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科幻注入辽宁工业底色

（来源：辽宁日报）

转自：辽宁日报

滕野新作《火》登上《人民文学》。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刘臣君

核心提示

从油田深处到银河奖台，从工程师的严谨到作家的想象，我省青年作家滕野以独特的跨界视角，为辽宁乃至中国科幻注入了厚重的工业底色、充满浪漫的宇宙畅想。在刚刚结束的辽宁文学奖颁奖仪式上，1994年出生的滕野获青年作家奖。滕野现为辽河油田石油工程师，代表作《隐形时代》斩获第32届中国科幻银河奖最佳中篇小说奖，新作《火》登上《人民文学》，成为科幻文学界兼具理科严谨与文学温度的亮眼佳作。

近日，本报记者就他的创作、灵感来源、地域影响及对科技发展的思考，进行了一场访谈。　

在时间长河里，捕捉最初的灵感

本报记者：您的作品常以时间长河中的重大节点推动故事发展，是刻意设计还是创作中自然形成的？

滕野：这种创作习惯是慢慢形成的。2012年我上高中，总琢磨着“假如某项科技出现在某个时间点，会对未来有什么改变”。真正形成明确的创作风格是在2019年，那年我写了《计算中的上帝》，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大面积的时间跳跃。选时间节点的时候，我主要看能不能服务于故事，推动情节、支撑核心设定，在历史上或精神传承上，能不能让读者产生宏大的共鸣。

本报记者：您的作品里有很多颠覆性的核心设定，比如时间逆转、终极真理计算，这些“脑洞”的灵感都来自哪里？

滕野：灵感来源挺杂的，很多都来自高中物理课里的抽象模型。比如物理里的“质点”，只有质量没有体积；还有“绝对光滑的小滑块”，运动时只考虑重力不用考虑摩擦力，这些抽象模型给了我很大启发。我的创作方法就是先在脑子里构建一个稀奇古怪的条件，再顺着这个条件推演世界的运行逻辑。就像假设小滑块没有摩擦力，我在沈阳踢它一脚，理论上它能一直滑到北极，再滑过西半球绕地球一圈——稍微改一个小条件，就能推演出一大堆连锁反应，我的很多“脑洞”都是这么来的。还有些灵感是因为看别人的小说觉得“不过瘾”，比如很多时间倒流的故事，我就想把它放大到全人类社会，时间一直倒流到恐龙时代，看看会发生什么。我们总说“我思故我在”，那人类退场后，人类不再思考的世界，世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在《倒纪元》结尾写“恐龙睁大了愚钝的眼睛，眺望白垩纪最后一个落日”，就是想把这种思考留给读者，这样作者、作品和读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学作品。

本报记者：您在《火》的创作中提到，“为了一碟醋包了一盘饺子”的创作思路，除了已经落地的设定，还有哪些没实现但觉得很有潜力的想法？

滕野：“瓷月亮”这个设定其实早在2017到2018年我读大学时就有了。我学地质学，知道陶瓷、地球土壤，甚至其他星球的土地，本质上都是硅酸盐矿物，就突然想到“能不能把星球烧成陶瓷”？选月亮是因为中国古代有太多歌颂月亮的诗词。但当时只想到了核心设定，没法构建人物和情节。我前后写了两三个版本都不满意，这一卡就是七八年。直到2025年上半年，辽宁省作协推荐我去鲁迅文学院学习，3月份的一个晚上，我在北京街头散步，那天月亮特别亮，突然就想到了女娲——她抟土造人与“陶瓷”相关，炼石补天与“火”相关，只有这样的大神才能完成“把月亮烧成陶瓷”的壮举。人物一确定，整个故事就顺理成章了，当晚就完成了《火》的构思，之后半个月就写完了初稿。

你问我很有潜力但一直没法落地的设定，就是写一场“经济学家的战争”。我们都知道战争耗费社会资源，我想未来能不能不用真刀真枪，而是让双方经济学家面对面开会，摆上各自的资源储备，计算能造多少炮弹、能毁掉多少资源，用笔和计算器代替核武器，用推演代替厮杀。这个点子我觉得很有价值，但怎么把它扩展成有血有肉的完整故事，现在还没想好，算是个待孵化的灵感。

本报记者：您常让历史人物穿越时空登场，比如郑和驾驶星际宝船，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滕野：作为中国人，我肯定想把中国元素融入作品。《倒纪元》的故事核心是时间与历史的大倒流，这种倒流需要契合文明的秩序感。更关键的是中西方文明的差异——中国人有深厚的故土情结，过年要回家、故土难移。让郑和驾驶星际宝船探索宇宙尽头，他带着乡愁却毅然割舍故土的反差，能引发中国读者的深层共鸣，这是哥伦布等西方航海家做不到的。

从辽宁出发，去往宇宙深处

本报记者：您的作品里有很多地域元素，东北的地域背景对您的创作有哪些影响？

滕野：从辽宁出发，去往宇宙深处。作为工业大省，辽宁深厚的工业土壤对我的影响特别深刻，这种影响是刻在骨子里的。我现在是石油地质工程师，在辽宁工作，从小在工业氛围里熏陶长大，身边都是轰鸣的机器、严谨的工业流程，这种环境塑造了我的思维方式和创作视角。最鲜明的体现就是，我写东西总爱写“大东西”——宏大的历史、浩瀚的宇宙、庞大的工业体系，我觉得写一两个人的故事不够“带劲”，这种偏好和工业化环境的特质分不开。但我的核心始终落在“人”身上，就像我们歌颂辽宁的工业文明，本质上是歌颂一线劳动者的付出，而不是机器本身——机器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类创造了它、控制了它，让它为人类创造更好的生活。

本报记者:如今AI、机器人发展迅速，您对科技发展与人类生存的关系有怎样的思考？能不能结合自身经历谈谈？

滕野：我的立场很坚定，我是个技术乐观主义者，始终相信科技发展会让人类生活变得更好，这不是空谈，而是来自我实实在在的生活体验。我天生患有大前庭导水管综合征，这是一种隐性遗传病，会导致听力残疾，无法根治，小时候助听器技术特别落后，配助听器得专门跑到北京——那时候家里不富裕，爸妈带着我坐绿皮火车颠簸十几个小时，到了北京还要排队挂号，折腾好几天才能配成。而且当时的助听器特别大，我一个小孩戴在耳朵上，老远就能看到，笨重又不方便。但随着科技发展，居民区门口大概率就有助听器门店，配助听器变得省时省力；助听器也变得小巧轻便，戴在耳朵上不显眼，功能还更强大。这种变化是切身感受，实实在在改善了我的生活，让我能更好地与人交流、开展工作和创作。

对于AI和机器人的未来影响，我觉得没必要杞人忧天。我作为理科生，从自身经历出发，更愿意相信未来。我现在和别人交流，要依靠读唇和助听器，打电话、听视频声音还是不行——我觉得未来的科技会突破这个障碍。AI和机器人的发展也是同理，它们会成为人类的“辅助工具”，就像助听器于我一样，帮我们弥补不足、提升效率，而不是取代我们。与其担心被技术取代，不如乐观接受技术带来的便利，专注过好自己的日子。科技向善，这是我从自身经历中得到的坚信不疑的结论，也会是我未来创作中持续探讨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