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德·缅怀我的老爹和奶奶

怀我的老爹和奶奶

文/杨树德

序言

弘一法师的临终箴言说：“人一旦死了，三代之后，时间会抹平你存在的一切痕迹。”

此话细思有理。

我的老爹和奶奶虽然平凡，但是，他们80多年底层人民的生活，经历了清光绪、宣统、民国和新中国，用他们饱经沧桑的一生，记录下了时代的变迁，是一份穷苦人民生活的宝贵资料。

我老爹1975年10月1日去世，距今已有50年了；我奶奶1982年去世，距今已有43年了。

而他们生育的二男一女，我的父亲、老叔和二孃，也相继去世二三十年了。

几十年过去了，他们已经渐渐的消失在家人的记忆中。

为了使我的老爹和奶奶在世上留下一点痕迹，还有我的父亲、老叔和二孃在后人心中留下一点印象，我凭着脑海里零星的记忆，用我的这支拙笔，记录下他们的一些往事。

记录下我老爹奶奶的往事，就等于记录下我家三代人的家史。

第一回

父亲归来我出生

奶奶裹脚成残疾

我很幸运。

我母亲先生了俩个姑娘，都没有养活，又生了俩个儿子，都养活了，之后，我父亲被抓壮丁，到国民党部队当兵，从云南到越南受降，又从越南到东北打内战，在东北被俘参加了解放军，参加了解放东北全境的战斗，东北全境解放后，又随部队入关，参加了平津战役，然后又“百万雄师过大江”，参加了衡宝战役，追击白崇禧残部一路打到广西，又从广西打到云南，历经十余年，参加了解放战争中几大著名战役，枪林弹雨，出生入死，身经百战，全国解放后，光荣的从部队转业回家，母亲又生了一男一女，女的没有养活，男的养活了，1957年，就在我父亲40岁，母亲38岁的时候，竟然又生了我这个老儿子。

母亲常常对我三哥和我说，你们俩个是多得的。要是你们的父亲战死在战场上，就没有你们了。

在那个大跃进饿肚子的年代，我母亲生我后，不但连一个糖鸡蛋都没有吃上，而且休息还没有满月，就急着下地劳动去了。

我出生几天后，虽然发了高烧，浑身抽搐，昏迷不醒，但是，我最终幸运的活过来了，而且身体一直健康。

更加幸运的是，我这样一个排行老七的老儿子出生后，我老爹和奶奶都还健在。

我老爹姓杨名桐科，生于清光绪17年（公元1892年一一公元1975元10月1日），享年83岁；我奶奶姓吴，没有名字（我奶奶对我讲，她们那个年代，姑娘是不兴取名字的，只记得姓吴，嫁人后就随夫姓。）生于清光绪18年（公元1893年一一1982年），享年89岁。

我小时候，父母亲都忙着工作，早出晚归，没有人照管，我就每天跟着奶奶，像她的影子一样，她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奶奶每天除了煮饭扫地之外，就在堂屋里坐下来用谷草打草鞋或草墩，我就坐在她旁边看她打草鞋或打草墩；有时候呢，就帮她递递谷草；如果她有事离开了，我就帮她打草鞋或草墩，但是，我打的不好，奶奶回来又得拆下来重新打。

不过，奶奶从来都没有埋怨过我，更没有骂过我，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把我打的谷草细心的拆下来，丢到一边，用好的谷草继续打。

奶奶边打草鞋，边讲故事给我听。

我除了听她讲《老毛人的故事》和《狼外婆的故事》外，还听她讲过一些她小时候的事和我老爹过去的事。

据我奶奶讲，她四岁就被母亲强迫裹小脚了，五个脚指头被母亲使劲捏在一块儿，用数米长的裹脚布一圈一圈的紧紧缠住，双脚裹得心疼，晚上痛得睡不着觉，一夜一夜的啼哭，母亲也不准解开裹脚步。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以小脚（即“三寸金莲”）为荣，以大脚（天足）为耻；那个年代的男人偏爱小脚姑娘，大脚姑娘很难嫁出去。姑娘只要裹得一双小脚，哪怕你脸上长着麻子（患天花后留下的疤痕），许多男人还是争着要；反之，哪怕你是一个窈窕淑女，只要你没有裹脚，就没有男人娶你，还会被街坊邻居耻笑。所以母亲怕街坊邻居耻笑，又怕姑娘长大没人要，你就是哭破天，母亲也要狠心把姑娘的脚缠裹成小脚。就这样，硬是把一双好生生的脚，裹成了三寸金莲（小脚），成了一双残疾人的脚，只能用脚后跟点着地，一拐一拐的走路。

到了13岁，我奶奶就和我老爹结婚了，14岁生下我姑妈。

奶奶讲她虽然生了我姑妈，已经当妈了，但是，还十分贪玩，有时候和伙伴们蹲在地上拿折（把瓦片敲成象棋子大小，用手先抛起一粒，然后从地上或抓一粒，或抓两粒，或全部抓，然后接住空中落下来的那粒。如果没有接住空中落下来的那粒，或者是没有抓起地上的瓦粒，或者是抓的数目不对，都算输）玩，我姑妈坐在旁边哭也不管。过路的大人教训道：

“小姑娘，光顾着玩，你妹子哭了也不哄哄！”

我奶奶说：“不是我妹子，是我女儿。”

第二回

我的老家小路体

出绳武光宗耀祖

据我奶奶讲，我们老家是弥勒小路体的（奶奶对我讲的时候，我们一家正居住在弥勒县竹园区。我就是在竹园出生的），到了我老爹这一代，已经是三代单传了。

小时候，我先后听我奶奶和我母亲讲过，后来又听我二表哥杨介南（杨绳武第十代孙）都讲过一个关于我们老家小路体杨绳武的传奇故事。

故事说的是从前，小路体有一个丫头，晚上给老爷洗脚。老爷特别的提醒她，不能摸着他脚底板心的一颗红痣。说他因为有了脚底板心这颗红痣，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荣华富贵。

丫头听后不以为然道：“哦哟，老爷，你脚底板心才有一颗红痣，我脚底板上有7颗红痣呢。”

