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蒋介石纠集100万大军对各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其中50万人用于围攻中央苏区。
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要求“御敌于国门之外”,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经过一年苦战,未能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革军委计划战略转移,前往湘鄂川黔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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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一是那里有红二、红六军团接应,并且路途不算远;二是湘鄂川黔根据地位于四省之交,山高林密,便于开展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和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红一军团下辖红1、红2、红15师,兵力19880人,军团长林彪;
红三军团下辖红4、红5、红6师,兵力17805人,军团长彭德怀;
红五军团下辖红13、红34师,兵力12168人,军团长董振堂;
红八军团下辖红21、红23师,兵力10922人,军团长周昆;
红九军团下辖红3、红22师,兵力11538人,军团长罗炳辉;
军委第一纵队,代号“红星纵队”,4693人,司令员叶剑英;
军委第二纵队,代号“红章纵队”,9853人,司令员李维汉。
全军合计8.6万余人,持枪炮者约3.5万人。
既然是战略转移,那就必须兵贵神速,赶在敌人反应过来之前,跳出包围圈。但从战斗人员占比可以看出,长征初期的中央红军更像是搬家,队伍中有老人、病号、挑夫、甚至孕妇,还有那数不尽的辎重,连印钞机、X光机都有专人抬。
如此一来,部队的行军速度被严重拖累,每天只能走15至2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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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命的是,转移计划是绝密,只有“三人团”和极少数几个人知道,基层指战员普遍处于“跟着走”的被动状态,不知道为何转移、转移到哪去。大家可以从容面对战场上的浴血拼杀,却难以承受与苏区人民的离别,对漫漫征程缺乏心理准备。
就在中央红军转移的同时,蒋介石集结30万兵力在湖南洪江、芷江,贵州松桃、铜仁一带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其中湘江天险为第四道。
1934年10月25日,中央红军渡过信丰河(桃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
此后半个月,中央红军以甬道式队形,红一军团为左路前卫,红三军团为右路前卫,红九军团掩护左翼,红八军团掩护右翼,军委一、二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又接连通过第二、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区。
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期间,负责截击的粤军唯恐老蒋以“剿共”之名,驱兵入粤,出工不出力;湘军忙于追击红六军团,分身乏术。因此中央红军的伤亡并不大,路上还吸收了几千新兵。
但由于非战斗人员占比高,掉队现象严重。加之思想工作不到位,不少战士悄悄离队返乡。至湘江战役前,中央红军减员至6.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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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旬,蒋介石在第四道封锁线设下口袋阵,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
毛泽东察觉到老蒋的意图,同时注意到粤军、桂系固守边界,只求自保,只有何健的湘军行动积极,建议利用国军派系矛盾,乘薛岳、周浑元两路敌军尚未靠拢之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杀一个回马枪,歼敌一路,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
彭德怀也建议改变行军路线,趁湘军后方空虚,以红三军团进军湘潭、益阳、宁乡,做出攻打长沙的假象,迫使何健从前线抽兵回援。中央红军主力则丢掉辎重,转向溆浦、辰溪、沅陵,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很显然,教员和彭总的建议,都可以使红军脱离困境。如果能采纳,中央红军用不着两万五千里长征了。
可惜,李德刚愎自用,博古消极避战,完全不考虑别人的建议,明知前方有国军重兵堵截,硬要往里闯。
其实湘江之战,红军也有机会避免重大伤亡。
中原大战后,桂系元气大伤,此时仅有3万常备部队,其余都是民团。白崇禧担心堵截红军,弄不好两败俱伤,便宜了老蒋,便命令桂系军队布防于全州、兴安、灌阳、恭城、贺县一线,摆出决战姿态,力争使红军知难而退。如果红军过境势所难免,桂军向南收缩,让出桂北地区,放红军过去,确保广西腹地不失。
11月22日至25日,中央红军从道县至水口间,全部渡过潇水。
蒋介石得知消息,要求湘军、粤军和桂军配合中央军,从四面对红军展开围攻。
白崇禧阳奉阴违,密令驻守湘江兴安至全州段的桂系第15军撤至龙虎关、恭城地区,以促使红军尽快过境。
结果李德、博古不知道在干什么,没能迅速作出反应。
教员心急如焚,又提出建议:红军应立即沿潇水西岸北上,攻占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然后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柞公路,诱敌决战,以避开国军的包围圈,夺取战略主动权。
但李德、博古一门心思要跟敌人拼个鱼死网破,再次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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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从桂系让开的缺口渡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
这时,军委纵队距离最近的渡口只有80公里,如果扔掉坛坛罐罐,轻装前进,一天时间完全可以冲过去。
然而在这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红军被辎重拖累,蹒跚前行,80公里的路程,居然走了四天。
军委纵队的行进缓慢,又直接导致侧翼掩护的红八、红九军团和担负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迟迟无法过江。
11月28日,蒋介石得知桂系为红军让道的报告,勃然大怒,命令各部加紧进攻。
老蒋发飙,没人再敢推诿。一时间,湘江两岸枪炮震天、硝烟弥漫。
战斗中,红一军团指挥部差点被湘军端掉。
红三军团面对桂军整营、整连的集团冲锋,红5师参谋长胡震、红14团团长黄冕昌及副团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牺牲,红14团政委和红15团团长、政委负重伤。
红五军团34师和红三军团6师18团被阻于湘江东岸,包括34师师长陈树湘在内的指战员,大部分壮烈牺牲。
