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文与侯孝贤的漫长告别：人生至高的友谊是道友，四十多年的共创情

抵达广州的第二天，朱天文接受了此行的第一个采访 —— 鲁豫《岩中花述》播客节目的录制。她在节目中回忆起 1982 年自己与侯孝贤第一次在台北明星咖啡屋见面的场景，讲到 40 余年后，如果有一扇任意门可以让她推开，回到当时当地，她有一番话想要对这两位年轻人说。鲁豫静静听完，告诉朱天文，「你是第一个在节目里把我说哭的嘉宾。」

明年即将年满 70 岁的朱天文想对这两个当时分别是 35 岁和 26 岁的年轻人说的是：「恭喜你们，此后你们将合作至少 18 部电影，为缤纷多样的电影共和国，贡献出一块无可取代的版图。你们将走上一条通往电影殿堂的表参道，俗圣混杂，风景热闹。你们会来到筑高的堂前然后跨进圣域，一进，二进，三进四进，一直走进走高至堂奥，看到只有堂奥之人才看得到的奥妙之姿，明白只有堂奥之人才能明白的奥玄之义。届时，你们会清楚知道，这乃是电影给你们最大回报，一件无与伦比的馈赠。此亦即你们的一生，恭喜。」

回望过往，朱天文感叹自己是看过奇迹的人，从一开始的什么都没有，到看着台湾新电影生发，获得成功，获得全世界的瞩目。这个过程里，很多人中途都离场了，杨德昌 2007 年已经离开。而更多的导演在拍完自己的幸福题材后，也不再有好作品问世。

「我们走的这一趟，台湾电影创出一个局面，谁能有？我在意的是这个，真的在创作上一直在进步，展开一个局面，达到一个高度。」

朱天文说，电影不是自己的战场，也不是她的光荣。出生和生长在文学之家的朱天文，父亲是上一代笔力强健的外省作家朱西甯，母亲是优秀的日语翻译家，妹妹朱天心和她一样是当代华文世界的重要小说家，妹夫唐诺则是当代很有分量的文学评论家。文字是全家人最习惯且不能割舍的使用工具，而对于影像的力量，朱天心和唐诺夫妇始终在心中是有一个问号的。某种程度上，朱天文对此也认同：「文字可以到达的远方是影像做不到的事，影像是不做哲学思考的，也不做思维的推展，但有推展才会达到一个深度。」对她而言，电影是侯孝贤带给她的「一个奇遇跟冒险」。

在 2012 年接受采访时，侯孝贤曾说，电影是文学的掠夺者，文学是很个人的东西，需要积累出来的能量才能造成文学的多样性，而电影直接收割了文学的稻尾。「人家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我们去割人家的。」而朱天文说，侯孝贤比其他导演强的地方，恰恰就是在于他身后有这样一群文学里的人，「这也是他能吸收啊，有些人可能就不行。」 40 年间，她经常把自己读到的好书转手塞给侯孝贤，为人们所熟知的故事当然有沈从文自传对后者的影响。当时卡壳在《风柜来的人》拍摄方法的侯孝贤，正是因为看了《从文自传》后豁然开朗，将沈从文的人生态度投射到了电影语言的表达上，要求摄影师「远一点，冷一点」。

除了阅读上的滋养与对话中的彼此激发，朱天文也影响到了侯孝贤电影中女性角色的变化与成长。侯孝贤早先的女性经验主要来自母亲、姐姐和儿时身边的邻居们，大都是上一代女性吃苦耐劳的形象。对于女性的观察，侯孝贤曾经是充满疑惑的。年轻时，侯孝贤和杨德昌一起去舞厅，杨德昌盯着一个女孩对侯孝贤说「你看那个女孩，正是从女孩变成女人的奇迹。」说这个的杨德昌语气中有欣赏有惊叹，可侯孝贤在转述给朱天文的时候说的是，「我怎么看也看不出来。」

而早在 1990 年完成的短篇小说《世纪末的华丽》中，朱天文在结尾处就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有一天男人用理论与制度建立起的世界会倒塌，她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从这里并予之重建。」这段内容在这次广州之行中被记者反复提问，被看作是她的一种对女性的理解方式。1989 年，二人合作的《悲情城市》上映，虽然有人认为，这部片子中的女性都不讲话，但朱天文认为剧中的女性恰恰提供了一种灾难背后幸存者的声音。「她们有日记，还有通信，她们用文字记录下了谁死了，谁怎么样，这些都是女人在传达。」她的加入，让女性这个元素慢慢进入到了侯孝贤的电影中。

侯孝贤职业生涯中曾两次获大奖，都是与朱天文合作。一次是 1989 年，《悲情城市》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这也是首部获得该奖的华语电影；另一次就是 2015 年 5 月，《刺客聂隐娘》摘得第 68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两次得大奖我都在场，已经非常幸运。」每次剧组一群人一起去电影节，总是留侯孝贤在现场接受各种访问，其他人都四处散开玩不见了。36 年前，金狮奖公布前，意大利当地有媒体猜测会颁给侯孝贤，但也只是猜测。在换酒店的一个空档，侯孝贤找到朱天文，偷偷告诉她，组委会提前告知了自己会得奖。和朱天文同船的影评人焦雄屏因而抢到了消息，「大家就都知道了。」

