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春城疑案，竟牵出一个寡妇的地下私情（六）

书接上回。

但在上月24日，又来了一个哥们儿，名叫衣仁生，老麻唤他小衣。小衣比老麻小十来岁，昆明当地人，是老麻被洋人从盘龙江请到昆明后结交的第一个朋友，老麻很看重这份友情。小衣读过高中，没有毕业，不过英语说得好，他家里三代信教，老爹是留洋西医。抗战时昆明修机场供飞虎队起降，美国人要跟当地人打交道，小衣此时泰森先生当翻译，每天接触，时间长了就成了朋友。老麻的老婆就是小衣给张罗的是个寡妇，以前在小衣老爹供职的医院里打杂。

　　泰森先生回美国后，小衣就到机场继续当翻译，和老麻接触少了，不过交情还是在的，经常给老麻送些美国货。老麻没有好东西还他的情，只有给他弄点儿贵重药材、蛇酒。抗战胜利后，小衣的老爹生病死了，他又没了工作，经济情况变糟了，而老麻那时收入还不错，就经常资助他，一年后，小衣终于有了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可能比较忙碌，到老麻这边来的次数就少了。

　　昆明解放后，小衣又换了一份工作，去银行干了。老麻因为以前跟“保密局”特务打过交道，被公安局盯上了，隔三差五传唤过去盘问，弄得灰头土脸，人人都对他不待见，包括这个小衣。等情况查清后，公安不再找老麻的麻烦，小衣才偶尔过来坐坐，聊几句。

从上月24日到30日这一个星期里，小衣竟来了六次，每次都带着礼物，烟酒火腿、衣服鞋子之类。他来干什么呢？小衣也不说，老麻一时没头绪，但他肯定小衣有事相求，而且那事还不会小。4月30日那天，小衣请老麻去“百味馆”喝酒，老麻隐约意识到这顿饭不是那么好吃的，可不去吧，又抹不开面子。

　　果然，酒过三巡，小衣摊牌了，要老麻把今年捉到的唯一一条“阿雷”转让给他。老麻觉得有些奇怪，小衣干的并非制药这一行，他要这条毒虫干什么？别看这么小小一条虫，却是罕见之物，开价不低，而且只卖给同行，不是这一行的，给多少钱也不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虫子剧毒，毒性甚至超过五步蛇。同行买去自有用途，可寻常人拿来做什么？万一是用来害人咋办？老麻最大的担心就是小衣把毒虫买去是为了害人。如果是这样，不是把老麻也连累了？所以，老麻对于小衣的要求一口回绝。

　　小衣没有表示出任何不开心，照样笑嘻嘻地给老麻敬酒，席间再也不提买毒虫之事。老麻以为这桩事儿就这样过去了，接着小衣掏出三张戏票送给老麻，说北京名角儿李少春这几天在昆明演《野猪林》，这是明天晚上的戏票，麻兄可以带嫂子和公子去看看。老麻喜欢看京戏，李少春来昆明演出，老麻本就打算去看的，无奈戏票早已售罄，现在小衣给准备了，自是大喜过望。

　　次日晚上，老麻携妻儿去观赏了李少春的精彩表演，回家之后，老麻开始检查一遍后院词养的那些毒蛇毒虫的情况，这天他检查下来，发现“阿雷”竟然失踪了！这条毒虫原本安置在一个由玻璃、木板拼制成的长宽高各尺许的特制箱子内，四周均有透气孔，上方是可以任意调整控制光照的顶盖。现在，不但毒虫，整个儿箱子都不翼而飞了！而家中其他贵重物品，一样没少。再看门窗以及高达两米五的顶部装着铁丝网的围墙，均未见遭到破坏的痕迹。老麻因此断定，窃贼持有自己住所的钥匙，趁他全家外出看戏的机会开门而人，堂而皇之地捧走了那个装着“阿雷”的木箱。

