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周总理弟弟来到北京，邓颖超对他说：恩寿，咱俩可都是委屈人

1984年，周总理的弟弟周恩寿特地赶到北京探望邓颖超。一见到这位亲人，邓颖超立马攥住他的手，眼眶泛红：“老弟，这些年你遭了不少罪啊！”

一听嫂子这话，周恩寿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邓颖超叹了口气，接着说：“不光是你们这些弟妹、侄辈没借着他的光，连我这做妻子的，也被你们哥管得死死的。今天咱家人聚齐，就把这些年憋在心里的话全倒出来。”

这话听着让人纳闷，邓颖超为啥会觉得委屈呢？这就得从周总理立下的那十条“家庭铁律”说起了。

周总理这人，一辈子都克己奉公，心底装的全是老百姓。虽说坐在高位上，却从来没想过搞特殊，更不会用手中的权力给家里人捞半点好处，甚至不准亲友提他的名号谋便利。也正因如此，他特意定下了十条硬规矩，让全家人都照着做。

这规矩一条条都卡得极严：晚辈不能丢了工作专门来看他，只能出差顺路来坐坐；来了都得住国务院招待所，不许搞特殊安排；吃饭必须去食堂排队买，有工作的自己掏饭票，没工作的他来垫钱；看个戏也得自己买票，不能用公家的招待券；不准请客送礼，不准开公家的车办私事；自己能做的事绝不麻烦别人；日子过得越朴素越好；在外头绝不能提和他的关系，更不能拿这炫耀；最后一条，也是最核心的，就是不准谋私利、搞特殊。

周家上上下下，没人敢破这些规矩，就连亲弟弟周恩寿也不例外。

早年间闹革命的时候，周恩寿也是个共产党员，负责地下工作。后来虽说离开了组织，但一直没断了给党出力——捐活动经费、送紧缺药品，这些忙都没少帮。之后他还在村里宣传党的主张，好几次都差点被敌人抓走。

1928年5月，周总理和邓颖超要去莫斯科参加六大，结果在大连被日本水警拦了下来，没办法只能折回吉林。这段路上，全靠周恩寿暗中打点，一路护送着哥嫂去了哈尔滨，才算确保了两人的安全。

周恩寿是个大学生，又有革命经历，论学识论资历都不差。新中国成立后，按说他完全有资格当干部，中央也确实有这个想法。可周总理直接拦了下来：“就因为他是我弟弟就给官做，这万万不行。”

在他看来，干部选拔得看真本事、看实际贡献，不能靠亲戚关系。要是周恩寿因为这层关系上位，外人该觉得不公平，也会丢了老百姓的信任。最后在周总理的建议下，周恩寿去了钢铁局上班。临走前，周总理还特意给钢铁局的领导写了信，反复叮嘱：“别因为他是我弟弟就特殊对待，让他从最基层干起。”

其实不光周恩寿，邓颖超也受过类似的“限制”。

新中国刚成立那会，政务院选部门领导，有人提议让邓颖超担任一个职务。论资历和贡献，邓颖超早年就参加革命，跟着周总理出席过六大，还参与过长征，当个部长绰绰有余。可周总理一口回绝了，他说：“我是国务院总理，要是她当了部长，外人难免会觉得她的决策有我的影子，这会搅乱工作关系和家庭关系，对党的事业没好处。”

最后邓颖超去了全国妇联当副主席，不少人都为她可惜，可她自己倒挺坦然。在她看来，不管在哪个岗位，只要能为老百姓做事、为国家出力，都一样。

更让人佩服的是，按规定邓颖超能拿行政三级工资，可周总理说：“六级就够了。”就连他自己，本该拿行政一级工资，最后也主动降到了三级。这事儿还和毛主席有关，当时毛主席为了安抚烈士家属，主动带头降薪，周总理也是跟着响应。

面对这些，邓颖超从没抱怨过，还常跟人说：“党中央的话我们都得听，恩来是总理，他说得对，我就照做。”

周总理的家风有多严，在他身边住了15年的侄女周秉德最清楚。她常说，伯父总教育他们：“我们是共产党，不能学封建社会那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裙带关系绝不能搞。”

周秉德毕业后在北京一所学校当老师，才三个月就被调到朝阳区委参与“肃反”工作。周总理听说后，立马严肃地问她：“你怎么不当老师了？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才被调走的？”

周秉德委屈极了，赶忙解释：“真不是！人家都不知道我是谁，是因为‘肃反’需要，上级从学校抽调党员，我们学校党员本来就少，我才被选中的。”

知道自己错怪了侄女，周总理赶紧道歉。周秉德也能理解伯父的心思，不光不怪他，还打心底感谢这些年的严格教导。

其实严格的家风才是真的为家人好，不少老革命家都这样。反观有些身居高位的人，总想着给子女捞好处，最后贪心不足，终究会栽大跟头。

话说回来，1984年周恩寿探亲时，邓颖超也曾跟他说过：“这些年我也遇过不少难处，但从没怨过恩来。他做得对，要是我们俩都占着高位，老百姓该怎么看我们，怎么看党？”

周总理这一辈子，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得失从来都不放在心上。这种态度，不光体现在工作上，更融入了家庭里。

对亲人严格，看似“不近人情”，实则是最真的爱护——他是想让家人明白，国家的利益、老百姓的利益，永远比个人得失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