而在五个军团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同时,李德、博古却失去了理智,只会无能狂怒:“不管怎样,能突出多少人就突出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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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中央和军委纵队终于渡过湘江,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红军却遭到惨重损失。
自开始长征以来,红一军团累计损失近7000人,红三军团损失6000多人,红五军团损失近8000人。
军委纵队虽然没有直面战斗,减员也在一半以上。
红九军团有四千新兵,遇上如此恶战,损失惨重,减员近六成。
红八军团大部分是新兵,没有接受过基本军事训练,损失更惨,仅剩1600人。
战后,林彪望着漫山遍野的红军战士尸体,泪如泉涌。
彭德怀忍无可忍,怒斥李德、博古的搬家行为是“抬棺材送殡”,哪有一点战略转移的样子!
短短四天,中央红军由6.5万人锐减到不足4万,谁应该对湘江之战的失败负责?谁应该对红军的巨大伤亡负责!各种议论在部队中愈来愈多,最高“三人团”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
1934年12月,中央政治局接连召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正式放弃原定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并在事实上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不去湘鄂川黔了,去哪呢?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向遵义方向移动,得到多数人的赞同。
这也是一年多来,教员第一次在中央高层会议上获得多数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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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平会议召开期间,中革军委还做出了两项重大决定。
一是进行整编,军委第一、二纵队合并为中央纵队,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红八军团撤销,并入红五军团。
二是彻底清理辎重行装,砸掉坛坛罐罐,部队轻装上路。消息传出,全军雀跃,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包裹箱子打开,居然发现还有扫帚、擦枪布、破工作服、烂手套。见到这一堆破烂,战士们怒不可遏,一把火全烧了,祭奠牺牲的战友。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渡过乌江,进入贵州。
在各路国民党军阀中,黔军最弱,没有之一。中央红军入黔,可算是捏到软柿子了。
1月7日晨,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发动群众打土豪、建立革命政权。
广大群众积极帮助红军筹备物资,护理伤病员,踊跃参军。仅遵义地区就有4700人参加红军。
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计划北上入川,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
这时,老蒋指挥国军分路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并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
据此,中革军委2月7日决定,中央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边界地区机动作战。于是有了一渡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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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中央红军抵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地区休整。中革军委分析敌情,认为原定渡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决定“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
中央红军在扩编3927人后,再次进行整编,减少了机关人员,全军由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
整编后的红一军团辖两个师六个团,9000多人。
红三军团取消师一级机构,辖四个团,9000多人。
红五军团取消师一级机构,辖三个团,5000余人。
红九军团取消师一级机构,辖三个团,约3500人。
中央纵队辖三个梯队加干部团,3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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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中央红军掉头东进,二渡赤水。
这步棋简直绝了,自古鲜有败军回头,主动往敌人包围圈里钻的道理。黔军顿时猝不及防,折损两个师又八个团,红军再次攻占遵义,缴获了大量补给。
蒋介石气急败坏,大骂娘希匹,亲自飞到贵阳督战。
3月16日,红军三渡赤水河,做出北渡长江的假象。老蒋急调大军向川南追击。
但老蒋的电令均被军委二局破译,教员根据情报,使出更绝的一步棋,指挥红军突然东进,四渡赤水河,在黔北划出了一道匪夷所思的弧线。
3月27日,中央红军以红九军团在马鬃岭地区牵制国军,主力向南急进,做出攻打贵阳的假象。
老蒋信以为真,急调滇军救驾。趁此机会,中央红军向西挺进,跳出了包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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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故技重施,威慑昆明,接着转向北进。
五天后,中革军委指示各军团“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5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从皎平渡过金沙江。单独活动的红九军团也从云南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渡过金沙江,成功与主力会合。
从1935年1月到5月,中央红军歼敌1.8万人,自身减员也有1万余人。红一军团剩7000多人,红三军团4500余人,红五军团不足3000人,红九军团3000多人,中央纵队3000多人,合计2万余人。
1935年5月15日,中央红军从四川会理县城附近继续北进,先是通过彝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
这段时间里,尽管中央红军不断在扩红,但因为一直处于战斗状态,无法停下休整。因而截止懋功会师前,兵力已不足2万。
而红四方面军在取得嘉陵江战役的胜利后,主力及地方武装,合计8万人。算上苏区机关人员,约1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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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曾对四方面军的指战员说:中央红军是老大哥,比我们多五倍是肯定的。
于是他大笔一挥,写下“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的标语。
结果两军会师,张国焘见中央红军衣衫褴褛,重武器匮乏,完全不像“几十万大军”的样子。顿时起了轻视之意,觉得自己手握8万精兵,凭什么听中央领导?
