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杨怀定看报发现秘密，2万买国库券一年赚百万

1988年深秋，上海一家税务局的大门被推开时，没人知道即将发生啥。

一个戴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怀里死死抱着个破皮箱，汗都要滴下来了。

他不是来交税的，是来“自首”的。

张嘴就是一句吓死人的话：“同志，我倒腾国库券赚了几十万，我是不是得坐牢？

要抓就抓我吧。”

这不就是古代版负荆请罪吗？

哪怕在今天，你抱着几十万现金去派出所说这话，警察叔叔都得懵圈，更别提那个连万元户都稀缺的年代了。

这个神色慌张的男人叫杨怀定，后来人们都叫他“杨百万”。

但在当时，他觉得自己离把牢底坐穿只差一步。

说起来，把时钟拨回几个月前，这哥们还是个在仓库看大门的。

本来在上海铁合金厂端着铁饭碗，日子过得挺滋润，结果倒霉催的，厂里丢了东西赖他头上。

杨怀定那个脾气也是倔，一气之下直接裸辞。

那时候辞职可不像现在这么洒脱，那是真没饭吃。

但这下好了，没人管了，他反而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钱。

那时候国家为了搞活经济，在7个城市搞了个国库券转让试点。

这消息印在报纸那个犄角旮旯里，老百姓忙着买米买油谁看那个？

偏偏杨怀定没事就泡图书馆，让他给看见了。

这事儿吧，越琢磨越有意思。

当时的银行系统那是真落后，根本没联网，这就搞出一个巨大的BUG：同一张100块面值的国库券，在缺钱的合肥可能97块就能收到，但在上海这种大城市，银行回收价能给到112块。

杨怀定虽然不懂啥高深经济学，但他小学算术还是会的：只要把国库券从合肥“搬”到上海，这一张纸就能赚十几块。

这哪里是做生意，简直就是在捡钱。

但他心里也犯嘀咕。

那个年代，“投机倒把”这四个字可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刀，搞不好就要进去吃窝窝头。

杨怀定咬了咬牙，心一横，把家里攒了一辈子的两万块钱全取出来了，连老婆藏在枕头底下的私房钱都没放过。

这就是咱们常说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于是京沪线的绿皮火车上，就多了个怪人。

穿得破破烂烂，跟个逃荒的一样，但那个破箱子里装的全是真金白银。

这生意做的，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那时候治安可没现在这么好，车匪路霸横行霸道。

杨怀定每次出门都跟特工搞情报似的，从来不敢在火车上睡死，困极了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一次也是惊险，他实在太累了打了个盹，醒过来一看，箱子正被人拎着往车厢那头走。

幸亏他反应快，冲过去一把夺了回来。

那个小偷估计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刚刚跟几十万现金擦肩而过。

这种“蚂蚁搬家”的干法，让他的钱像滚雪球一样疯涨。

第一趟去合肥，除去路费净赚2000块，这在工厂得干两年。

后来他胆子肥了，安徽、河南、山西到处跑。

因为腰上缠满了钞票，走路姿势都变了，跟个企鹅似的晃悠。

短短一年，两万块变成了还是那个年代的一百万。

钱赚多了，人就容易慌。

周围邻居指指点点，社会上都在骂“倒爷”，杨怀定彻底失眠了。

他觉得自己这就是在犯罪边缘疯狂试探。

这不，实在扛不住心理压力，才有了开头跑去税务局自首的那一出。

这事儿最后的反转也是绝了。

再去问公安局，人家说这是国家鼓励的试点，不算投机倒把。

这一刻，杨怀定那颗悬着的心才算是落回了肚子里。

但他并没有得意忘形。

这人最聪明的地方就在这儿，他没去大吃大喝，反而干了件谁都看不懂的事——花钱请私人律师。

一个倒腾国库券的个体户请律师？

大家都笑话他是烧包，钱多烧的。

可杨怀定说了句大实话：“我是在花钱买平安，我知道红线在哪里，才能走得更远。”

等到大家都反应过来，一窝蜂去倒腾国库券的时候，利润早就薄得像纸了。

杨怀定这会儿早就撤了，他盯上了个新玩意儿——股票。

1990年上交所成立，大家都说是骗人的纸，甚至有人说是这就跟这就跟以前的这种大烟馆一样害人。

杨怀定偏不信邪。

他觉得国家既然开了交易所，就不可能让它黄了。

他把倒国库券赚来的几百万，全砸进了一只叫“电真空”的股票。

跌到几十块没人要的时候他买，涨到几百块大家抢破头的时候他卖。

这一波操作直接封神，“杨百万”的名号也就是这时候叫响大江南北的。

回顾他这一辈子，真不是一般的精彩。

他不是那种盲目的赌徒，他是个天天读报纸的“政治经济学家”。

他家里订了几十份报纸，雷打不动地研究政策。

他说：“跟着国家政策走，大概率不会错。”

那个年代草莽英雄多了去了，多少人起高楼又楼塌了，唯独他，历经几轮牛熊，始终屹立不倒。

2021年6月，杨怀定走了，享年71岁。

他留给那个激荡年代的，只有一个扛着旧皮箱、在绿皮火车上瑟瑟发抖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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