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龄公主回忆录(15)谋革新的结果

中日战争终于结束了，对于战争的事情我已经没有印象，只是记得战争结束后，我们家里出现了许多来来往往的外国宾客。

我还清晰地记得我父亲与查理士·登佩上校的一次谈话：

“感谢美国方面帮了我们大忙!”父亲一开始谈话就表达谢意。“中国丝毫没有打算和日本作战。可是在当时的局势下，我们总不能对日本方面说：请你们停战吧，我们没有准备好!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那都是一件有失国家尊严的事情。多亏美国出来声援我们，替我们调停了这次战事。这样我们多少也算保全了面子。我们真诚地感谢美国!”

当然，当时的我很不太明白那些谈话，特别是“声援”、“调停”等等陌生的词语。不过，我还是敏感地意识到即将有重大的事情发生，整个国家将要发生大变动，我的家庭将受到巨大的影响。父亲和登佩上校这样平静地谈论着这些话题，在我印象里是不同以往的事情。在那段多事之秋，上校是家里的常客，在我还不太了解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父亲的好朋友，而且喜欢上了他。就当时的情形来说，战争是结束了，但还有一些同样引人关注的事即将发生。

父亲作为一个正宗的满洲正白旗，率先赞同中国的维新运动。他曾经有过许多维新的想法，只是一直没能付诸行动，因为中国的当权势力实在不愿意进行任何革新。比如，他曾经想要全面改进邮政事务、推出新的赋税制度，但是全都遭到那些与他宿有积怨的保守派们的竭力反对，不得不无奈地宣布告终。

值得庆幸的是，恭王一直是父亲的朋友。在鸦片战争中，美不胜收的圆明园遭到毁灭性破坏时，父亲曾经为朝廷出过大力。恭王一方面遵从朝廷方面慈禧太后一贯的政策，同时对父亲提出的种种建议颇为赞赏，特别是改进邮政机构并印制国内邮票的事。可以说，恭王是父亲在朝廷里的主要支持力量。当然，父亲对慈禧太后的评价也很高。

在中日战争结束之后的日子里，情况似乎又有所不同。

家里每日客人不断，美国人、英国人、汉族人、满洲人……还有其他许多国家的人。其中有父亲的朋友，也有父亲的反对者，大家因为自己职位的缘故不得不去拜访他。对于父亲，大家在一点上是达成共识的——他是一个敢于负责的人。

影影绰绰的客人的影像在我的记忆之网上移来晃去，仿佛画在神奇的画布上的奇妙图画。那些来来往往的客人，有的自高自大、有的却胆小懦弱；体形肥胖的人脸上尴尬的笑容似乎是国家局势的写照；骨瘦如柴的人在悲泣哭诉时，突出的喉结忽上忽下地动。他们中一部分人，是遵照当时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来拜访父亲的。当一个官员得到一份丰厚的薪金时，那些清贫的人可以拜访他，请求今后每月给他们一笔钱。每个月不知有多少无所事事之人，厚颜从父亲那里领走50或100元银洋!翻译人员不懂外语；秘书不懂阅读和写作；外交官不懂“外交”的意思；职员只知道写报告要求加薪!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父亲却从来不去戳穿他们。因为这些钱不是由政府支付，而是父亲自己拿出来的。就我所知，父亲是一个仁慈善良之人，是那些门客眼里上好的主人。所以，父亲的门客非常多，超过了许多薪水丰厚的高官。这在当时是一种风气，没有人认为有什么不合理。只有那些身处其中的门客，会不断提出异议。比如，他们遇到难以解决的麻烦时；或者，没有提出要求时主人就不予加薪。

来访的场面真是无比混乱：屋子里到处挤满了客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来提请求的。他们一律采用那种令父亲厌恶的迁回曲折的措辞，没有一个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明自己的意图。这在中国人也算是一种传统。通常，父亲预先就已经知道了他们的来意。因为，在中国没有真正的秘密。然而，父亲不得不听他们长篇阔论，从天气状况到朝廷新闻，从政治问题到近日战事，谈及天下所有乱七八糟的事就是不说自己的真正来意。父亲对这种风气的不耐烦导致人们到太后面前进谗言攻击他。庆幸的是，我们的“老佛爷”自有主张，并没有为谗言所左右。尽管如此，这些谗言始终无益于父亲日后的言行。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以及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反对父亲的人几乎天天到太后面前进谗言。有的抱怨我父亲不让他们说应酬话，非要他们直截了当地表明意思；有的指责说，父亲改进邮政机构是染上了洋人的坏毛病……诸如此类。似乎父亲的所作所为都成了别入进谗言的理由。太后给他们的答复一律是“等到以后再说”，事实上，以后再也不曾提起。恭王的确是父亲的好朋友，荣禄大人也是。在父亲的一生中，他们三人始终都是太后的忠臣和亲信。

父亲最招人批评的一点是所谓的“对外屈服”。因为在军机处里，大家主张乘中日战争之机，干脆把所有的外国人全都赶出中国。父亲对此表示反对，而且反对得十分坚决。于是，在满洲人和汉人中他都结下了怨隙。有一个满洲官员仇视我父亲，却无法解释自己的态度，他说：“我不喜欢裕庚，我向来都不喜欢他!”

