面，只是数量多寡而已，并无本质区别。

一般地说，自民党国会议员的主要收入（政治资金）包括以下三大部分：

第一，由国会支付的援助。根据规定，国会给每个议员支付两个秘书的工资和一定数量的办公交通费，援助金额逐年增加。

1989年度这两项的支付总额为1880万日元，此外还有“立法事务费”。但是，这些费用不直接给议员本人，而是由国会拨给自民党总部。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资深政治家的支援”。派阀中除首领外，还有一批在派阀运营中影响力很大的人，这些人为争夺派阀领袖的地位，进而当内阁大臣或自民党的重要职务，往往在派内展开激烈竞争。竞争的手段主要有两个，一是竞相为本派做“贡献”——筹集派阀资金，谁筹集的钱多，谁就能在本派站住脚，确立自己的地位；二是给年轻议员以小恩小惠，用钱收买，以形成自己的势力，也就是派中之派。

上述党总部、派阀和资深政治家的支援，在性质上属于同一个范畴，都是属于筹集资金的再分配，这些钱都是党总部、派阀和资深政治家通过各种手段募集而来，然后再施舍给下属议员。

据新闻部门在1988年的抽样调查，一个新当选的国会议员（日本称之为一年级议员)，每年所筹政治资金平均为1.26亿日元，最高的1.96亿日元，最低的6587万日元。其中从党、派阀和资深政治家领的“支援”约为1038万日元（平均）。如果遇到选举，还有“特别支援”，一般每个议员可得到1000万日元的“公认费用”，从本派也可拿到至少1000万日元支援。但是，每个议员每年的平均花销在亿元以上，“国费”和党及派阀提供的经费加起来不足3000万日元，这些收入和支出相比，仍然是杯水车薪，所以，自民党议员的政治资金，大部分要靠个人筹集。

第三，个人筹集的资金。

个人集资的主要途径是企业和个人的政治捐款，其次是兜售各种名目的宴会招待券。参加宴会的人要拿出高于宴会费用几倍的钱去参加宴会，以此为政治家集资。

据抽样调查，这两种集资方式所集资金，约占政治家全年总收入的59%。例如1989年调查的10名新当选的议员，每人平均收受政治捐款5434万日元（最低616万，最高9000元），宴会券收入2040万日元（最高3800万日元）。国会议员收受的政治捐款分为两种，一种是按月交纳的小额捐款，一种是不定期的大额捐款。国会议员们在东京、大阪等经济中心地区，都有几个资金支援组织，一般称作后援会，为和以选举为目的的后援会相区别，这里姑且称其为“资金后援会”。

参加资金后援会的企业，每月交纳5000至2万日元的会费，多者交5万。如果每个当选议员手下有500个这样的企业，每月便可收入500万至1000万日元的会费，他的财政基础也就有了。议员们为了扩大自己的资金后援会成员，往往求助于派阀领袖和资深政治家，请他们多介绍几个企业。但大派阀往往僧多粥少，派阀领袖力不从心，对下属议员只给“水”（钱）不给“井”(资金来源)。所以，固定的资金后援会往往还不能满足议员们的需要，还要自己动手去“挖井”。

议员们不放过一切“挖井”的机会，千方百计保持并不断加深同企业界的关系。尤其在召开国会期间，在自民党总部，各种会议从早到晚一个接着一个，一天之内往往不下20个会，会议内容多半都是经济领域的修改法规、制定新的经济计划，研究对外摩擦对策等。这些会原则上都是议员们自由参加。议员们为了广交经济界的朋友，往往同时“周游”几个会场，与企业界代表互递名片，授受资料，联络感情，建立关系。一旦交往到一定程度，资金来源也便多了一条渠道。

国会议员同官僚们的关系也很重要。例如，政府部门提出的法案，如果在提交自民党和众议院讨论的过程中“高抬贵手”，使其顺利通过，那么官僚们也会把企业界的头面人物介绍给议员，又增加一条资金来源，这也是前面所说的“政官财一体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不过，对自称是“国民的代言人”的议员们来说，如果太露骨地为企业界说话，也冒失去民心的风险。

