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李鹏总理和儿子李小鹏、李小勇的合影，他37岁，气质不凡

1965年3月的一天，北京积雪未融，新华社的摄影师守在国务院礼堂外。镜头里，刚满三十七岁的李鹏牵着两个幼子缓缓走来，神情淡定。照片定格，人们只见一位年轻部长，却难以想象这背后二十多年的跌宕。

追溯到1928年10月，李鹏出生于四川成都。三年后，父亲李硕勋在四川被捕，1931年就义，年仅29岁。李鹏自此成了革命烈士遗孤，被送往上海、延安辗转抚养。烈士子女身份，既是光环也是重担。

1941年冬，李鹏抵达延安。陕北高原的黑夜里，他在灯下读《三国演义》。1942年初，他跟随陈云去机关食堂打饭时，恰逢毛泽东也来用餐。毛泽东笑问：“书读到哪儿，最服谁？”少年回答“曹操”，理由是“善于用人”。这一幕常被长辈提起，成为李鹏日后勤学笃行的注脚。

1948年，他被选派赴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那一年，解放战争正酣，国内同窗在硝烟里冲锋，他在课堂上和图纸较劲。有人质疑他选择“电力”是否太冷门，他只说：“国家终究要发电。”短短一句带着倔劲。

1955年归国，技术员的身份让李鹏直接奔赴东北丰满水电站。零下二十多度，他带队排查泄洪闸卡滞，夜里用焊条烤手取暖，一干到天亮。电站稳定运行后，吉林市政府在1957年元旦举办联欢会，他作为厂里代表出席。

就是那场联欢，李鹏第一次注意到朱琳。席间市长张文海临时起意即兴演讲，大量古诗成语脱口而出，现场俄语翻译面露难色。张文海抬头高喊：“小朱！”女孩应声而出，迅速把晦涩的典故译成地道俄语。苏联专家频频点头，气氛转危为安。

“小朱来了，放心。”市长的玩笑话成为联欢会上的暗号，也让李鹏记住了这个淡定从容的姑娘。几天后，他托老专家转交一封节日问候信，附一支幸福牌钢笔和一枚苏联纪念章。朱琳收下礼物，回信寥寥数语，却把日期写得端端正正。

同年春天，两人在松花江畔散步。李鹏提到自己在延安的童年、在莫斯科的学业，几次低头踢石子，终于憋出一句：“能不能一起走下去？”朱琳轻声答：“可以试试看。”他们都明白“试试看”意味着婚姻。1958年夏，两人到北京登记，电力系统的同事凑了几张简易方桌，婚礼简单得像一次班组碰头会。

1959年，长子李小鹏出生；1963年，小儿子李小勇报到；1961年出生的女儿李小琳性格像父亲一样犟。那张1965年的合影，是李鹏在电力部副部长任上最忙碌的时候。白天他在办公室画线路图，夜里回到家把孩子抱进怀里才肯休息。

值得一提的是，孩子们很早便被带往工地。李小琳12岁跟着父亲去葛洲坝，安全帽压得前额发红，却乐在其中。多年后她考入北方工大电力系，自认最初的理想就是那顶略大的安全帽。

李鹏在专业圈里有个外号叫“装箱大夫”。出差回来，他总要把新资料、新仪表拆箱分类；退休后，他又把几十年的工作日记整理成册。有人问他为何如此较真，他笑说：“电力停一分钟，全国就得多烧多少柴油？宁肯我熬夜，也别让设备罢工。”一句质朴的话，透出工程师特有的计算精神。

家庭生活并不因繁忙而失色。朱琳常准备保健药品，提醒丈夫按时服用；拌嘴时，李鹏大多沉默片刻，再轻声回应。多年后李小琳回忆：“他们争论不超过十五分钟，然后继续一起看书。”看似寻常，却让孩子们学会了克制。

晚年李鹏移居“书房”，每天上午写作，下午分类老照片。那张1965年的合影被他单独放在盒子里，背面写着八个字：“初心未改，岁月如舟”。很少人知道，这句短语源自他在苏联求学时给母亲的第一封信。

试想一下，若没有当年对专业的坚守，就没有后来三峡、葛洲坝的决策参考；若没有那次元旦联欢，就少了一位并肩六十年的伴侣。历史常在细微处转弯，这一点，李鹏本人再清楚不过。

1979年，他调任电力工业部部长；1983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担任国务院总理。无论职务如何变化，国内电网的负荷曲线和机组台账始终摆在案头。甚至在总理任上，他仍保留深夜批阅技改方案的习惯。秘书开玩笑：“总理，您更像总工程师。”

1998年卸任后，他最后一次视察三峡大坝施工现场。当晚在船舱里，他对设计负责人说：“工程越大，越要敬畏数据。”语气平静，却让在座工程师如坐针毡，人人回去再核算一遍数字。

许多人记得他的行政生涯，却忽略那副安全帽和卷尺。1965年的那张照片，把孩童和父亲的影子同时定格：一面是家庭的温度，一面是技术的冷静。真正的气质，往往藏在这种温度与冷静的平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