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程潜逝世，是否及时举行追悼会无人敢做主，周总理一锤定音

1952年3月31日，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刚刚在北京正式公布，程潜把批示原件揣进公文包时，身边的工作人员注意到，他用力抚了抚封面，像在确认一件心头大事已经落地。谁也想不到，仅仅十六年后，这位曾在长江大堤上奔走呼号的湖南老人，会在北京的病榻上与世长辞，引出一场“能不能办追悼会”的集体犹豫。

程潜离世的日子是1968年4月9日。那一年，87岁的他病情反复，入院四次，院方每天都向中央统战部汇报血压和脉搏。噩耗传来，统战部副部长常克明连夜召集民革中央负责人，又拨通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值班电话，等周恩来回话。电话那头，值班员一声“总理尚未归来”，会议室里烟雾翻滚，没人敢提“追悼会”三个字。

周恩来深夜抵住处，鞋还没脱，电话就递到手边。他听完简报，只说了一句：“追悼程颂公还犹豫什么？”语气平稳，却像铁锤落下。随后补充，“请示何香凝、张治中两位，表示郑重。”一锤定音，众人立刻行动。短短几个小时，追悼会方案、人选、布置全部起草完毕。

次日一早，民革中央的人赶到西四寓所，向何香凝说明总理指示。老人靠着靠垫，抖了抖袖口的灰，回答得干脆：“周总理懂我们。按他说的办，并请代我慰问颂公家属。”风烤炉火，“哔啵”声里，纸笔沙沙，谁也不多说一句客套。

同样的场景，下午在张治中家里重演。张治中卧病在床，听完来意，握拳击掌：“感谢总理。”简单四字，算是全部意见。4月12日，八宝山公祭大堂黑纱就位，白菊已插。这场追悼会来得不迟也不早，却是那段特殊岁月里少见的从容和厚重。

追悼会现场，一幅横幅写着“一级上将、和平起义功臣”。章士钊坐在席间，拄杖良久，轻声道：“颂公总算可以安心。”有人听见，默默地点了点头。鲜有人知，章士钊手杖的铜头，还是当年程潜70寿辰时送他的礼物，算作两位湖南举子半生交情的见证。

1963年12月26日，毛泽东七十寿宴，程潜持十二首《怀乡诗》装订成册，章士钊题封。《湘江夜泊》一页边角残损，正是那夜毛泽东翻得最多的地方。餐桌全是湖南菜，剁椒、腊肉、擂辣椒，程潜夹了一筷子後笑着说：“主席，辣得过头咯。”毛泽东放下筷：“老乡怕辣？不信。”厅内众人轰然大笑。那顿饭之后，两人竟再未把臂夜话。

再往前推，1958年毛泽东视察湘潭，程潜提出辞去湖南省长。“岁月不饶人，两地奔波不便。”这是程潜原话。毛泽东却回答：“半年北京，半年湖南，你不是巡抚，是中央的人。”程潜听明白，沉吟片刻，答：“仍遵命。”又做了十年省长，直到身体支撑不住，才真正交棒。

如果时间定格在1949年8月4日长沙城头，或许更见程潜胆识。那天凌晨，解放军先头连已到浏阳门外，程潜与陈明仁并肩登城墙，通电起义一字一句由他亲手敲定。硝烟没在湖南蔓延，五百万乡亲免于兵燹，这一招“以省换天下”后来被反复提起，却始终难以复制。

程潜与毛泽东初识，是1912年初春长沙兵营。彼时毛泽东不过十九岁列兵，一个“抬枪上肩”的口令让热血青年对这位上司记了整整半生。1924年广州国民党一大，两人再度相逢，毛泽东作为候补执行委员走进会场，程潜顺势向孙中山建议办军校，后来的黄埔，其雏形便由此而起。

1945年重庆谈判，上清寺桂园灯火通明。程潜深夜拜访，畅谈良久。临别时，毛泽东直白相劝：“下届行宪国大，竞选副总统也好；不成就回湖南搞和平运动。”这句话，在程潜耳边回荡三年，最终换来1949年的那纸通电。

1968年4月13日晚，周恩来拄着拐杖进入程府灵堂。灵堂里静得能听见木地板的细响。程潜夫人郭翼青泪眼红肿，终于问出口：“程潜到底算什么人？我们家是什么成分？”空气顿时沉重。周恩来微微前倾，答得斩钉截铁：“颂公是革命干部，你们是革命家庭。”十二个字，像把沉石搬开。屋里的人没有再问，烛火映着湿润的眼眶，肩膀随呼吸轻轻起伏。

程潜的一生跨越清末、北伐、抗战、新中国，沉浮多次，不曾离开“湖南”与“军人”这两个词。87载风雨，留下的也许只是几行档案材料、一本诗稿、几段老兵口口相传的故事。追悼会那天，灵堂外无弦乐，无花圈堆成山，唯有缓慢队列与低声致敬。周恩来定下的规矩，没有一分铺张，却让最后的告别合乎礼数，也保住了一份难得的体面。

程潜逝世后，荆江分洪工程纪念碑依旧矗立在大堤之上。当地老人路过，总会指着碑座上那几行隶书，说一句“程老省长的主张”。时间推远，碑刻风化，但那年夜里周总理的那声“还犹豫什么？”继续在档案卷宗里熠熠生光，提醒后人：在关键时刻，决断本身就是一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