所以如何才能做到既不在选民面前食言，又可维护官僚和企业家的利益，做到两头不得罪，不致堵塞宝贵的资金渠道，这就要看议员的本领了。不过，不论本领多大，政治家为了弄到钱，总要失去一些最宝贵的东西——做人的良知，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兜售各种名目的宴会招待券，已成为政治家个人集资的重要手段。这实际上是“资金后援会”的延长。因为宴会券的分发对象，多半都是按月交纳会费的会员。拥有会员多的政治家，宴会券也能大量地发出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筹集资金的工夫，也就是争取会员的工夫，有了后援会会员也就等于有了钱。

特别应该着重写上一笔的是，兜售宴会券已成为近年来自民党政治家的重要资金来源，被称作新兴“炼金术”。1987年政治家所得宴会券总收入，仅上报自治省的“明码”部分就达95.5亿日元，这个数字是20年前的20倍。

当然，政治家弄钱并不都是这样轻而易举，尤其是资历尚浅的年轻议员，往往每周要抽出一半时间到自己选区去弄钱，另一半时间回东京研究“资金对策”。有人把这种频繁来往于东京一选区之间的日程安排自喇为“五归二来”（即星期五自选区回东京，星期二又从东京到选区)。

对多数政治家来说，金钱等于其政治生命。有钱便能战胜对手，得以当选，只有连续当选，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政治家，才能出人头地，如果缺乏政治资金而落选，一切也便无从谈起。所以政治家最关心的事就是一个字：钱。

派阀是自民党的权力单位，同时也是筹集资金的主要单位，那么，派阀是怎样筹集资金的呢？

派阀的资金来源也不外乎是企业政治捐款、兜售宴会券、购买股票以及派内资深政治家的捐赠等。在这几种来源中，各个派阀筹集的方法各有千秋，每种资金的数额和所占比重也因不同派阀和不同年份而千差万别。总之，派阀资金的构图和运作就像一个迷魂阵，很难确切地描述出它的真相。不过，每个派阀在筹集资金时一般都有以下三个层次：政治团体、中枢资金后援会和地方资金后援会。

每派都有冠以本派名称的政治团体。例如竹下派的“经世会”，安倍派的“清和会”、宫泽派的“宏池会”等，以这些政治团体的名义募集资金同时，派阀首领在东京设有若干个中枢资金后援会，参加者多以大企业为核心，它是派阀资金的主要来源。

这些中枢资金后援会经常举办“招待会”，以出售招待券的方式接受企业界的捐款。这些捐款者的姓名、金额“透明度”很低，大约只占所公布的捐款总额的5-10%。

此外，派阀领袖在各地，尤其是自己的选区，也有许多资金后援会，其数量的多寡与派阀势力的大小成正比。例如竹下登在担任首相期间，竹下派在各地的资金后援会多达40个。这些地方上的资金后援会，募集资金的方法与中枢资金后援会大体相同。

派阀的聚财能力很强，处于执政地位的主流派或有可能执政的大派阀，主办一次招待会往往就可以收入数亿日元。例如，中曾根派1987年举行一次招待会，发出1万多张招待券，每张2万日元，共收入2.088亿日元，除去850万日元的会场费和饮食费，净剩2亿多日元，“收益率”为96%。

另外，一些资深政治家为了提高其在本派的发言权，也争相在资金方面为本派做“贡献”。所以说，派阀是自民党筹集资金的主要单位。竹下派在1987年的收入，仅公布的数字就达近30亿日元，其中只出售招待券一项就收入11.2亿日元。同年宫泽派的资金后援会也筹集到7.9亿日元。

当然，这都是比实际收入大大缩小了的数字。

与政治家个人和派阀筹集资金的方式相比较，自民党总部的资金筹措似乎更“光明磊落”一些。也可以说，它是按照《政治资金规正法》的规定公开进行的。

党总部的资金来源有两个，一是党费和“国费”，二是“国民政治协会”的捐款。自民党党员每人每年交4000日元党费，一半归中央，一半归地方，“国费”即每年由国家财政向每个国会议员支付780万日元的“立法事务费”，由党总部统一从国库领取，然后分给每个自民党国会议员，这两笔是“死线”，而且数量有限。