　　虽然老麻没有学过刑事侦查，但把失窃前发生的事一联系，也不用请教什么福尔摩斯、霍桑，就是问问树上的麻雀大概也能知晓答案了——必是小衣那厮所为！

从5月1日到刑警今天登门，老麻一直在寻找小衣。不但在昆明市里四处打听，还去了郊区，可是别说见到人了，连消息也没打听到，就仿佛人间蒸发了。以老麻对小衣的了解，他认为小衣不大可能逃往外地，因为别看小衣给美军做过译员，穿着空军军便服、跟那么回事似的，其实从没离开过昆明，他的圈子里也多是守法良民，没有所谓的江湖朋友，他本人更不可能有什么江湖经验。让他一个人出去闯荡，只怕还没出昆明就找不着北了。所以，小衣应该还在昆明，估计是在某个隐秘地点躲着。

　　老麻对警察表示说，念在和小衣多年交情，这事他本想私下解决，没有惊动公安。现在公安找上门来，那我只能如实奉告。顺便请教，我要把“阿雷”要回来，哪怕是虫尸，我正在试验用它的毒素治疑难杂症呢！我是向税务局交税的合法经营户，毒虫的来源也正当合法的。至此，刑警已基本断定就是“阿雷”要了陶郎中的命。此时警察的任务是尽快找到小衣。

命案发生的第七天一5月15日，专案组刑警全体出动，开始访查嫌疑人衣仁生的下落。警方分析认为，衣仁生的社交范围就地域而言比较狭窄，这于访查是一个便利条件。但是，他曾为美军服务，美军与昆明当地人接触时他负责翻译，因此与昆明本地的各个行业各色人等都有接触。抗战胜利后，他的西医父亲去世，美军的撤离导致他自己也失去工作，好在有以前积累的人脉关系，尽管经济拮据，倒没有冻饿之虞，衣着也照样光鲜，甚至还能借朋友的光出入妓院。像这样一个主儿，要想短时间躲藏一下，肯定有人为其提供方便。

因此，专案组先对对衣仁生的社会关系进行了细致分析和调查。调查分几个方面，所有亲戚当然是必须查摸到的；以前的一些邻居和关系密切的同学也要接触，其父生前是春城比较有名的西医，他的同事、弟子也需要问一问。但专案组推断，上述这三类关系虽然看似最容易被衣仁生利用，但衣也应该能够想得到，如果警方要找他，也会从这三类关系入手。所以，他投靠这三类人的可能性不大。

除此之外，专案组另有两类调查重点：一是衣仁生在抗战时期为美军做译员时结交的那些熟人关系；二是小衣色心颇重，虽至今未婚，但与其有染的女性据说为数不少，而一般说来，年轻女性容易受蒙蔽，有时还会特别仗义，这些女人有可能铁心包庇小衣。

　　因此警方根据调查方案开始调查，可经过5月15日、16日两天调查下来，三百多名对象都说肖五一劳动节以来再也没见过小衣。这就奇怪了，刑警不得不考虑到他们最不愿意面对的一种可能：衣仁生会不会被人灭口了？

　　之所以用“灭口”这个词，是因为警方调查时，小衣的那些社会关系一致反映，小衣胆小，平时不敢接触哪怕是无毒的蛇虫，也缺乏攀爬墙头之类的技能，他不可能是谋杀陶执礼的实施者，只是被人利用了他与老麻的那层关系窃得了“阿雷”。之后，利用价值没了，人家反倒担心他会坏事，就将其干掉了。专案组觉得，如果灭口者的活儿干得到位，那陶郎中命案的侦查真有可能就此卡住。

　　5月17日，专案组开会分析案情。会议刚开始，组长周映邦接听了一个电话，没料到，这个与命案侦查根本无关的电话竟然打开了与会刑警的思路，从而发现了衣仁生的行踪。

　　周映邦当时是第四分局局长，这个电话是看守所打来的，他们向周局长请示：在押的一名惯匪突发急病，临时让一个也是在押犯的医生检查下来，说病情危急，必须立刻送医院抢救。该犯身份敏感，故看守所要向分局领导请示是否可以送医。周映邦命令立刻送医，哪怕该犯已经被判死刑等着执行了，生了病还是要给他看的。

　　返回会议室，周映邦就把此事说了说，没想到“看守所”三字引起了刑警周尚存的注意，他嘀咕了一句：“衣仁生会不会躲到看守所去了?”此言一出，语惊四座，大伙儿围绕这个话题进行了讨论。正副组长周映邦、谢中昉交换意见后，宣布休会，众人立刻分别向市局和全市八个区的看守所打电话询问情况。可各看守所查了在押人犯的名单，都回电说并无“衣仁生”其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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