此外，还有一席谈话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荣禄大人是我父亲多年的朋友，关于他我了解得比较多。当他来拜访我父亲的时候，我照例又去偷听。

“裕庚，”他开口说。“我太了解你了，我们是朋友，是很多年的老朋友!在这里我不能不给你一些忠告，如果你能接受的话或许我还能帮助你。”

“你说吧!”父亲欣然地说。

“朝廷上没有一天少得了对你的弹劾奏章，”荣禄大人说，“在目前为止，太后都是置之不理。不过，每份奏章她都是要看的!她这人比较保守，对你所提的革新之事多不赞同。只是由于她信任你，所以至今没有对你有什么行动。但是，源源不断的弹劾恐怕终有一天会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你是了解太后的，她多么好强，多么敢想敢为……”

“那你说这事该怎么办?”父亲打断了他的话。

“你是否愿意到日本去?”

“为什么要去日本呢?那里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去做?那样果真就能解除我的对手在朝廷里给我制造的麻烦?”

“事情是这样的，中国驻东京大使馆的官员，在中日战争开始时全部逃离了。他们像受到惊吓的鸡崽一样，一心只想保全自己的性命。当然，如果他们被日本人抓住了，自然是要遭殃的。现在，使馆里一片狼藉、混乱不堪。而战争已经结束，迫切需要一个能干的人前去打理。遗憾的是，其他具有资格的人竟没有一人敢去!假如你愿意前去担任我们新的驻日大使，那么我就向太后推举你。那样，你就有4年的时间离开这里。况且，这是一件重大的工作，比你目前的职位艰难而有意义得多。我认为你应该去，我相信你和你的家眷在那里会生活得更为愉快。只要你答应去，恭王一定能和我一同向太后力荐你，太后也一定愿意派你去。你现在的政见尚不能适用于目前的中国，假如你暂时离开，你的政敌自然会慢慢淡忘对你的不满。”

父亲沉思了很久。这样的决定必然会给他的家庭带来一番不小的变动，不过就促进中日友好来说，这无疑是个光荣的使命。此外，这的确可以使他和他的家庭摆脱随时丧失性命的境地。当然，前往日本担任大使也是一项带有危险性的工作。

考虑到最后，他向荣禄作出了这样的答复：“你可以向太后推荐我去做这项工作，我很愿意。”

我奇怪父亲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作出了决定。这新的职位倒是一个新的转机，薪金也将增加不少。皇上对他的大使们一向都不吝啬。准确地说，也不叫薪金，而是使馆的工作经费，其中只有一部分是父亲以及他的随行官员的俸禄。因为担任新的职务，父亲又多了许多随行人员。与父亲有一些交往的官员都纷纷向他推荐他们的亲友，于是父亲准备带去日本的随行人员多得数不清。其中只有少数的确实是有才华又肯出力工作的人，大多数只不过是领干薪罢了。

辞行上路的时候，每个随行人员都装扮出雍容华贵的样子，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做的意义。往往，一个人形象的好坏会影响别人对他的看法和评价。

作为这个群体的负责人，父亲只好遵照习惯对送行的人表达了一番谦虚之辞。他不能再对这些传统规矩置之不理，不能再毫不虚心地拒绝那些严厉的批评意见。那些养尊处优的官员们最擅长各式各样的批评和指责，他们的言辞很容易通过御史大人传到太后耳朵里。

中国的社会充满了辛巴德式的人物——那个《天方夜谭》里的挑夫，因为自己的艰难生活而批评航海家孙柏达，而孙柏达告诉他美好生活是奋斗的结果，并给他讲述了自己航海中的艰险。每一个稍有成就的人都会招来别人的非议，有些人习惯了批评别人和为自己的利益争斗不休。

如果父亲不好好应对，还真是件进退两难的事情。一心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却招来很多人批评你的所作所为，甚至个人的习惯。我常常为此感到困惑，不明白这样的坏习气是怎样产生的。后来。父亲的死让我知道了它是怎么结束的——直到生命终结，你才能够彻底摆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