老爷听了十分惊奇，叫丫头解开裹脚布察看。

丫头解开裹脚布抬起右脚，老爷朝她脚底板上一看，啊呀呀！只见7颗红痣像北斗7星一样分布在脚后跟上。

老爷吃惊不小。料想此女必然非同一般，脚也不敢让丫头洗了。

之后，老爷便将丫头纳了妾。

一年后，在小路体生下一子，取名绳武，字念尔，号翠屏，乳名胡生。

老爷为什么给儿子取“绳武”这个名字呢？

原来这位老爷姓杨，名三阳，出生官宦人家，字碌崖，乡试举人，赠文林郎、贵州道监察御史。清乾隆《弥勒州志》称杨三阳：“平生好义乐施，教子绳武成名。”

杨三阳先祖杨震（东汉人），才华横溢，被誉为“关西孔子”。

据《后汉书-杨震传》记载：“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以。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

上边这段话大概是说：“杨震从荆州刺史转任东莱太守途经昌邑时，昌邑县令王密是他举荐的。

王密怀中藏着十斤黄金，深夜独自送给杨震。

杨震拒收。对王密说：我了解你，你却不了解我，这是为什么呢。”

王密说：“深夜了，我送恩师黄金这件事没有人知道”。

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你知，为什么说没有人知道呢。”

听了杨震的话，王密羞愧的带着黄金走了。

之后，杨震后人建“四知堂”为宗祠，树“清白传家”之祖训。杨家自杨震始，得以四世连任宰相之位。

杨三阳举人饱读诗书，为儿子取名“绳武”，其名出自《诗-大雅-下武》：“昭兹来许，绳其祖武”，原指继承周武王功业。朱熹集传释“绳”为继承，“武”为功业轨迹，后泛指继承祖先业迹。

后因称继承祖先业迹为“绳武”。在钱钟书故居，可见其正堂匾额为“绳武堂”，亦即此意。

杨三阳为儿子取名“绳武”，就是希望儿子继承祖先业迹之意。

话说杨绳武从小聪明好学，胆大心细，读书到十五岁，才华横溢，有许多奇思妙想，远超先生的知识范围。先生所问，对答如流；反问先生，先生不能作答。先生对其父杨三阳说：“三阳公，在下才疏学浅，所学知识已全部传授给贵公子了。为了不误人子弟，还望三阳公另寻名师。”

后杨三阳拜距城八里，环境优美，山清水秀，瀑布如练，古树遮阴，竹林参天的雨淋寺（后改名禹门寺）文武双全的真空大法师为杨绳武师。

从此，杨绳武离开县城，住到禹门寺瀑布旁边悬崖峭壁的山洞里，每天跟着文武双全的真空大法师苦心静读，习文练武。

崇祯四年（1631年），杨绳武进京会试考中第17名进士，殿试获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官至蓟辽总督，加督师衔，赐尚方宝剑。后因疝疾卒于丰润军中，年仅46岁。

“上闻震悼”朝廷悲恸，追赠杨绳武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兵部尚书，赐谥号“庄介公”，荫一子世袭锦衣千户。

杨绳武去世三年后，李自成大军攻入北京（公元1644年），崇祯帝于煤山（今景山）自缢，明朝灭亡。同年清兵入关，建立清朝，后修《明史》时，用了110个字记述了杨绳武的丰功伟绩。

杨绳武是云南弥勒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唯一一位载入中国二十四史的人物。

杨绳武用他辉煌的一生，实现了其父为其取名“绳武”的厚望。

弥勒出了杨绳武这样的大官，人人引与为荣，无不津津乐道。因此，在弥勒流传着许多杨绳武少年读书的遗闻逸事。

弥勒人祖祖辈辈习惯称杨绳武为“杨翰林”，逝世后其衣冠坟称“翰林坟”。

杨绳武当到这么大的官，他不但是我们杨家的骄傲，也是弥勒人的光荣。

听我奶奶和母亲讲完“杨翰林”的故事，使我从小就对杨绳武十分崇敬，对禹门寺杨绳武读书的山洞心驰神往。

第三回

遭欺负背井离乡

为全家姑妈填房

我们老家在小路体，为什么又来到了竹园呢？

据我奶奶讲，我们家有一门祖上传下来的焊锡手艺，我老爹子承父业，会修盆补锅，用洋铁皮制作供桌上祭祀祖宗用的香灯、香炉，家用水桶、铁皮箱子、蒸卷粉用的卷粉盘子、水烟筒、烟盒、舀水瓢、香油灯、煤油灯等等七古八杂家用物品。

我老爹和我奶奶成家后，因为老爹经常到昆明城购买洋铁皮，就顺便购买了一些日用百货带回来，在村里开了个小卖部，一家人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就引起了邻村几个地痞无赖的注意。

我奶奶说，有一年，我们家田里边的庄稼长得特别茂盛，秋天获得了大丰收。家里还养了一头大肥猪。到了腊月间，一家人等着过年前杀了大肥猪，欢欢喜喜的过大年。

不料，有一天，家里闯进来五个邻村平时横行乡里，欺男霸女的人。

这五个人长得獐头鼠目，有的长着一双三角眼，有的长着一个鹰钩鼻，凶神恶煞，如狼似虎。

只见他们摇头晃脑，嘻皮笑脸的说要和我老爹交朋友，请我老爹去喝酒，连说带拉的把我老爹拖走了，一去就没有回家。

这五个人，为首的叫刀疤脸，长得五大三粗，凶神恶煞，仗着他大哥在县里当常备大队长，领着4个狐朋狗友，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乡里人也拿他们无办法。

我奶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拐着一双小脚，急匆匆村里村外的找，逢人就问，也没有找到我老爹。

三天后，我老爹和那五个人回来了。其中一个人举着一张按了鲜红手印的纸朝我奶奶摇晃着说：“你男人和我们赌博，把你家的房子、田地、小卖部和大肥猪全部都赌输给我们了，这是他立的字据。我们今天先拉走大肥猪。限你们明天离开这个家，否则，莫怪我们不客气！”

说完，五个人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绳子，从猪圈里把大肥猪拖走了。

一家人悲伤的哭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天上乌云密布，北风呼叫，细雨蒙蒙，那五个凶神恶煞的人牵着一只大狼狗，手里提着木棒，闯了进来，连打带骂的把我老爹一家人赶出了家门。

