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美术馆卢浮宫特展：惊喜还是落差？

作者 冯娟

若你期待一场如“法国大餐”般浓墨重彩的艺术盛宴，或许会对这场聚焦印度、伊朗与奥斯曼艺术的展览略感失望——毕竟，它并非以西方美学为叙事主线。但若你恰逢其时，在浦东美术馆邂逅“非常毕加索：保罗·史密斯的新视角”与卢浮宫展《图案的奇迹》的联袂呈现，那便是一场足以让你“饱腹感满满”的艺术狂欢。

卢浮宫《图案的奇迹》展印度展厅

展览以法国路易十四的珍藏拉开序幕。这位痴迷艺术、深谙收藏之道的国王，将艺术品视为君主权威的象征，斥巨资购藏珍玩。其硬石花瓶中，不乏来自莫卧儿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瑰宝，它们曾装点卢浮宫与凡尔赛宫的殿堂，亦是首批入藏卢浮宫的伊斯兰艺术品。

展览分设印度、伊朗与奥斯曼三大展厅，伊斯兰艺术对几何图形与花卉的痴迷贯穿全场，形成独特的视觉韵律。1.5小时的观展之旅，宛如一场穿越图案史的奇妙旅程，而最令人惊艳的，当属以朱红色为基调的印度展厅。

印度展厅‌以莫卧儿帝国为核心，展现其融合本土、波斯与欧洲传统的创新美学。莫卧儿王朝通过形式革新，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艺术语言。皇帝们热衷搜集稀世奇宝——祖母绿、红宝石、玉石、大马士革钢，将艺术视为财富的延展。他们对玉石的精雕细琢令人叹服，甚至将匕首、梳子、鼻烟壶乃至鸡蛋大小的石头，雕刻成可佩戴、可传世的图案艺术品。展中顶流当属一件镶嵌红宝石、祖母绿与金线的马头匕首：玉石雕成的手柄暗示其奢华工艺，或为赏赐重臣、赠与结盟家族的礼物。这件武器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正是莫卧儿帝国荣耀的缩影。另一组16世纪风靡印度与伊朗的装饰风格笔盒，曾为法国珠宝商路易·卡地亚带来灵感，亦成为展中亮点。

一件珍珠母贝材质的托盘堪称巧夺天工——它以花蕊为核心，放射状排列四种花卉，与珍珠母贝的光泽交织，构建出“花卉盛开的国度”。若未细观器物图案，或未将其与中西艺术中的类似纹样对比，便难以体会策展人的匠心。

匕首 印度，17世纪（卢浮宫《图案的奇迹》展）

匕首 印度，17世纪（卢浮宫《图案的奇迹》展）

笔盒（两件）印度，1575-1625年（卢浮宫《图案的奇迹》展）

笔盒（两件）印度，1575-1625年（卢浮宫《图案的奇迹》展）

梳妆镜 印度（卢浮宫《图案的奇迹》展）

托盘 印度，1585-1615年（卢浮宫《图案的奇迹》展）

‌伊朗展厅‌则以“蒂芙尼蓝”为基调，营造出梦幻氛围。从中国到伊朗的贸易脉络中，17世纪欧洲与东亚商品对萨法维时期工艺品的影响尤为显著，尤其是陶瓷业。萨法维陶工竭力仿制中国青花瓷，作品虽与原型高度相似，却常以独特色调与工艺加以创新。尽管陶器在致密性与重量上不及瓷器，但成熟期的展品在图案设计、绘制工艺上堪称佳作，体现了细密画与波斯传统故事的深刻影响。

展览还深入探讨了19世纪下半叶什叶派宗教仪式的视觉表达，如用于丧葬游行的仪仗生旗、塔齐耶仪式中的武器与盔甲，以及卡扎尔王朝的肖像画作（如法特赫-阿里·沙阿·卡扎尔肖像，1800-1806年，布面油画，米尔·阿里作，此画曾作为外交礼物赠予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这些展品不仅承载历史，更成为跨文化对话的桥梁。

卢浮宫《图案的奇迹》展伊朗展厅

卢浮宫《图案的奇迹》展伊朗展厅陶器

卢浮宫《图案的奇迹》展伊朗展厅陶器

赛诗会饰板 伊朗，17世纪中叶

什叶派宗教仪式 一对猫型饰 伊朗，1850-1900年

法特赫-阿里.沙阿.卡扎尔（1797-1834年在位）肖像（米尔.阿里作）伊朗，1800-1806年

‌奥斯曼展厅‌则聚焦阿拉伯书法与陶瓷的图案创新，展品包括玉杯、梅枝砖与孔雀纹盘。奥斯曼人以奢华赞助艺术，创作出精美的图书艺术、纺织品与陶瓷，这些作品如今成为卢浮宫的核心馆藏。展区还呈现了《古兰经》抄本（土耳其，16世纪，皮革、墨、金、纸）等宗教艺术珍品，以及从大马士革到开罗的文化交流轨迹。

卢浮宫《图案的奇迹》展奥斯曼展厅

《古兰经》抄本 土耳其，16世纪

铭米赫丽玛苏丹公主（1812-1838年)名号的执壶与托盘 土耳其，19世纪

从大马士革到开罗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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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娟

经济观察报视频部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