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假面下的食人海滩：自由经济、民主神话与四千亡魂

当很多公知在鼓吹西方文明如何发达先进，经济体系如何自由完美，民主神话如何代表人类前进方向时，却从不敢提及它们来时的路，是如何充满黑暗和泯灭人性。

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史例——伦敦弗吉尼亚贸易公司。

这家公司的开端堪称一幅荒诞的群像：十几个体面的英国绅士，整日做着淘金与决斗的白日梦，却从未踏实干过一件正事，每人带着一两个仆从伺候假发、擦亮皮带扣、准备下午茶，再加上寥寥几名珠宝匠、玻璃匠，以及更多身怀“下三滥”技艺的人，在往返大西洋两岸的船舶上游荡。船只剩余的空间则塞满了半饥半泊的流浪汉、贫苦儿童、窃贼的遗孀，以及形形色色的罪犯。这些人被扔到遥远的大西洋彼岸，一片原属于土著的土地上。数年之后，船只再度归来，只为清点还有多少喘气的。这幅悲惨图景，便是伦敦弗吉尼亚贸易公司经营其唯一业务——管理詹姆斯敦殖民地——的真实写照。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曾刊登了一篇题为《詹姆斯敦触目惊心的发现：17世纪弗吉尼亚的苦难与生存》的文章，讲述了在詹姆斯河畔、距切萨皮克湾口60英里处的考古发掘。那里是1607年建立的北美首个永久英属殖民地。

1992年，考古学家威廉·科尔索发掘了詹姆斯堡旧址，其发现残酷地印证了关于“饥饿时代”（1609-1610年冬）的种种悲惨记录。大量被宰杀的马、猫、狗、鼠、蛇的骸骨，诉说着定居者愈发绝望的处境，最终变成许多草草挖就的坟坑，其中一些叠压着数具遗骸。冬季来临前尚有215名定居者，待到次年春天，仅余70人存活。

即便首批殖民者大半饿死，公司的支持者们仍不遗余力地炮制《来自弗吉尼亚的福音》这类文章，描绘新大陆宛如天堂：“物产丰饶，取之不尽，如创世之初，无需受苦劳作。”雪松比亚速尔群岛的更高，娱乐活动丰富多彩，葡萄“全世界最多”。土著被形容为“最具绅士风度、最友爱、最诚实，毫无诡诈之心”，行事完全遵循英国礼仪，并“如我们英国人一样，始终秉持公平与仁爱”，热情欢迎英国人到来，仿佛不列颠先民欣然接纳罗马文明。

公众对公司的兴趣与日俱增，淘金梦随之膨胀。入股探险几乎无门槛：任何人只需支付12英镑（无力支付者则沦为契约奴，以数年劳役抵偿船费）即可成为股东。投资者中不仅有富商贵族，也不乏莎士比亚这等名人。组织者毫不掩饰公司的营利目的：利润将来自开采贵金属矿产，或获取玻璃、毛皮、纯碱、油料、治梅毒的木料等物产。

亦有传言称——尽管英王詹姆斯一世已与西班牙言和，官方对此予以否认——该殖民地将是劫掠西班牙珍宝船的绝佳基地，那些船只满载财富却防卫松懈。部分组织者甚至幻想英国人能联合逃亡奴隶组成的海盗团伙及北美印第安部落，将西班牙人逐出富庶的殖民地。若此类机会增多，公司的回报将难以估量。

对公司支持者而言，前景似乎一片光明，因为劳动力近乎无限——失地的佃农、监禁的乞丐、轻罪罪犯皆可征募。成千上万的英国人被运往詹姆斯敦，其中多数非出自愿。他们的工作条件极端恶劣，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惩罚却残酷无比。被送去的契约奴中，仅五分之一活过七年劳役期；至于孩童，存活率只有十分之一。

弗吉尼亚贸易公司的暴虐并非偶然，而是17世纪初英国劳动力严重过剩压力下的必然产物。封建制度下，贵族依靠农奴供养。但15至16世纪，贵族发现驱逐农奴更为有利。随之而来的“圈地运动”将农田变为牧场，把无数农民赶出家园，使其沦为荒野流民或城市贫民。圈地范围极广：航拍照片与考古显示，约有一千个村落因此湮灭，近四分之一英国土地受影响。与此同时，英国征服爱尔兰、驱逐吉普赛人与非洲人，进一步加速了旧秩序的崩塌。

失地即意味着犯罪。在亨利八世时代（1509-1547），流浪者会遭鞭笞、割耳或绞刑。爱德华六世时期（1547-1553），他们胸前会被烙上“V”字。1598年《惩治乞讨法》规定，初犯鞭打至见血，再犯则发配划船或济贫院苦役。

弗吉尼亚公司的头目们认为，向殖民地输送过剩人口是一举两得：既给多余人口出路，又为英国清扫“垃圾”。而英国统治者或许更意在扑灭起义之火——1607年米德兰斯爆发大规模动乱，一群信奉平均主义的农民填平了圈地排水沟渠以恢复耕地。

公司创始人之一爱德华·哈克卢特耗费二十年鼓吹此理念，直白地将向殖民地输送剩余劳动力称为“没有围墙的监狱”。1609年，公司要求伦敦市“清除城区及郊区蜂拥滋生的过剩人口，彼等带来持续死亡与饥荒，其聚集处乃王国瘟疫之温床”。

