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花头巾”

（来源：嘉兴日报）

转自：嘉兴日报

　　■徐如松

　　“花头巾”作为文学意象，在我脑海中已经留存了四十多年。1983年秋，我考入湖州师范，学校图书阅览室虽然只是一个不到百平方米的简易大教室，但对我这样一个十六岁农村少年来说，它早已是一个书刊的海洋、知识的宝库了。《收获》《北京文学》《星星诗刊》《青年一代》等报刊琳琅满目，图书室里也有充足的中外名著。我被它们深深地吸引住了，除了上课，我的业余时间全都沉浸其中，还当上了书报管理员。

　　就在那一年，我读到了北京青年作家陈建功的短篇小说《飘逝的花头巾》。小说以文学记者“我”采访获奖作者为线索，叙述“我”与获奖小说作者秦江（真名叫马明）的两次促膝长谈，最终弄清了秦江不愿挑明自己就是出席颁奖大会的文学界前辈马远征儿子的真相。

　　秦江离开“北京大院”到四川长江上“红星215号”客轮当水手，在甲板上偶遇到北京S大学上中文系的沈萍姑娘。船过三峡时，沈萍将一块天蓝色尼龙头巾系在船舷的立柱上，“江风很猛，头巾抖开了，啪啪地甩打着，那上面印着的两只火红的凤凰在飞舞”。沈萍告诉秦江，她妈妈就在那岸边不远的小学教书，一定望得见这飘舞的花头巾……沈萍的浪漫，促使秦江发奋考上了S大学中文系，与沈萍成了系友。

　　初到大学的沈萍处处自卑，但她恶补文学，通过关系攀上文学研究所高教授的高枝，又与清华大学某学者的儿子谈起了恋爱，而男友却背着她与一位外交官的女儿交往，以此为跳板办理签证准备留洋。男友出国前与沈萍摊牌的当晚，秦江站在沈萍男友家的窗外，他“感到心酸，为沈萍，为她妈妈，也为自己”。秦江告诉“我”，这是人生旅途的某种悲剧，但它能使人惊醒、思考与坚定……

　　现在回想起来，我读这篇小说时虽为懵懂少年，但内心竟然也战栗不止：多么浪漫、多么美好的花头巾，竟然在眼皮底下飘逝而去，它使我想到了美国歌手鲍勃·迪伦的一首歌——《答案在风中飘荡》。小说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从此，陈建功塑造的这块“花头巾”，与路遥在《人生》中写高加林给刘巧珍买的那块“红纱巾”一起，深深印入我的脑海，久久挥之不去。

　　时光如梭。昨天，大桥文化学会发通知，说著名作家陈建功来嘉兴，将给学生们作一场文学讲座。机会千载难逢，我没有理由不抓在手里。我准时来到会场，没想到的是，陈建功虽然与共和国同龄，但他身材直挺、精神矍铄。一个多小时的讲座，既没有讲稿，也没有PPT，就这样侃侃而谈，幽默风趣，京味十足，听众中不时传出阵阵笑声。

　　陈建功的讲座以“年少恰可开胸臆”为题，他结合自学考入北大和十年煤矿工人的经历，告诉在场听众，“写小说，就是让自己积累起来的人物热闹热闹”“但光热闹还不够，还要为读者塑造一个崭新的世界”。为此，他十分赞同鲁迅先生塑造人物的经验：“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他花功夫揣摩老舍小说的语言特色，向民间文学学习，积累生活中的“北京话”，把自己的小说写得更加纯粹，充满京味。事实也确是如此，他的小说以小见大，以质取胜，为新时期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和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多年。陈建功告诉在场听众，“开胸臆”就是说真话，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在文体、结构、表达等方面做“艺术的叛徒”。

　　听着陈建功的讲座，不知怎的，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那块“花头巾”。美好理想也好，生活浮沉也罢，文学犹如这块“花头巾”，小说、散文、诗歌与戏剧，它飘荡在眼前，引着我们走向更加多姿多彩、有滋有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