我老爹拖儿带女，冒着蒙蒙细雨，迎着刺骨的寒风，领着一家人哭哭啼啼，凄凄惨惨的离开了小路体，来到了弥勒县城，在东门外岔街租得地主杨锐科的一间破旧房子居住。

我老爹为此气得大病一场。

当时我家一共有老爹和奶奶，还有我姑妈、父亲和二孃，一共五口人。

全家人就靠我老爹用废旧水（煤）油桶和洋铁皮做些铁皮箱子、香油灯、水（煤）油灯、水烟筒、黄烟盒、水桶、水瓢等日用物品，逢街天由我奶奶摆摊度日。

生意好的那个街，卖的钱可以买一升米，全家人可以吃几顿饱饭；没生意的那个街，家里没米下锅，饿得受不住了，只好到隔壁冉奶奶家赊米来煮饭吃。

冉奶奶是个刀子嘴、菩萨心的人。尽管我家左次右次找上门去向她赊米，她难免说几句难听的话，但是总不忍心看着我们一家人饿肚子，总会或多或少的赊点米给我家煮饭吃。

当时我父亲有15岁，每天早上到弥勒北山上挑煤炭到街上卖，卖的钱全部交给我老爹奶奶帮补家用。

有一年腊月间，生意不好做。为了苦点钱过年，我老爹把做洋铁皮的工具、材料和煤炭炉子用谷篮装好，用扁担挑着，带着我父亲，走村串寨的帮人修盆补锅，最远走到了江边乡。

一路上，老爹和我父亲，风吹日晒，风歺露宿，忍饥挨饿，在寒风刺骨的冬天，顶着呼呼叫的北风，行走在荒野上，俩个人冷得瑟瑟发抖，饥寒交迫，吃尽了人间的苦头。

屋漏偏逢连日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就在我家连锅都揭不开的时候，房主又来催逼房租了。

房主杨锐科和我老爹杨同科原本是同宗同辈的弟兄，他见我家穷得交不起房租，就转口对我老爹讲：“哥哥，这房子歪得要倒了，你想办法拿出两百块花钱来修一修。”说完就走了。

老天爷啊！口都糊不上，叫我们去哪里找这两百块钱来修房子？这明摆着是撵我们走嘛。我奶奶急得放声大哭了一夜。

这时，开始动工修建昆（昆明）剥（文山州富宁县剥隘镇）公路，我家摊派了10个工日，我父亲到工地上干完我家的工日后，又帮别人家干。干一天得3角钱，吃一角钱省2角钱送给家里用。

一天，公路指路员（技术员）杨迎春到我家，要做几十个铁皮盒子，无意间看到了我年轻漂亮的姑妈（我父亲的姐姐），就请媒人来说，想娶我姑妈为妻。

杨迎春是弥勒朋普镇大地主杨汝洲之子，在朋普早娶了媳妇。他爱慕我姑妈年轻漂亮，谎称家里的老婆已死，说是讨我姑妈去做填房。

我姑妈叫杨官秀，年方一十九岁，生得一张白里透红的瓜子脸，有一双扑闪扑闪会发光的大眼睛，脑后拖着一条黑油油的长辫子，身材苗条，穿着一套清浆粉洗的粗布衣服，身材不高不矮，裹得一双小脚，心灵手巧，善良朴实，会做一手好针线，尊老爱幼，街坊邻居都夸她美貌聪慧，是深山里一朵含苞待放的山茶花。

我姑妈听说是做填房，死活不答应。

这时，房主杨锐科又来催房租，一天催几次。

没办法，我奶奶含泪对我姑妈说：“儿啊！为娘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如果交不起房租，被赶出家门，我们一家就只能流落街头了。为了一家老小，你就答应了吧。”

看着含泪苦苦哀求的母亲，我姑妈眼里噙着泪水说：“娘啊！女儿是沟死沟埋，路死插牌。我就去换一家人的活命吧。”

杨迎春听说答应了，连忙派两个人送来二百块花钱和绸缎布匹等等许多的聘礼。

我奶奶原封不动地将二百块花钱送去给房主杨锐科。

杨锐科从大烟床上起身清点后，马上换了一付嘴脸，嘻皮笑脸的左一声大嫂，右一声大嫂的叫我奶奶。还一个劲的夸我姑妈找到了好婆家。

杨迎春娶了我姑妈后，偷偷的把她带到了开远落营庄居住。不久，我姑妈就怀孕了。

纸包不住火。还不到一百天，杨迎春在朋普的老婆就得知他偷偷讨了小老婆的消息，带着娘家人气势汹汹的赶到落营庄大吵大闹，百般谩骂侮辱我姑妈。

我姑妈一气之下，端起装大烟膏的缸子，一口气喝下一缸子大烟膏，大烟膏毒性发作后，我姑妈痛得双手捂着肚子，满头大汗，倒在地上惨叫翻滚，不到一个钟头就非常痛苦的死去了。

我姑妈死后，杨迎春的老婆叫人拿了几块薄木板，钉了一口木板箱，将我姑妈装了抬到乱坟岗草草埋了。她的坟墓前连一块牌子也未插，成了一个孤魂野鬼。

第四回

为躲兵逃到竹园

我父亲被抓壮丁

后来，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了，先生了俩个姑娘，不幸都妖折了，又生了一个儿子，养活了。

这时，已经多年未生育的奶奶，却意外怀孕，生下我老叔。

全家人的心头上，立即笼罩上了一层阴影。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啊，自“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已经打了三年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弥勒县紧急征兵400余名，全部编入滇军第六十军，北上出省抗日。

之后，连年征兵，一年比一年征的多，先是按“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征兵。派定后叫去抽签，抽中者到常备队训练，然后送入部队，未抽中者下期再抽。

当时老百姓编了句顺口溜讽刺说：

这期抽不着，

暂得逃生活，

下期如抽着，

准死不得活。

当时有壮丁的人家，过的都是提心吊胆的日子。

全县老百姓被抓壮丁整得苦不堪言。弥勒县长蒋子孝呈报称：“历年征出壮丁已达5000左右，现壮丁稀少，兵源已呈枯竭之象。”