「做到顶尖，我们一起走过人生，那个版图的确打下来了，也的确是不可取代的。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呢？」

而最繁华的时候，也是开始要下降的时候。所以张震说他不想要巅峰，而是想做一个电影的公务员，一直拍一直拍，每一部都进展一些些。「很少有人达到巅峰还能一直待在高原上，像我们写作也是力图维持在高原不要掉落，但要维持在这高原上，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各方面，体力会影响到你的精神专注，要加倍的自觉，即便你 keep 住了往前去，属于人世间的繁华和荣耀就不见得还在高原了，时间、环境、人都会变。」

10 年前，朱天文因为《刺客聂隐娘》第三次去戛纳，她觉得句点到来了。这个「句点」，是她综合各方条件得出的结论。「虽然可以持续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奖不奖的，我看得很清楚的，少一个评审少一句话，（奖）也就没有了。」朱天文说。像是 1993 年《戏梦人生》能获得戛纳电影节的评审团奖，是因为伊朗导演阿巴斯和另一位葡萄牙老导演的坚持，「如果没有阿巴斯的动怒，也就不见得有这个奖。」

与此同时，人们不再去影院，在手机上在房间里观影渐渐成为常态，这一切都自然地发生着。数字电影不像胶片那么有层次感，朱天文看那画面「常常是混的，黑到白，灰的部分没有层次，那个调光常常一糊一片。可是底片的话，即便是黑，里头层次都可以显出来，这是电影的工匠技艺。」她常常提醒自己尽可能警觉于怀旧式的感伤，但依然无法克制地感到，《刺客聂隐娘》在戛纳获奖，是对一个胶片影像随时代逝去的悼仪。

那是 5 月底的夜晚，电影节上所有获奖人在海边的帐篷参加晚宴，舒淇身着绣着金银珠缀蕨藻的香槟色纱衣，如一树盛开纷飞的杏花；宝蓝港湾栉比着一艘艘漆白桅船，在橙黄灯影的夜空下好似白昼。觥筹交错间，朱天文的心并没有与加冕者同在，她是哀伤的。她隐隐觉得，电影时代结束了，很多东西在一点点剥落。

种种的思量加总起来，朱天文知道这大概是她最后一次来戛纳电影节了。花开到最盛，也就要开始凋落了。好像是《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在青春最胜的时候，早慧而敏感的人想到是「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又好像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一代人都是朝上去的，如同坂道尽头的彩虹，而到了大正时代，歌曲旋律都变得哀伤起来，如同秋天的斜阳。

事实上，在「聂隐娘」之后，侯孝贤已经决定将下一步电影从胶片改为数字。这样的改变某种程度是被迫的，因为胶片放映的末端已经不在了，需要花很多钱把胶片转成数字才能在影院播放。但朱天文完全信任侯孝贤的电影直觉，「也许，也许又会有新的表达，因为每个新的东西出来都是缘于克服当时的技术。侯导已经在考虑这件事了。」

可问题是，他「没有时间做了」。

从戛纳回来后的第二年，一次老友聚餐，大家都发现了不对劲。那一天，演员高金素梅、印刻总编辑初安民、台大名医陈耀昌、建筑学者夏铸九、媒体人郑村棋皆在场。就餐途中，侯孝贤起身说要去买烟，远超过正常时间迟迟未归，众人道「怎么这么久」，朱天文遂出门寻找。「正常他从巷子走出去，右转到 SEVEN买烟，可是走回来的时侯他走过了那条巷子，一直走一直走，就走到了信义路上了，没有岔进这个巷子，越走越远。打电话他说已经到了捷运安和站，我说，『那你就往回走。』我赶紧去接。」陈耀昌专门负责台大医院的景福门诊，他建议侯孝贤尽快去就诊。

虽然年轻时候在作品里也会说生说死，可如今回望，朱天文明白了，那都是青春生命飞扬到极点的景象，和此后的人生体验里说生死是完全不同的。青春版《牡丹亭》里杜丽娘唱着「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 淹煎，泼残生，除问天！」而她同样明白的是，「黄金事物不久留，那就去吧，杜丽娘也是有力量的。」

IndieWire 的消息公布、侯家关于侯孝贤息影的声明出炉那天，朱天文正在重感冒中。「因为太多讯息要回了，再加上家里也有事情要弄，以及感冒，我就耳聋了。」以至于两个妹妹从意大利归家时，拍了许久的门，朱天文都没有听到。近一个月之后，耳聋在连续针灸下终于好转，听力被针灸大夫协助找回。随着身体的康复，朱天文感到在电影这条人生路的奇遇和冒险也真正地接近尾声，作为导演的侯孝贤，先上岸了。

终须一别，那就在此吧。

未完待续…

转载于：T中文版

撰文 - 小熊 艺术创作 - 陈小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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