应公司请求，议会于1618年通过法案，允许公司强征年约八岁的英格兰与苏格兰儿童。公司领袖约翰·唐在1622年许诺，将“把流浪者及其子女从街道、门阶上清除干净，并令其有所事事”。历史学家约翰·范·德茨描述：“孩子们像牲畜般被逐出城镇，关进船舱。”横渡大西洋的幸存者，每日仍面对例行虐待。所有人，包括儿童，皆被视同士兵管理：初犯系颈足，再犯鞭笞，三犯则囚禁船中苦役。这套纪律仿自荷兰军法，由托马斯·盖茨爵士等人引入弗吉尼亚。

在此规则下，微末过错亦招致严惩。偷一穗玉米或一串葡萄，可判死刑。窃取两三品脱燕麦粉，则用针刺穿舌头，锁链捆于树上直至饿毙。

反抗公司统治会招致更可怕刑罚。若有人发表“忤逆”总督之言，管理者会令打断其臂、锥刺其舌，再由四十人轮流殴打后驱逐。托马斯·哈奇仅因抱怨制度不公，便遭鞭打、戴枷、割耳，并加罚七年劳役。

相比之下，公司职员违纪至多被开除。而当一群逃亡者被发现与印第安人共处时，戴尔总督的惩罚令人发指：“部分绞死，部分烧死，部分车裂，部分火刑，部分枪决。”

虽有说法称送儿童至殖民地是为让其学徒，以劳动换取教育，但这纯属无稽之谈。历史学家埃德蒙·摩根指出：“几乎所有学徒都如同英国最底层仆役。”他们须无偿服务至21或24岁，主人并无义务教导或支付报酬。儿童的境遇可从死亡率窥见：1619年，数百名8至16岁孩童从伦敦贫民区运至弗吉尼亚，其中有名姓记录的165人里，六年后仅12人存活。

虐待奴工之事罕被追究。伊丽莎白·阿博特被主人鞭打至少五百次致死；伊莱亚斯·欣顿被主人以耙打死。均无记录显示施暴者受惩。

某种程度上，弗吉尼亚的暴行体现了当时森严的社会等级。但公司在殖民地对待奴工比在英国更残忍，因其管理者不受本土法律习俗制约，享有绝对权力。买卖奴工司空见惯，乃至有荷兰船长目睹地主以仆役为赌注打牌。一位英国船长写道，他看见奴工“如马匹般被买卖”。在这段特殊时期，弗吉尼亚贸易公司构建了一套“将人化为牲畜的劳动体制”。

使公司困境加剧的，还有投资者之间的战略分歧。大商人集团主张稳健经营；以罗伯特·瑞奇为首的第二集团力主劫掠西班牙船只；埃德温·桑兹爵士领导的第三集团则要求更激进地榨取利润。最终，投资者支持桑兹方案：给予殖民地上层更多激励，输送更多奴工，并发展木材、丝绸、葡萄酒、玻璃等多样化产业。

作为桑兹计划一环，公司设立了由总督任命上议员、地主选举22名下议员组成的治理机构。1619年，弗吉尼亚议会首次召开——同年，首批非洲黑奴被带入殖民地。于是，这个既是英国穷人死亡营、又开启北美黑人224年血泪史的地方，竟因创立了首个欧洲人立法机构，被称为新大陆“民主摇篮”。

北方，马萨诸塞殖民地也在特权阶层中产生了类似议会。随定居点扩张，新罕布什尔、罗德岛、康涅狄格相继仿效；南方（除佐治亚）亦步弗吉尼亚后尘。宾夕法尼亚与特拉华在威廉·佩恩组织下建立议会；1682年，纽约民众请愿后也设立了类似机构。

桑兹计划实为一场“挖墙脚”行动。正如历史学家埃德蒙·摩根所述：“官员利用实权暴富，公司却走向崩溃。”通过向每50英亩土地征收1先令“免役税”、建立可转让土地的“特殊农场”等手段，公司资产不断流入私人腰包。“我们由此看到私营公司不受监督、肆意敛财的丑态，看到机会来时贪婪如何膨胀——其行径使少数人暴富，多数人遭殃。”

最终，投资者内斗引发外部调查。股东塞缪尔·洛特算了一笔账：桑兹计划下，3570人被送至殖民地，加上原驻700人，三年后仅剩900人存活。其中约350人死于印第安人之手，其余3000人死因成谜——显然大多亡于饥饿、疾病、虐待或烟草种植园的过度劳累。洛特愤言：“此计划之结果，是三年内三千人丧生。”

洛特等人要求国王介入调查。报告出炉后，英王于1624年迅速撤销公司特许状，将殖民地收归王室直辖。自殖民地建立，共有6000名成人与儿童被运抵，其中约4800人丧生。

弗吉尼亚并非孤例。从爱尔兰、西非、加勒比海到北美沿岸，环大西洋地区惨剧频仍。在此区域内，被招募的水手与种植园工人间形成了多文化融合，信息传递亦极迅速。1619年，公司向伦敦市政厅索要感化院儿童的消息，便引发了孩子们的抵抗。殖民地恶劣条件日益为投资者所知，细节不断披露，显然，感化院的孩子们早有耳闻。

反抗之火在整个17、18世纪不断燃起，最激烈的常是水手与镇压者的巷战。1765年一次抗议中，英国将军托马斯·盖奇注意到，造反者多是“受掠私船船长指挥的大量水手”。

18世纪，往返于波士顿与纽约等港口之间，一种新的、融合了多元受难者经历的反抗意识正在酝酿，最终将汇入颠覆时代的怒潮。詹姆斯敦的骸骨，早已埋下了未来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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