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决定“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两河口会议后,中革军委制定了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原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依次改为红1、红3、红5、红32军。
不料,张国焘出尔反尔,延宕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使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
1935年8月上旬,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
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下辖红5、红9、红31、红32、红33军;
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下辖红1、红3、红4、红30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计划进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尔后向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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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右路军历尽千辛万苦,穿越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抵达班佑地区后,采取围点打援战术,歼敌4800人,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
然而这时张某人却电令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同志南下,企图分裂中央。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9月10日率红1、红3军和中央纵队先行北上。红5、红9军则留在了四方面军。
1935年9月20日,北上的红军部队改编为陕甘支队,下辖3个纵队、10个大队(团)。
10月19日,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在陕北吴起镇会师。至此,中央红军结束两万五千里长征。
北上期间,陕甘支队的损失不大。抵达吴起镇时,尚有7000人。
不过,其中有不少人是沿途入伍的,还有2000多人是四方面军调拨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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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初,红一方面军番号恢复,下辖红一、十五军团,合计1万余人。
红一军团由原红1、红3军组成,辖红2、红4师和红1、红13团。林彪任军团长。
红十五军团辖红75、红78、红81师和1个骑兵团。徐海东任军团长。
1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俘5300余人,缴获各种枪3500余支,成功在陕北站稳脚跟。
1936年2月至7月,红一方面军又接连进行东征和西征战役,扩大了苏区,兵力增至2.4万人。
其中,红一军团1.1万人,红十五军团8000人,方面军指挥部和直属部队5000人。
话分两头,红四方面军执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遭遇重大损失,从8万减到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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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南下损失如此之大?
一是张国焘动了四川军阀的蛋糕,遇到川军顽强抵抗。二是四方面军走了两次草地,一些部队甚至三次穿越草地。
现在提起长征 ,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艰苦卓绝、意志伟大,一路上吃草根、啃树皮。
这话当然是对的,但是并不全面。因为红军战士也是人,如果红军全程啃树皮,根本走不完万里长征。
前面说过,长征初期,中央红军是搬家式转移,既然连扫帚、擦枪布都带了,怎么可能不带现大洋呢?
只要有钱,那就不愁买粮。中央红军隔三差五还能打牙祭。
然而走草地却不同。
因为草地内,鸟兽绝迹,没有城镇,也没有村寨,连路都没有,你有钱都买不到物资。
右路军过草地前,后勤部门想尽办法准备了五天的口粮,可实际上走了七天,后面两天断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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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殿后的红3军统计,仅收容及沿途掩埋红1军指战员的遗体,就多达400人。这还是能找到遗体的烈士。茫茫草地,一望无涯,遍布沼泽泥潭,往往是一个人陷进泥沼,另一个人伸手去拉,两个人全陷进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红四方面军三次穿越草地,累计非战斗减员约超过2万人,可谓是触目惊心!
1935年4月,张国焘迫于压力,调头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会师。
1936年7月,中共中央指令红二、红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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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张国焘虽已取消另立的“中央”,但没有改变与中央对抗的立场。他企图拉拢刚刚会师的红二方面军支持自己的错误活动。
贺老总抓住张国焘急于拉拢的心思,将红32军(红九军团)并入红二方面军。
经过长征和张国焘南下、北上来回折腾,红32军就剩1500多人。
相比之下,红5军(红五军团)的境遇更惨烈。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5军加入西路军,转战于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没。自军长董振堂以下3000余人,大部分牺牲。
到底有多少老兵从江西一路走到陕北,已经无法统计。算上五、九军团,可能还不到5000人。中央红军平均每走1公里,就有4名战士倒下;每20人,只有1人能活着到达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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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有多辉煌,牺牲就有多壮烈。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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