国民政治协会脱胎于国民协会，1975年成立。作为集资机构的国民政治协会，主要接受“经团联”的捐款，所以有人把国民政治协会称作“经团联政治部”。通常作法是，国民政治协会每年同经团联商定一个捐款计划，由经团联向下属各企业摊派，并将捐款统一交国民政治协会。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向世人显示：①切断了捐款企业同政治家的直接联系；②捐款的所有企业及团体的名称和金额都如实公布；③党总部对国民政治协会以外的政治捐款一概不予接受。

其实，这种“一揽子”捐款办法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因为政治家个人和派阀的捐款另作别论，而且其数额早已大大超过了党总部所得捐款，同时，一揽子捐款办法切断了企业界同政治家的直接联系，只拿钱不见效益，引起企业界人士的不满。

从总体上看，经团联所属大企业用金钱支持了自民党政权，自民党政权制定出有利于大企业的政策并得以维持政权，达到了金权交易的目的，但就个别企业而言，更希望把钱用到刀刃上，收到有利于本企业的直接效益。

同时，这种一揽子捐款办法只适用于自民党，形成大企业政治捐款被自民党一党独占的局面，这与各党公平竞争的民主原则是相矛盾的。而且，一旦自民党的金权事件披露于世，遭到国民的批判，为自民党出钱的经济界也便成为众矢之的，一起失信于民，这对企业界来说也是很不合算的。

日本的政治团体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政党、派阀或政治家个人的政治团体，一类是属于利益集团一方的政治团体。前者是收受资金的集资机构，是政治家的“钱口袋”，后者是利益团体向政治家捐款的“窗口”，二者一“出”一“进”，构成利益集团与政界之间的资金流通渠道。所以政治团体在资金授受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是，日本的政治团体，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专门研究政治资金问题的日本学者对其全貌都不甚了了。单就数量而言，仅在1988年度向自治省申报的政治团体就达4873个，这些团体中，提供政治资金收支报告的团体就有4134个。向都道府县一级申报备案的政治团体，全国共计5.7万个。要弄清这些团体的真相及其资金授受的来龙去脉是不可能的。

因此，要想了解两类政治团体之间的资金授受情况，只能采取“解剖麻雀”的办法。下面我们以日本医师会这只“麻雀”为例，看一看政治资金是怎样运作的。

日本医师会属于专家团体，政治上倾向自民党，全国有会员10余万人。由于职业上的特殊性及其经济实力的雄厚，使它成为捐款“大户”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

如果说经济团体作用于日本政治的“武器”是“全方位”的，“综合性”的，而农协的“武器”是选票的话，那么日本医师会对日本政治施加影响的主要武器便是金钱，也就是政治捐款。

日本医师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会员交纳的会费、每个会员每年交2万日元“负担金”，必要时还要交临时负担金，因为医师会的组织约束力较强，所以负担金的征收率达100%。正因为有这种较强的集资力和雄厚的财源，才使它成为一个政治影响力较大的团体。

日本医师会（日医）的政治团体是日本医师联盟（医师联）。

日医和医师联的目的自然是维护以开业医为主的医师的利益。

医疗政策是国家福利政策的核心，医疗费、保险、药费等均置于国家监督之一，所以医师的利益与国家福利行政部门（厚生省）有着密切关系。

而福利行政部门与国家的福利预算又紧密相关，所以大藏省制定的福利预算也直接左右医师的利益。同时，国家在税收政策方面对医师有种种优惠措施，所以国家的税收政策也直接关系到医师的利益。

总之，国家政策的趋向，会对医师利益产生极大影响，日本医师会围绕这些利益，在医师和政界、官界之间发挥讨价还价的“窗口”作用。另一方面，对国家来说，医疗政策如果没有医师的合作，也不能顺利贯彻执行，所以国家也需要通过日本医师会这个窗口同医师打交道。这样，日本医师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窗口，所以它拥有很大的发言权。