上司才不管你兵源枯竭不枯竭，照样每年下达征兵指标，而且还一年更比一年多，如果完不成指标，拿县长是问。

没有办法，为完成征兵数，县长只好威逼兵役科，兵役科又威逼着乡、镇和保甲长去抓壮丁。

弥勒自1937年开始大量征兵后，兵役科长便和区、乡、镇和保甲长串通一气，上下勾通，狼狈为奸，胡作非为，利用征兵之名，大发国难财，把整个弥勒县搞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凡派着有权有势的人家，则出钱找人抵补，或者是买骡买马抵兵。

弥勒有一户有钱人家，一次就出了3500元高额抵兵费。

穷人家的青壮年，害怕当兵，有的投亲靠友，东躲西藏，有的甚至用刀剁掉右手食指，这样不能打枪，以此来逃避兵役。

当局为了完成上司下达的征兵指标，只得乱抓乱捉，俗称“抓壮丁。”

自我老叔出生后，担心我父亲被抓壮丁，于是，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我父亲带着我母亲和我大哥，以及做洋铁皮活计的工具，偷偷的离开弥勒，逃到了离县城36公里的竹园镇，在街面上租了个铺面，住了下来。

竹园盛产甘蔗，熬制的小碗红糖、白糖和冰糖，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畅销省内外，市场繁荣，经济发达，生意好做。

我父亲母亲和我大哥日子很好过，半年后就从弥勒将我老爹和我奶奶，还有我二孃和我老叔接到竹园一块生活。

这时，我母亲又生了我二哥。一家人吃饱穿暖，高高兴兴的过日子。

一天，我父亲在大街上看到弥勒县城兵役科的李焕章，身边还有俩个彪形大汉。

我父亲掉头连忙朝家里赶。不料前脚刚迈进门槛，两臂就被人挽住，像老鹰捉小鸡似的拎到了大街上。

这时，只见李焕章迈着八字步，得意洋洋的走到我父亲面前，指着我父亲的鼻子，冷笑着说道：

“杨大为，你以为跑到竹园我们就找不到你了？你就是跑到天边，我们也要把你抓住。你给知道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说完，大吼一声：“带走！”

俩个彪形大汉揪着我父亲的头发，将我父亲的双臂扭在背后，我父亲只得弓着身子，像犯人一样被押进了镇公所。

我父亲被抓，对于我们家来说，就像天塌了一样。我老爹奶奶和我母亲，一家老老小小一路哭哭啼啼赶到镇公所，齐刷刷地跪下求情把我父亲放了。

镇长大怒，命令镇丁将我全家老小赶出镇公所。

我奶奶呼天抢地的哭喊着在地上打滚，死活不走。被俩个乡丁一人拉着一只手，拖着朝外走去，把我奶奶的裹脚布拖散掉了，拉了好几米长，来到大门口，把我奶奶丢在大街上，咣当一声关上大门。

当天和我父亲同时被抓的壮丁还有六人，被几个抬枪的镇丁用棕绳拴成一串连夜押回弥勒县城。

一路上，七个人像是放“人人风筝”，一人撒尿，七人停下，一个屙屎，七人蹲下，就这样走了六七个小时，才押解到弥勒县城。

由于抓的壮丁太多，屋子里关不下，就用碗口粗的木棍，钉了几个囚笼放在院子里，一个囚笼里面关十多个人，里边放一个大粪桶，十多个人在里边撒尿屙屎，臭不可闻。

第三天验兵，我父亲身高与标准矮了一拳头，验兵官朝我父亲胸膛上打了一拳，恶狠狠的骂道：

“鬼咪日眼的，当什么兵，滚！”

我父亲以为可以回家了，心中暗暗高兴，不料又被押回囚笼里面关着。

第二天又被拉去复验，这次顺利通过，样样合格。

后来我老爹奶奶才知道，南门有一富户给镇长杨天寿交了钱，我父亲抵了这家的兵。

数日后，天刚亮就送新兵入伍，很多家属都来街道两旁送行，他们有的拿着茴香，寓意亲人早日回乡；有的拿着沙糕，寓意亲人登高升官；有的拿着发烛，寓意亲人发财。

我奶奶和我母亲从竹园赶到弥勒送行，她们手里什么东西都没拿，只有眼里两行生离死别的泪水。

我父亲他们步行四天到达建水。我父亲被分配在93军（军长卢浚泉），22师（师长杨炳麟）工兵营通讯排，从此和家中断了联系，杳无音信。

第五回

中央军军纪涣散

我二孃参加革命

我父亲被抓走后，为了生计，老爹继续做洋铁皮生意，奶奶打草鞋和草墩卖，母亲平时跟着老爹学做洋铁皮活，还到朋普和小羊街集市做点小本生意，挣点小钱养家糊口。

我父亲去当兵后，我母亲还是一个年轻少妇，引得许多媒婆登门说媒。

我母亲对媒婆说：“古代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我男人刚刚去当兵，我怎么能改嫁呢？”

这时，日本人占领了越南。为了防止日军沿滇越铁路打进云南，国民政府炸毁了滇越交界处的河口铁桥，拆毁河口至沚村的铁轨，命卢汉成立第一集团军，加强滇南防务，同时调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关麟征的第九集团军布防滇南。

一时间，中央军、地方军，在滇南城镇你来我往。一旦军队驻下，就向当地政府官员抓伕要钱要粮，要马草马料，柴草油盐，稍有怠慢，便拳打脚踢。

为了应付过往军队的费用，当地政府只好挨家挨户摊派各种各样的费用。如，欢迎费，招待费，欢送费，修路费，电杆费，壮丁伙食费，送验费，新兵伙食费，验兵费，夫马费，鞋子费，等等五花八门、多如牛毛、数不胜数的各种费用，搞得百姓苦不堪言。

