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袁斌不满分房制度，劫机104人逃到台湾，下场令人唏嘘

1998年10月26日清晨，北京上空有薄雾，首都机场停机坪上，一架编号B-2141的波音737正等待起飞信号，目的地本是缅甸仰光。机上104名旅客并不知道，一场离奇又危险的折返正在酝酿。几小时后，这架飞机会突然偏航，最终降落在台北桃园，成为当年最轰动的航空事件。

那一年，城里人谈论最多的话题不是互联网，而是“房改”。7月底，国务院正式宣布终结福利分房，住房将由市场说了算。各大国企、央企手里还剩的那点“最后福利”成了香饽饽，人人都想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也得在年底前把名额分完。名单张榜那天，员工通道里人声鼎沸，没看到自己名字的袁斌站在角落，脸色比舷窗外的灰云还沉。

袁斌1968年出生在北京东城，父亲是军队工程师，家境殷实。高中时他是学校航模队里的明星，1986年考入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毕业后直接进了国航。短短八年，他从副驾驶一路升到机长，累计安全飞行6000小时，同事都说这是“金牌飞行员”的节奏。正因为如此，他觉得拿到一套福利房理应顺理成章，没想到最终擦肩而过。

分房落空只是导火索。公司随后要他暂时离开航班线，去培训中心做带教教员，每月飞行小时骤减，奖金大幅缩水，他更加确信自己被“打压”。怨气若只是酒桌上的抱怨还算正常，问题在于他将不满迅速升级为出走计划。早在1993年到1996年，已有三起飞行员持机投奔韩国再转台湾的案例，外界传言“待遇优厚”“生活无忧”，这些未经证实的消息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失意者。袁斌反复衡量利弊，最终把“先去台湾，再找机会赴美”的蓝图绘得有模有样。

妻子李丽是空乘出身，1997年因怀孕离职。夫妻俩深夜合计，“飞机在空中就是主场，风险可控”。李丽轻声说：“要不我们干脆换个地方重新开始？”短短一句话，成了压垮理智的最后一根稻草。

10月26日，国航CA905航班执飞北京—昆明—仰光。袁斌利用机长特权，把没有任何任务的李丽带进驾驶室。飞机升空后，航路进入湖南上空，他突然拔掉导航预设，手动调转航向。副驾驶张某惊愕地喊：“你疯了？机上还有这么多人！”袁斌冷冷回了一句：“想平安，就配合我。”短暂拉扯后，张某被迫让位。

9点50分，广州区域管制中心发现航迹偏离，与机组多次喊话未果，随即启动空中紧急程序。11点13分，波音737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两架F-16接力伴飞。落地之前，袁斌通过客舱广播宣布“飞机前往台北，请大家保持冷静”。乘客席卷过一阵惊呼，但大多数人只能选择系紧安全带。

桃园机场12号跑道上，警车严阵以待。舱门打开，袁斌夫妇本以为会被鲜花和镁光灯包围，迎接他们的却是荷枪实弹的警方。依照台湾地区“民用航空法”与“刑法”相关条款，劫机属重大暴力犯罪。案件不到两个月即审结，袁斌被判刑七年六个月，李丽五年。因为表现尚可，加上后期愿意认罪，两人实际羁押三年多便被遣返回大陆。

2002年12月，公安部工作组在厦门接回袁斌夫妇。同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劫持航空器罪”再度开庭。按照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第115条规定，情节严重的可判无期。法院综合考虑无人伤亡、航空器未受损、被告已在境外服刑等因素，最终判处袁斌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李丽有期徒刑十一年。

案卷归档后，民航系统快速修补漏洞。1999年初，全国机队统一加装加强型驾驶舱门，航前身份核查程序升级，多段密码、双人值守成为硬杠杠。空警制度随后全面铺开，劫机事件发生率大幅下降。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偏航还让两岸军事雷达进入紧张状态，东南沿海部队一级战备持续了数小时，后续外交与军事协调花了好几周才降温。

至于那套让袁斌耿耿于怀的福利房，根据当年的价格推算，售价不过20万元出头。以他当时每月两万余元的收入，分期三五年完全负担得起。可惜一念之差，职业生涯、名誉、人身自由全数赔光。更让人唏嘘的是，104名无辜乘客被迫卷入险境，许多人十多年后回忆此事仍心有余悸。

刑满释放后，袁斌再无可能重回驾驶舱，持证飞行员资格早已被吊销。朋友偶尔提及，他在北京某培训机构做英语代课教员，收入平平。昔日叱咤云端的机长，如今只能在地面告诉学员“安全第一”。飞机重新起飞的轰鸣声仍会在他耳边回荡，却与他再无关系。

那架737已完成改号与涂装，如常执行国内航线。机龄渐老，终会退役拆解，但其数据记录器里永久保存着那天上午突兀的航向变化。人们说，飞行最危险的不是机械故障，而是人心的失控。袁斌的故事印证了这句话。骤升的怨气像一道暗流，悄无声息地将一条原本笔直的轨迹推向未知，也把一个前途无量的机长锁在了灰暗的跑道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