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真实身份：史学家还是文学家？

一个卓越的史学大家必定同时也是文学大家。

你想象的史书是怎么写成的，绝对忠实地记录历史事实不敢越雷池一步？

如果你这么认为，很有可能因为你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史书只记录历史事实是不够的——假如你希望成为一个卓越的受人尊敬的史学大家的话——因为史书还有一个好不好看、好不好读的问题。任何一个史学家都不希望他的史书干货满满读起来却味同嚼蜡，就好比任何一个大厨都不会把一大堆高端食材一锅烩煮熟了事。

所以你看，中国有二十四史，但被后世公认既具史学价值又具文学价值的只有四部——《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

而且你还会发现，人们对这四部经典史书的评价维度通常是史学价值+文学价值，而非单纯的史学价值。这样的评价维度本身即折射出人们对史书的文学期待。

事实上，后世对四位史家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四人的定位，就是史学家+文学家，而非单纯的史学家。

今天，我们评论《史记》时常常这样说：它奠定了中国纪传体正史的编纂范式，它史料详实是研究上古至西汉历史的核心文献；同时，它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语言简洁凝练，叙事生动传神，人物刻画入木三分，兼具史学的严谨与文学的感染力。

后世对其他三部史书的评价大致亦然。

比如说，《汉书》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编纂传统，史料考订精密，对西汉制度、经济、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系统，是研究西汉历史的权威史料；其文风典雅醇厚，语言庄重凝练，人物传记叙事严谨，细节刻画细腻传神，堪称汉代散文的典范。

《三国志》是研究三国历史的重要正史史料，是《三国演义》的核心框架；其文笔简洁，人物形象鲜明，是后世文学创作的经典素材。

《后汉书》呢，史料取舍严谨，纠正了此前东汉史的诸多谬误，是研究东汉历史的最主要史料。文笔简洁流畅，议论辞采华丽；人物传记生动传神，部分传记兼具史学的客观性与文学的抒情性。

可以说，史学与文学的双重价值在四大史书的细节描写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么史书的文学性究竟怎么体现出来的呢？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看看：

以《史记》名篇《鸿门宴》为例，刘邦一众人来到鸿门向项羽谢罪，甫一坐定，“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

这里的范增“数目项王”“项王默然不应”，即使有史官在现场也未必会做这样的细节性记录，那这样的细节刻画怎么来的呢？答案只有一个：司马迁自己想象并演绎出来的——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基于逻辑的史事还原。

再比如《史记》《刺客列传·荆轲》“易水送别”一节：“太子及宾客皆白衣冠以送之”“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

“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现场根本就不可能有史官在，这样的场景怎么就出现在《史记》上了呢？答案仍然是：司马迁自己想象并演绎出来的。

再比如“图穷匕见”一节：“轲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绝袖。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恐急，剑坚，故不可立拔。”

这里面有一连串的动作及细节描写，仍然只能是司马迁的文学演绎。

再比如，《史记》《李斯列传》“厕鼠仓鼠之叹”一节：李斯见“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须知，李斯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吏，“厕鼠仓鼠之叹”只是他当时的心理感悟，这样的内容出现在《史记》里，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司马迁的文学演绎。

其他几部史书类似的例子同样很多。

比如《汉书》《李广苏建传·苏武传》“牧羊北海”一节：幽武置大窖，绝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徙北海牧羊，“羝乳乃得归”；廪食不至则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

苏武一个人在北海（今贝加尔湖）牧羊，怎么会有另一双眼睛盯着看他做什么？这就是我此前曾经讲过的一个观点——“上帝的视角”——即史官的想象力与文学表达能力。

《三国志》一向以细节描写传神著称，如《先主传》“煮酒论英雄”一节：曹操从容谓备：“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备方食，失匕箸；值天雨将至，雷声大作，备因谓操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于此。”

“备方食，失匕箸”就是文学演绎。

《三国志》的《简雍传》“具器论罪”一节：蜀旱禁酒，藏酿具同罪。简雍与先主行，见男女同行，雍曰“彼欲行淫，可缚”，先主问故，雍答“彼有其具，与欲酿者同”，先主大笑，遂除藏具之禁。

这段极为精彩的答对，让人看到了一个既智慧又幽默的简雍。但是，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里面添加了不少陈寿个人演绎的成分。

比如《后汉书》的《蔡邕传》“琴中杀心”一节：蔡邕赴邻人宴，至门潜听琴曰“以乐召我而有杀心”，遂去。弹琴者解：“见螳螂向蝉，一前一却，心耸然恐其失，此岂杀心而形于声乎？”邕莞然而笑。

“以乐召我而有杀心”乃当时蔡邕的心理活动，不说出来别人断不可能知道，史书写心理活动，这不正是小说的笔法吗？

我不厌其烦地举例，只为表达一个观点：四大史书最精彩的细节描写，往往是史家的文学演绎而非史实。但人们不因为“细节的演绎”而否定其史学价值的严谨性，乃是因为细节无伤大雅，且反增史书的可读性。史书的框架是由诸多大事件构成的，大事件决定了历史的走向，细节的演绎只会让史书变得鲜活。所以，我们不会因为一部史书写得好看而否定它是一部史书。正是这种史学的严谨与文学的感染力，让《史记》等四大史书成为后世公认的经典，也让司马迁等人成为兼具史学家与文学家双重身份的文化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