而国民党兵军纪涣散，散兵游勇吃喝打架，调戏妇女，老百姓敢怒不敢言，深受其害。

弥勒县中和铺的一个彝族青年妇女，背柴到县衙门前卖柴集市卖柴，下午卖柴后，返回途中在白腊园村西头包谷地边，遇到十一个中央军，被拖进包谷地轮奸，不久病亡。

为此，彝族人在《阿细先基》中愤怒的控诉道：

遭殃军魔鬼，是一群豺狼。

手里拿着枪，山里四处闯。

剥光树上棕，赶走村里羊，

抓走下蛋鸡，夺了救命粮。

中和铺寨子，家家都遭殃，

夜夜睡不着，天天心发慌。

当时的老百姓暗地里骂蒋介石为蒋该死，骂国民党为刮民党，骂中央军为遭殃军。

一天，俩个当兵的拿了我家地摊上的两个铁皮烟盒就走，我老爹上前讨钱，俩个当兵的转身就骂，边骂边举手就要打，我奶奶赶忙上前赔礼，苦苦哀求，当兵的才骂骂咧咧的走了。

一天，三个当兵的从我家门前经过，无意间看到了我17岁年轻漂亮的二孃。晚上，三个当兵的喝得醉醺醺的，来敲打我家的铺门，说是要买东西。

全家人吓得抖做一团，谁敢去开门？

三个当兵的见没人开门，就用枪托砸门，又用手推铺子，把铺子推的摇摇晃晃，差点就倒下来了。

全家人躲在家里，心都吓得要跳出来了。

三个当兵的折腾了半天，累了，才骂骂咧咧，歪歪扭扭的走了。

全家人吓得一夜都不敢睡觉。

俗话说：“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眼看着国民党兵走马灯似的南来北往，满大街经常有穿黄军装的国民党兵，三五成群，斜背着枪，嘴里叼着烟，手里拎着玻璃酒瓶子，搂肩搭背，歪歪扭扭的横冲直撞，看见不顺眼的人就打，看见漂亮的女人就伸手调戏。我年轻貌美的二孃，不知能躲过魔掌吗？

二孃将头发打乱，用锅烟灰将脸、肚皮和大腿抹黑，整日躲在屋子里，不敢露面，一家人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

这样的苦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这时，有一天晚上，我家里偷偷来了一男一女俩个人，他们是地下共产党，来动员我母亲和我二孃参加朱家璧领导的地下革命武装“边纵”。

我母亲看着熟睡的俩个儿子，舍不得离开。

全家人都支持我二孃去参加边纵，我二孃也十分愿意去干革命。于是，我二孃收拾了一些东西带上，连夜跟着这俩个人走了。

第六回

闻噩耗呼天抢地

听锣鼓喜从天降

一天，镇上来了一个人，通知我父亲在东北阵亡了，送了一张阵亡通知书给我老爹，叫抽时间去镇上领抚恤金。

这真是晴天霹雳啊！一家人如遭五雷轰顶，呼天抢地，哭得天昏地暗，几天都没有吃饭。抚恤金也没有去领。

我老爹奶奶哭的是老年丧子，而且连个尸身都见不到。

我母亲哭的是中年丧夫，今后就得守寡。

后来，我问母亲，当年为什么不去领抚恤金？

我妈说：“儿啊，那个抚恤金就仿佛是你父亲的尸身，谁忍心去花啊。”

这时，我母亲才三十多岁，又有几分姿色。周围的媒婆知道我父亲阵亡后，又走马灯似的登门说媒。

她们对我母亲说：“小贵生（我大哥的乳名）他妈，你家大为（我父亲叫杨大为）刚刚去当兵时，你要学古代的王宝钏。现在大为阵亡了，你可以改嫁了嘛。”

我母亲说：“虽然我男人阵亡了，但是，我不忍心丢下公公婆婆，丢不下俩个儿子和这个家。”

无论媒婆花言巧语，说破嘴皮，我母亲坚决不答应改嫁。

后来，我听我母亲讲，她当年并不是没有想过改嫁，活守寡是十分难熬的。只是看到年老的公公婆婆以及年幼的俩个儿子和小叔子，实在是不忍心丢下他们，只好忍着守活寡过苦日子，和公公婆婆硬撑着这个家。

就这样苦撑苦熬的，终于盼到云南解放了。

天上的乌云拨开了，灿烂的阳光普照大地。

南下的解放军浩浩荡荡进入云南，街上立了扎有松枝柏叶的牌坊，牌坊上有大红纸写的欢迎对联，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人们扭着秧歌舞，热烈欢迎解放大军。到处都在唱着“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反动政府被打倒了，地主恶霸被严惩了，大街上的散兵游勇没有了，横行霸道的地痞无赖和二流子被抓起来了，遮在天上的乌云被吹散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被推翻了，穷苦人民的脸上终于露出笑脸了。

一天，街上锣鼓喧天，人们扭着秧歌，引导着一位穿着解放军军装，骑在高头大马上英姿飒爽的退伍军人，来到我家门前，燃放鞭炮，区长进门拉着我老爹奶奶的手，请他们出门看看是谁来了。

我老爹奶奶出门一看，认不出骑在高头大马上的是什么人。

骑在高头大马上的人，看见我老爹奶奶，连忙滚鞍下马，上前几步，跪在我老爹奶奶面前。

我老爹看着眼前跪着的人，疑惑道：“你……你……你是什么人？”

跪着的人哭声道：“爹，爹啊！我是大为啊！”

我老爹奶奶蹲下来仔细看着这人道：“你……你……你不是在东北阵亡了吗？”

我爹道：“我没有阵亡，是被俘虏了，后来就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了。”

我老爹奶奶真是喜从天降，哭声喊道：“儿啊，你真的没有死吗？”

我爹回答道：“我真的没有死。”

我老爹奶奶拉着我爹的手道：“儿啊，不要跪着了，赶紧起来吧。”

说着拉过我大哥和二哥，让他们叫爹。

我大哥二哥好奇的望着眼前的这个人，抱着我老爹奶奶的大腿，光是看，死活叫不出口。

又拉过我老叔，叫他喊哥哥。

我老叔呆呆的望着，还是喊不出口。

我母亲依在门边，看着眼前穿军装的这个男人，心里扑通扑通的跳，怎么看也不像十年前那个做手艺活的男人呀。

这时，区长说：“我们进屋说话吧。”

母亲见大家要进屋，害羞的连忙扭头跑进房间躲起来了。

进屋后，区长拉着我老爹的手说道：“老杨同志，您儿子在东北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东北打到云南，为新中国的成立，流了血，出了汗，是国家和人民的功臣！现在光荣退伍支援国家建设，是我们地方上的宝贵人才。现在我把他送到家，交给您了。为了不影响您们全家人团圆相聚，我们就不打扰了。”

说完，区长就和区上的几个干部，领着秧歌队走了。

我老爹和奶奶，对我父亲问长问短。过了一会儿，才想起我母亲，连忙对我父亲说：“儿啊，快去看看你那苦命的媳妇吧。”

