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最后一家＂报刊门市部搬至乍浦路继续营业

上海“最后一家”报刊门市部元旦搬至乍浦路新址继续营业

“这是门店20多年来生意最好的时候”

“我现在一顿饭要吃一个多钟头。”自今年1月1日报刊门市部搬至乍浦路新址后，售报员姜俊常常刚坐下还没吃上一口饭，又要回到柜台前给顾客结账。“这是门店20多年来生意最好的时候。”

姜俊1988年开始卖报，两年后就以每年零售报刊60万份、营业额近12万元的业绩，被评为邮电系统全国劳模，人称“卖报状元”。38年来，他每天清晨4点半出发去印刷厂取报刊，6点前开门，一直营业到晚上6点多，几乎全年无休。

2019年，即将满60岁的姜俊提出延迟退休。他的想法很简单，“我退休了，整个上海就没有报刊门市部了”。今年，门店搬迁后，守住“上海最后一家”报刊门市部的使命，继续落在姜俊身上，这让他在67岁的年纪承受着比以往更大的压力。

流量是全新考验

“我也说不准，生意好是好事还是坏事，这几天真把我累趴了。”

午后1点多，是门店新开业以来少有的空闲时间，姜俊在最深处的狭小角落支起一张折叠式桌子，吃着一菜一饭。“我总算找到你了，他们说你不做了!”洪亮的声音打破短暂的寂静，一位头发花白的爷叔激动地对姜俊说。

92岁的老爷叔找姜俊买报纸已有多年，早前他喜欢骑自行车到吴淞路买报，摔跤之后有一年多没有出现了。这一天，他不顾家人反对，硬是要坐公交车找姜俊买《报刊文摘》。

看到熟悉的面孔，姜俊只是笑笑不语。对他来说，老读者找到新门店的场景在过去几天已经发生了太多次。“年纪大的老顾客为了支持我，到新门店还会多买一点。”其中不少人并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只能靠老办法，从吴淞路的旧址一路问到乍浦路。

乍浦路的新店占地面积30多平方米，比老店扩大了一倍。老读者纷纷感叹，“更大了，更亮堂了。”他们为姜俊感到高兴。“现在的门店更开放，读者可以走进来慢慢挑选报刊，更利于销售。”姜俊说，每天都有特意来打卡、顺便买几份报刊的新顾客，不同于习惯用几元零钱买报纸的常客，他们大多是中青年，更愿意付上百元买几本杂志。

生意的火热程度超出姜俊的想象。最近，在招呼顾客之余，他还要接受媒体的采访，有几天甚至“加班”到晚上9点多才回家，第二天凌晨4点半照常开始工作。

“姜师傅，报纸今天登了你的报道啦!”听闻，姜俊马上放下手头工作，抽出最新的报纸，低头看了良久。尽管与报纸杂志打了大半辈子交道，可他现在已经忙得很少有时间读报了。

“我也说不准，生意好是好事还是坏事，这几天真把我累趴了。”决定搬迁前，他一心想的只是将这最后一家报刊门市部开下去，继续服务老读者，却没想到自己做了38年的工作会突然引发如此多的关注，蜂拥而至的流量成为一种全新的考验。

一个圆满的结局

“我们依旧守候在书报的世界里，欢迎广大读者前来相聚。”

“每年都说要关，但都没关掉，顽强地生存下来了。”每逢有人走进来感叹“书报摊竟然还开着”，姜俊都会强调，“这是上海最后一家。”

2019年，这家报刊门市部本应随着姜俊退休而关张。可姜俊提出延迟退休，邮局同意其继续运营。2024年，邮局领导再次劝他退休，他又极力争取延后了一年。2025年，本是姜俊在售报员岗位上的最后一年，但转机出现了。“上海最后一家报刊门市部即将关闭”的消息吸引了许多媒体报道。

《新闻晨报》记者严山山几年前就开始关注这家门市部，采访过姜俊10多次。尽管社会关注度较高，但门市部的场地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我想给他找个新的落脚点，最好能平移过去。”

去年6月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严山山在虹口区的胜利电影院与主理人沈斌一起观影，一个念头突然闪过：报刊门市部可搬到附近的乍浦路风貌影视街，两者距离只有200米左右。之前也曾有其他区的人向姜俊伸出过“橄榄枝”，都被他拒绝了。姜俊担心门店搬到太远的地方，会给老读者带来不便。

“报刊和影视还是有许多关联的。”沈斌觉得，“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2023年底，沈斌在去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路上，偶然路过开在吴淞路上的报刊门市部。“我以为上海已经没有书报摊了。”他走进这家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店，发现报刊种类非常丰富，惊喜万分。

生于20世纪70年代，沈斌从小就有读报的习惯。发现姜俊的门店后，他有空就会去那里挑几本电影杂志。

“买一份杂志可能也就是一杯咖啡的钱，但这种消费习惯已逐渐消失。我作为一个报人，也想为城市保留油墨香。”在报社工作了25年，严山山与姜俊一样见证过纸媒的黄金时代。

严山山与沈斌一拍即合，但他们并不确定姜俊是否愿意继续开店。“我需要考虑一下，隔天回复你们。”姜俊站在柜台里边回应他们。后来，姜俊回忆起那个时刻，“我没有犹豫过。”当天晚上，姜俊回复：“家里人同意了。”

