豁达如苏东坡，也被时代的“斩杀线”斩得够呛

公元1082年，元丰五年寒食节，黄州郊外阴雨连绵。

皓月当空，长江畔临皋亭那间漏水的茅屋中，四十七岁的苏轼裹着单薄的旧衣，望着屋外被雨水浸透的菜地。灶台里湿漉漉的芦苇艰难燃烧，发出噼啪的哀鸣；铁锅中，几片蔫黄的寒菜在清水中翻滚——这便是他今日的餐食。

明代朱之蕃临李公麟画苏轼像

他提笔研墨，在泛黄的纸笺上写下：“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尚未被贬谪前，苏轼还担任着湖州知州的职务，“俸钱每月超过四十贯，圭租所入足以供一百八十余人一年口粮”，彼时的寒食节，歌姬唱着他新填的词，炭火烤着羔羊，仆人端上从太湖快马运来的鲈鱼脍，他的月俸足够黄州一个中等农户全家数年口粮，一场寻常宴会，便抵得上平民半载辛劳，如今面对的是“寒菜、破灶、湿苇”的窘境。

短短数年，从优渥的上层士大夫生活跌落为贫困的政治难民，生活境况的落差之大，就算是以“豁达”而著称千古的苏轼，也一时难以适应。

此刻，他刚从御史台的死囚牢中走出，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官阶一夜重回起点”，被取消了俸禄，不能参与公务，实为被监管的失去人身自由的政治犯。

苏轼并非不善理财，也并非懒惰吃喝嫖赌之人，只是他很不幸，撞上了所处时代的“斩杀线”。宋代针对士大夫、地主和富商等中产以上阶层人士的“斩杀线”并非刀剑刑罚，而是一套精密的社会性清除机制。它通过贬谪、除名、编管等方式，让一个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上全面死亡。

宋代富人的财富构成如沙上城堡，非常脆弱，主要原因在于宋代根植于骨子里的三个经济结构性弊端：土地兼并的寄生性、赋税系统的汲取性、以及流动性禁锢。这三点共同构成一张无形的经济罗网，使任何失势者都难以逃脱系统性贫困。

首先是土地自由兼并带来的隐患。宋代“不抑兼并”的国策，使土地成为核心财富形式，但也成为最大的风险敞口，两宋时期的田产积累，极度依赖地主本人的政治身份，很多平民为了避税，通过“投献”（土地寄于官员名下）、赏赐、利用司法与特权购置等方式，把财富与权力深度绑定。一旦获罪失势，这些田产便暴露于风险之下，政敌常以“清查违法兼并”为由，追夺其田产。即便未被直接抄没，地方豪强与胥吏也会趁机侵吞失去保护的产业。

宋 佚名【耕获图】

虽然史书上没有明确记录，但可以想象苏轼贬谪后，其所属的分散各处的田产，管理便立即陷入困境，产出难以顺利汇集至流放地，实质上已被切割、蚕食。

其次是赋税杂乱导致的不可预知风险。宋代构建了史上最复杂的赋役征收系统，实质上打造了对全社会的财富无差别的强力汲取通道，像二税（夏秋税）属于脱胎于唐代的基础土地税；杂变里包含“沿纳”、“支移”、“折变”、“加耗”等，其中“折变”危害最甚，官府可将实物税折为钱，再视需要将钱折为其他实物，通过官方定价盘剥；此外还有和预买（绢帛摊派）、身丁税等等。

王安石“免役法”后，代役金（“免役钱”、“助役钱”）成为固定税项，且数额不菲。像苏轼这样的士大夫家庭原可免役，但贬谪削籍后，很可能被重新划为“民户”，必须承担此沉重现金支出，这对现金流是毁灭性打击。

苏轼《黄州寒食帖》

最恐怖的是基层胥吏的催科。宋代有“破家县令，灭门太守”之说。失势官员家族，正是胥吏敲诈勒索的肥羊，他们可滥用“折变”等手段，轻易令其税负翻倍。苏轼在黄州尚忧“私债”（欠税），贬至惠州、海南后，对远方田产赋税状况更完全失控，产业可能因欠税被籍没。

第三是“抑商禁锢”下的开源无路。

宋代商品经济虽繁荣，但制度与观念却系统性地堵塞了很多文化人出身的富人阶层“以商自救”的路径。儒家正统观念视经商为贱业，科举出身的士大夫若公开经商，将遭舆论谴责，彻底自绝于士林，永无政治翻身可能，这形成了强大的道德禁锢。

最赚钱的行业（盐、茶、矾、酒、外贸）均由官府垄断或严格特许经营（“钞引制”）。失去官身，即失去参与资格。普通商业则面临重重卡税（“过税”、“住税”）和地方保护主义，一个无政治背景的流放者，根本无力应对。

宋代夜市繁华如白日

另外很现实的一点是苏轼这样的被贬谪官员，其财富多沉淀于土地与房产，缺乏流动性，贬谪会导致他社会信用破产，无法获得商业贷款（“贷息钱”），即便有少量资本，在人生地不熟、且被视为罪官的流放地，也极难开展安全可靠的商业活动。

因此，综上像苏轼这样的富裕家庭一旦遭遇人生变故时，面临的是一个全方位的经济绞索：根基瓦解，依附于权力的田产被侵夺或收益锐减；现金枯竭，手中资产被赋税系统强力汲取形成负现金流；出路全堵，道德、制度与资本层面均被禁止从事任何有效的商业开源。

其结果就是“富者贫，贫者死”的迅速坠落死亡螺旋，可怜以豁达著称的苏轼，也被迫必须在黄州将每日开销控制在150文，只能依赖极端节俭和友人接济（其实接济这个行为本身也有风险）。

《清明上河图》局部

另外一个典型被斩杀的例子是北宋末代宰相、著名的大奸臣蔡京。

他曾四度为相，智商情商一流，文章书法一流，可惜有人气，没人品；有才学，没节操，聚敛的财富“装了满满一大船”，然而当他被贬流放，这些财富并未成为他的救命稻草，四起四落，最终被贬海南儋州，还没走到流放地就饿死在潭州，让人唏嘘不已。

绍圣元年，五十九岁的苏轼再贬惠州，物质生活更是跌入新低。他自嘲发明了“羊蝎子”的吃法：将市集上无人要的羊脊骨买回，煮熟后趁热漉出，渍酒中，点薄盐炙微焦，终日剔抉碎肉，“如食蟹螯”。他诉苦道：昔日宴会上的羔羊，如今只剩骨缝间的碎肉；昔日“日食万钱犹无下箸处”，如今“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

然而物质极度贫乏，精神却空前自由。正是在这样的绝境中，“苏东坡”却诞生了。友人马正卿为他求得城东一块废弃的营地，他亲自垦荒，躬耕其中，并自号“东坡居士”。白天他手持锄头在荆棘瓦砾中开垦；夜晚他却在草屋内写下“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诗句，先后创作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定风波》等不朽名篇，这或许才是对那个时代“斩杀线”最富有诗意的回应：一个更为伟大的文化灵魂，从来不在乎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