“媳妇……？我离家10多年难道玉仙（我母亲叫王玉仙）她……？她……？、她还没有改嫁吗？！”

“没有没有。就是收到了你的阵亡通知书后，多少媒婆上门来说，她也没有改嫁。”

“啊呀呀！她真是当代的王宝钏啊！”

我父亲真是欣喜若狂，连声问道：

“我这当代的王宝钏在哪里呀？”

我老爹奶奶朝房间努努嘴，又用手指了指。

我父亲掀开门帘进入房间后，不一会儿，房间里就传出来我母亲撕心裂肺，悲喜交加的哭声。

这时，堂屋里来了一大群街坊邻居，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叽叽喳喳，站满了整个房间，进不了门的，就站在门外围着看。

我父亲拉着我母亲的手走出房间，人们争先恐后的争着上前和我父亲交谈，问这问那，问长问短。

过了很长时间，一位老者站起来说：“好了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大家都散了吧。”

听了老者的话，大家才陆陆续续的回家去。

这时，平时和我家关系很好的几户街坊邻居，端着热气腾腾的饭菜，进了我家，说是要共同庆祝我父亲死而复生，平安归来。

席间，大家好奇的向我父亲问了许多他当兵打仗的事。

这段饭吃了很长时间，酒足饭饱后，大家才尽欢而散。

等大家离开后，我老爹才责怪我父亲，你当了解放军为什么不写封信回家报个平安？

我父亲说他很想写，可是一拿起笔，一想到我家还处在国民党统治区，怕给家人惹麻烦，就没敢写。

我老爹说，那么全国解放后你为什么还不写？

我爹说，全国解放后我已经来到昆明，办理转业手续，本来也想先写封信回家，后来一想，10多年都过去了，也不争这几天，还不如等到突然回家，给亲人们一个天大的惊喜！

我父亲这10多年的经历，对于我们全家人来说，那真是：

国民党抓壮丁，东北阵亡

共产党送功臣，喜从天降

横批：

悲喜交加

第七回

辞官职躲过一劫

带两证尊享优待

我爹回家后的第二天，区长又来请我父亲吃饭。饭后，区长领着我父亲爬上竹园东山文笔脚下，登高远望，几十平方公里美丽的竹园埧子奔来眼底。

区长指点着竹园美丽富饶的大埧子说，解放了，为了使竹园人民过上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区上规划扩大甘蔗种植面积，然后在竹园街南头兴建一座机榨糖厂，取代解放前的私人小糖房。另外，还要扩大竹园莲花塘的莲藕种植面积，建一座农机厂，还要兴办竹园小学校……等等规划蓝图。使我父亲听得十分高兴。

这时，区长说：“杨同志，我们要搞经济建设，必须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竹园虽然解放了，但是，我们竹园现在还有几股土匪尚未剿灭，经常到乡村山寨打家劫舍，甚至来袭击区政府。因此，区上决定成立一个剿匪大队，想请你来担任大队长，你看怎么样？”

听了区长的话，我父亲沉思良久，对区长说：

“区长同志，我虽然在部队多年，但是，我在国民党军队是通讯兵，在解放军部队是一名炮兵观测员，从来没有带兵打过仗，我想……，你们还是……另找人选吧。”

听了我父亲的话，区长沉思道：“哦……，原来如此。”

书中插言：十多年后，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有一天晚上，当年竹园区的剿匪大队长被拖到粮食局晒场上批斗。

当时我有九岁，和一群小伙伴跟着去看热闹。只见晒场上站满了人，十分热闹。

当剿匪大队长被一群造反派背剪双手押进会场时，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打倒XXX！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口号。

只见剿匪大队长被俩个彪形大汉按了跪在主席台前，从旁边冷水盆中捞起新买来的棕绳，在中间结个扣，按在剿匪大队长脖子背后，将剿匪大队长两手拉直，一圈一圈的将棕绳紧紧缠绕在手臂上，然后背剪起来，将两根棕绳穿进脖子后边的扣，俩个人用脚蹬在后背上，猛的拉紧棕绳，两只手就高高的吊在了后背上。

当俩个大汉猛拉棕绳时，剿匪大队长疼得“啊！”的惨叫一声，头上腾的一下，冒出了豆大的汗珠，没过多长时间，他身上的衣服就被汗水浸湿透了。

就这样，剿匪大队长被五花大绑跪在主席台前，接受批判。

我当时看的胆战心惊，心想大队长该是多么的痛苦啊！

人们争先恐后的上前指着他的头，控诉他的罪状。

大会开到尾声，许多人拥上去要打剿匪大队长，大队长拚尽全力，突然猛的一头朝身后的石台阶撞去，一声闷想，瞬间倒地，一动不动的躺在地上。

真是恐怖啊！

造反派见状，高呼口号，说他顽固不化，想用自杀来吓唬革命群众，死有余辜！

这时，只见从剿匪大队长头下和脖子周周，汩汩的流出了鲜血，不一会儿，就淌了一大滩。

就这样，剿匪大队长惨死在了批判大会现场。

事后人们纷纷议论，说是剿匪大队长当年抓了一些人判刑，还杀过一些人，这些人的亲属便利用这次大革命，胁私泄愤，公报私仇。

我老爹奶奶和我母亲都庆幸还算我父亲当年没有去当这个剿匪大队长，算是躲过了这一场浩劫。

话说我父亲回家后，带回来两本证书，一本是硬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回乡转业建设军人证明书》，上边写的都是繁体字。第一页是“毛主席像”，背面写着“为人民服务，毛泽东。”第二页是“朱总司令像”背面写着“保持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朱德”，第三页是我父亲穿着军装，胸佩奖章的脱帽半身像，像片的左下角盖有“华南转业建没委员会”的钢印。第四页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回乡转业建设军人证明书（中南字第410242号）查杨大为（应该是“伟”笔者注）同志系云南省弥勒县二区竹园镇人，现年三十五岁，于一九四七年参加人民解放军，英勇奋斗肆年，原在第四十五军一三四师砲（注：原文是石字旁的砲）兵营二连任战士职务，现全国胜利，为加强国家建没，特派回原籍，生产待命，并得按回乡转业建设军人待遇辨法予以应有之待遇。落款是总司令朱德，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五日。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关防”大印。