政治捐款是日本医师会向政、官界施加影响的主要手段。据统计：1982年以后，日本医师联盟的政治捐款每年都在七八亿日元以上，1988年高达11.62亿日元。医师联以自民党为主要捐款对象，而且80%以上的钱是捐给政党以外的政治团体，也就是派阀和政治家个人，捐献给自民党总部的部分约只占捐款总额的10-15%。

对政党以外的捐款，1985年是270个团体（包括政治家个人)368次，7.0548亿日元，1986年是266个团体346次，6.5648亿日元，1987年是247个团体303次，6.207亿日元（这里面不包括购买宴会券部分)。

从总体上看，捐赠团体和捐款金额都有所减少，但医师联的主要捐款对象不是政党而是政治家个人，这一条原则始终没有变化。这是因为，对以金钱作为有效武器进行压力活动的医师联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捐款数量多少，而是要把钱用到刀刃上，让钱发挥最大效益。把钱献给党总部，不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当然还是献给能给医师联带来利益的政治家个人才更顺理成章。

医师联向政治家个人提供捐款的方法是多种多样和因人而异的。有时将巨额资金一次支付，有时分期分批支付。有时把钱给某政治家的同一政治团体，有时又把钱分成若干份，分赠给同一政治家的不同政治团体。究竟采取哪一种方法好，主要根据政治家的指示而定。具体掌握政治资金的人，则多半都是负责“钱柜”的秘书，秘书根据上司政治家的指示，同捐款一方打交道。

对医师联来说，政治捐款已不单是“建立关系”的标记，而是要达到某种特定目的的“手段”，是给接受捐款者对日本医师会所做贡献的“报酬”。在医师联向政治家捐款时，要经过严格的评价和审查，而捐款金额则是体现对方所做贡献大小以及对对方所抱期望大小的尺度。

从医师联向政治家个人的捐款中还可看出一个问题，就是对政治家个人的捐款实际上是对派阀领袖的捐款。例如1988年，医师联对自民党四大派——中曾根派、宫泽派、安倍派和竹下派，都捐款900万日元以上，对这四大派的宴会券，也都一律购买了600万日元。表面看来，医师联对这四大派的态度是“一视同仁”，实际上其中有耐人寻味的含义。压力团体的目的，始终是旨在实现、维护和扩大与本团体有关的利益，也就是首先着眼于达到自已的目的。所以，如果只同某一特定势力建立特定关系，那么当这一势力从政权上退下来的时候，就有可能受到意想不到的损失，所以在“投资”的时候尽量避免向特定派阀倾斜，表现为不偏不倚的姿态，这样，哪一派上台以后，自己的利益都可得到保障。

而医师联之所以没有向河本派捐款，也正说明日本医师会几乎没有把河本派放在眼里。

当然，随着派阀势力的消长和重新组合，对派阀的捐款也会跟着发生变化。例如医师联对田中派的捐款，1985年和1986年，分别提供了3500万日元和5000万日元的巨额资金，但1987年以后却戛然而止，这表明，田中的影响迅速消退，对医师联来说，田中角荣已是“用不着”的人了。

如果统计一下政治捐款登记本，就会发现一个规律，就是政治捐款一般都集中在六七月和12月，这两个时期的捐款约占全年捐款总数的60%以上。而4月和8月几乎不进行捐款。政治捐款出现旺季和淡季的现象，与政界的资金需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每年的第二、四季度，日本的节日很多，政治家的诸多应酬，大都集中在这一段时间。据朝日新闻社对自民党议员的调查，半数以上政治家一个月要出席忘年会和新年会100次以上。

在大城市圈的议员，有时每月要出席300次至600次。活动多花钱就多。有的议员一个月，光饮食和聚会费用就在200万日元以上。因此每年的12月，是政治家花钱的高峰，也是接受捐款的高峰。像医师联这样的捐款大户，每年集中捐款两次，小的资金团体，捐款金额有限，一般只集中在12月捐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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