去年10月底，姜俊在店门口贴出告示：报刊门市部自2026年1月1日起，将迁至乍浦路430号新址继续营业。“我们依旧守候在书报的世界里，欢迎广大读者前来相聚。”售报员姜俊和老读者似乎迎来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但现实世界的运行规则却更复杂。

是一种休闲方式

“卖报的确是门很小的生意，但对许多老百姓来说，它是刚需。”

实际上，在正式对接搬迁事宜前，沈斌犹豫过。“我是做电影的，我们要尊重市场。”他思考过，报刊门市部在今天是否还有存续的价值。

“如果算商业价值的话，我不会去做。”沈斌很肯定地说，乍浦路上的门面租金一个月10000多元，再加上水电费用，只会“越卖越亏”。

沈斌认为，书报摊的文化价值远高于其商业价值，而且不可忽视的还有那些保留着阅读纸媒习惯的中老年群体。于是他们在去年12月中旬卡着点将报刊零售的相关证照办下来。“很多读者跟我说，他们不是不看报了，而是没有地方能买到报纸。你要承认，纸媒还是有它的受众的。”姜俊说。

这么喜欢读报纸，为什么不直接向邮局订阅？严山山曾有这样的疑惑，后来往门店跑的次数多了，他也明白了，许多老人将出门买报当作一种休闲方式，也是与外界接触的一种渠道。姜俊做了38年的售报员，自然有在他这里买了30多年报纸的老读者。当他们不约而同到门店买报时，便会像老朋友一样“嘎讪胡”。

30多年来定期光顾书报摊的一位爷叔拿起面前的报纸，熟练地翻到自己想看的版面说：“喏，侬看，我现在就冲着《解放日报》的‘朝花’、《文汇报》的‘笔会’、《新民晚报》的‘夜光杯’买报纸。”他一边把报纸卷成几摞，一边找出零钱。这番话激起了旁边一位爷叔的怀旧情绪，“‘新民夜报，夜饭恰饱’，小时候都是快要吃晚饭了，夜报才送到弄堂里。那时，报纸最多的时候出了100多个版”。

“卖报的确是门很小的生意，但对许多老百姓来说，它是刚需。”严山山说，他见过老读者一次性买走几十份报纸存货，也有年轻读者从外地赶来买地理类、军事类杂志，有时一次性就花几百元。“上海没有第二个像这样品类完整的报刊零售网点，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这些老顾客不仅对纸媒情有独钟，还在30多年的岁月中习惯了姜俊的服务。老顾客只要走进门市部，递出零钱，姜俊看一眼对方面孔，手几乎同时就在报纸堆中抽出一份。一手交钱，一手交报，无需言语，全程不过几秒钟。

充满了不确定性

“现在没有批发报刊的途径，只能先到邮局自费订阅，再转为零售。”

姜俊时不时会回想起上世纪90年代，那既是纸媒的黄金年代，也是报刊零售业的顶峰，那时每天一开始营业便顾客盈门。

与他的老读者一样，姜俊一直保留着老式的报刊零售模式和工作习惯。如今，他在互联网上“出圈”了，巨大的流量涌向他，他一时难以承接。

过去30多年，不论客流量多少，姜俊对自己的读者群可谓了如指掌，能粗略估出每份报刊的需求量，店里的报刊种类固定在近1000种。而现在，报纸卖得更快了，姜俊为了及时补货，不得不多次中途离开柜台，赶到老店旁的邮局取回存货。“本来隔天的报纸，我都存50份在那边，现在都要取回来卖了。”

遇到新读者指明要某一份报刊，姜俊只能先记下需求，再到邮局订阅，等到下个月再上新。“这个我提前是算不到的，订杂志都是按照一个月、半年、一年来订的。”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量，姜俊打算今年再扩充二三十种报刊。

“现在上海没有批发报刊的进货途径，我只能先到邮局自费订阅，再把它转为零售。”姜俊说，他无法预估每天生意的好坏，只能在门店“被动服务”，这充满了不确定性，卖不出去的报刊就会积压。让他庆幸的是，线下线上的读者群足够庞大，能够“消化”这些存货。

“守住上海最后一家报刊门市部的压力，现在就由我来承担了。我不后悔自己做过的决定，但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干到什么时候。”姜俊今年67岁，相比不少同龄人，身体状况还算不错，但也避免不了一些状况，“刚刚我去邮局取货，走的路不算远，但心跳很快，就在那坐了一会儿”。

与姜俊搭档了20多年的徐依萍比他小一岁，她以前能从早上6点看店到下午4点，现在只能做到中午12点。姜俊心里清楚，没有人能接他的班，培养徒弟更是后话。“这是个很苦的工作，但不是一件多难的事。我会做，其他人也能做，但为什么很少有人做？上海有这么多家咖啡店，为什么不能多几家书报摊？”太累的时候，姜俊也会嘟囔几句。

下午5点半，门店休业时间，客流量少了许多。“线下太忙了就顾不上线上的读者，还有十几个快递等着发。”店里终于只剩下姜俊一个人，他伏在柜台上，埋头在白纸上抄写手机上的信息，急着赶在邮局下班前寄出快递。

“走一步看一步。我在熟悉新的环境，读者也是。”姜俊不知道这家报刊门市部还能开多久，他只想做好眼前的事，像过去38年一样服务好每一位读者。

(来源：解放日报 见习记者 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