第五页写着：应领资助粮数：柒佰柒拾斤又增拾斤，携带背服及其他（它）物品：除带齐五一年度被服外，又补助衣料布十六尺，鞋袜各一双，肥皂毛巾各一条，五二年单衣一套。

路费：已转发至军队至接收站至本乡。上边盖有：第四十五军训练大队部大印，还盖有：第四十五军训练大队第一大队七中队政指左庆章（鉴定机关）的大印。

最后一页写着：“此证必须注意保存，不得遗失与转借他人，若有遗失，应立即向当地县以上人民政府声明登记，概不补发。

另一张是“革命军人证明”书。上面写着：“兹有杨大为同志系一九四七年八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四十五军工作，其家属得按人民政府军属优待条例享受军属荣誉与优待。此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邓子恢、谭政，政治部主任陶铸。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印。”一九五0年十一月三十日。

背面写着：“弥勒县人民政府1951年3月6日登记，民政科。其表格上登记着：杨大为（应该是“伟”笔者注），男，第四十五军一三四师炮兵营一营观测员。一九四七年在杨仗子解放。”

据我父亲讲，当年他骑着高头大马从昆明返回弥勒时，沿途都受到了当地政府组织的热烈接送。当他骑马从弥勒返回竹园时，竹园区政府更是领着欢迎的队伍，敲锣打鼓的从竹园北头到滥泥寨迎接，又一路敲锣打鼓的接到区政府设宴款待。

我父亲光荣转业回家，区政府又敲锣打鼓的在我家门上方钉上了一块印着“军属光荣”的金字木牌。

从此，每年春节前，区上都会派人敲锣打鼓，扭着秧歌舞，到我家慰问，送上猪肉，腊肉，粑粑，鸡蛋，红糖等慰问品。

这时，我二孃已在“边纵”和一位干部结婚，解放后，我二姑爹先在弥勒县一区当区长，后调弥勒县委组织部工作。我二孃在弥勒县妇联工作。

我们一家人过上了翻身做主人的幸福生活。

第八回

我父亲农机厂上班

我老爹生产队放牛

解放后，竹园建起一座农机厂，我父亲到农机厂工作，后调到从新哨山心村煤矿煤油炼油厂工作。

1957年弥勒黄家庄农场撤并草坝等农场后，经省与县商定，于1958年1月28日建立东风农场时，我父亲调到东风农场工作至1976年退休，1992年初病逝。

解放后，我们一家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弥勒县的土改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步为宣传学习，第二步为划分阶级成分，第三步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第四步是按人口平分土地。

划分阶级成分时，我家被划分为“小手工业者”，相当于贫农。

分地主浮财时，我父亲吩咐家人，我家是军人家庭，要做好表率，不要和人争抢地主浮财，地主浮财应该先分给那些穷苦人家。可是，政府官员说我家是军属，应该多分。我父亲坚辞不要。最后硬是分了一匹马给我家。后来，我大哥和二哥就经常赶着这匹马到山上驮烧柴。有一次不小心，上柴驮子时，我大哥还扭了腰。

土改时，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在竹园大操场上公审处决一批政治匪首、特务、恶霸地主、流氓头子等罪犯。在社会上起到了极大的震摄作用。

我小时候听好几个大人讲过，说是有一个身材魁梧，凶神恶煞、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罪该万死的大土匪头子周以祥，被抓获后，人们对他恨之入骨，用烧红的铁练子（不知真假，原话是这样说的）拴着他在竹园大操场上公审后当场枪毙。

枪毙时，打了一枪，没有击中要害，又打一枪，还是没有击中要害，他怒目圆睁，站立不倒，行刑者持枪冲上前去，一刺刀刺入胸膛，他双手握住刺刀，猛的一用劲，把刺刀都扭弯了；另一个人持枪冲上前去，“噗嗤，噗嗤”连刺几刀，他才轰然倒地，把围观的人魂都吓掉了。

这个大土匪就埋在竹园大操场东边河沟旁边的山上。我们小时候到这里洗澡就把这里叫做“枪毙周以祥。”

土改后，我们家也分到了土地，后又参加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

1957年年底，弥勒县进行反右斗争，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敌我矛盾”，进行了错误处理。

我姑爹被错划为“右派”，被遣送至东风农场长塘子“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才得以平反恢复工作，先分配当县物资局局长。

1980年12月弥勒县纪委换届，我姑爹当选纪委书记，1984年我姑爹光荣离休，离休后又去参加《弥勒县志》编撰工作。

我姑爹被错划为右派后，组织上多次派人找我二孃谈话，要求我二孃和我姑爹离婚，划清界限，否则，她就不能在县妇联工作了。

我二孃坚决不同意离婚，被分配到竹园供销社工作，后又调到新哨供销社工作，再后来又调到东风农场供销社工作，直到我姑爹平反恢复工作后，才又重返县妇联计生委工作，直到离休。

1958年“大跃进”，弥勒县在春耕生产中，农村全部实行军事化编制，分别组成野战军、游击队、地方军，下编大队、中队、小队，统一由县区调动指挥。

全县组织2万余人上山大炼钢、铁、铜。

我听说竹园是组织了许多人在小高寨山上伐木建小高炉大炼钢铁。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全县由县社统一调动劳力，出现了瞎指挥的现象。为了体现共产主义大协作，将山区农民调埧区协作生产，将埧区农民调山区抢种抢收。

6月，竹园党党政干部到建水学习红薯高产经验回来后，强令将长了一尺多高的包谷铲除，改种红薯。

当年已经办了大伙食（即大锅饭），社队规定：“不出工、不学文化不给饭吃、任务完不成不准回家。”

我听我奶奶和我母亲讲，当年为了搞共产主义大协作，她们连夜从竹园步行到虹溪水田里栽秧。我奶奶是一双小脚，一拐一拐的跟着大家走，吃了不小的苦头。

这时，出现了“浮夸风”，大家都争着大放“高产卫星”，有报稻谷亩产5万斤的，有报甘蔗洋芋亩产150万斤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竹园开展小春大革命，树立了“样板田”。小麦每亩下种80斤，施肥上万斤，结果颗粒无收；又在竹二大队双龙井挖十亩老根甘蔗苗，合併移栽在一亩田内，施肥十万斤，希望达到亩产150万斤甘蔗产量的目标，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据说，当年记者下来采访时，为了弄虚作假，生产队先把其它地里的洋芋挖了埋在一块洋芋地里，等记者来拍照时，用一把大锄头挖下去，一翻锄头，全是大个大个的大洋芋，连土都很少，一锄头就挖了一大粪箕。听说此照片还刊登上了《云南日报》。

到1958年底，由于不断日夜苦战，加上断粮，公共食堂（即大伙食）只好用粗糠，甘蔗渣，山上的小野黑果做成粑粑，供大家充饥，人们普遍发生严重的营养不良性水肿，面黄肌瘦，加上疾病，延至1959年，群众死亡情况严重。

我母亲当年已差点饿死了。我记得她当年面黄肌瘦，全身水肿，白天还要干活，晚上回来，我三哥和我用手指按压我母亲的小腿，按下去一个白白的窝窝，一半天都弹不起来；又按脸上，按下去也是一个白白的窝窝，同样是一半天都不能恢复原状，这就是水肿病的明显表现。

1961年7月，弥勒县结合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弥勒与泸西分县管理；撤销公共食堂（即大伙食），停止供给制，撤消管理区，成立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实行三包一奖到队，尊重生产队的经营自主权；允许私人养猪（农民养猪宰杀时要上交一半给食品公司）；下放自留地，群众生活有所改善。

生产队成立后，我老爹在生产队放牛。他当时身体非常健壮。每天把牛赶到山上，等牛群在山坡上悠闲的吃草时，他就用锄头在山上挖树根头。每天傍晚赶牛回生产队牛厩时，他肩膀上总扛着一大捆树根头，扛回家放在我老叔家厨房的房顶瓦片上晒干了烧。

1952年土改后，竹园在没收地主兼工商业主作坊的基础上，由国家贷款1.7万元，成立“弥勒县竹园镇糖业加工厂”（后简称竹园糖厂）。1956年弥勒县投资28万元进行扩建改造，安装1.5吨锅炉一座，以蒸汽机为动力压榨甘蔗，从土榨转变为机榨。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竹园老百姓都没有时钟，更没有手表。人们千百年来都习惯于看天上的太阳位置判断时间，如果是阴天和下雨天，人们凭着体内的生物钟，也能够大概的判断时间，只是不够精准。

竹园糖厂安装锅炉后，为了使工人按时上下班，又安装了一个汽笛，每天早上6点半钟拉响一次长长的汽笛，提醒工人准备上班，7点钟又拉响一次汽笛，糖厂开始换班；下午2点半钟又拉响一次长长的汽笛，提醒工人准备上班，3点钟又拉响一次汽笛，糖厂开始换班。

竹元糖厂的那个汽笛声音特别大，真是响彻云霄，整个竹园埧子都听得到。

竹园人习惯称竹园糖厂的汽笛声为“烟囱叫”。从此，竹园人一听到竹园糖厂的烟囱叫声，就知道时间是几点钟了。

竹园糖厂每年开榨都要雇很多临时工，我老爹也是临时工之一。有时候他会用饭盒从竹园糖厂打带肉的饭菜带回来给我吃，因此，我特别关心我老爹，只要一听到烟囱叫，我就“老爹，老爹”的叫着，催促我老爹去上班，全家人都笑着夸奖我人小懂事。

第九回

老叔成家立业，

哥俩分养二老

这时，我老叔已经长大成人，先到昆明钢铁厂当了一年多的工人，然后返回竹园，在竹二大队第一生产队当了一名会计。

此时，我大哥到部队当兵，我二哥在云南大学读书，我母亲领着我三哥和我农转非，到竹园福利社去推小钢磨磨面，拿的是计件工资，每天起早贪黑的干，一个月可以领到五六元钱。

我老爹奶奶和我老叔共同生活，我们两家共同住着两间门连着门，中间只隔着半堵墙的房子，两边的人讲话都听得一清二楚。

后来，我二孃介绍她在边纵一个老战友的妹妹和我老叔结了婚。

几年后，我老爹岁数大了，不能为生产队放牛了，不能挣工分了，我老婶认为俩位老人都归她们养，不合理。

经过协商，因为老叔家孩子还小，需要人带。而我奶奶不但能煮饭做家务，而且还能带小孩，所以我奶奶和老叔一家人生活；我老爹归我家养。

我老爹喜欢一个人煮饭吃，所以规定由我家每月给我老爹伍元钱（那个年代的伍元钱，相当于我母亲一个月的工资——笔者注）。

但是，多年的放牛生涯，使我老爹对竹园东山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离不开大山。

于是，他在竹园红坡头山脚，小沙沟旁边的山坡上，搭了一个三角形的窝棚，开荒种地。

我老爹每年除了种菜，还栽了山药、包谷和高粱，自己酿制包谷酒和高粱酒，除了自己喝外，还送给我父亲和我老叔喝。

另外，我老爹还在山上挖一种白毛根须，做成洗锅刷盆的刷子，逢街天摆在大街上卖，挣点零花钱。

我奶奶除了洗衣煮饭领小孩外，还每天打草鞋和草墩，逢街天在大街上卖了挣点钱帮补家用。

削甘蔗的时候，我奶奶煮好饭菜，用饭盒装好，用小背单背着我老叔家的大女儿，提着饭盒，拐着一双小脚，到三四公里外的甘蔗地里给我老婶送饭，给孩子喂奶，我也跟着一块儿去。

回家后，我奶奶又继续打草鞋或者是打草墩，太阳偏西时，又忙着煮晚饭，一天到晚都没有闲着。

有时候，老叔家大女儿哭个不停，我奶奶抱着颠着，始终哄不乖。奶奶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好解开衣襟，露出干瘪的乳房，将乳头塞进孩子的嘴里，孩子才不啼哭了。

逢年过节我父亲从东风农场回家，都会请我老爹和老叔过来我家喝酒吃饭，我老叔也会请我父亲和我老爹喝酒吃饭，我老爹也会请我父亲和我老叔喝酒吃饭，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

我读小学的时候，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老爹对我说，要邀请我和大我三个月的表哥（我二孃的儿子）到山上做客。

第二天早上，天刚刚蒙蒙亮，我和表哥就高兴的跟着我老爹上山了。

时值深秋，一开始还有点凉意，我们一路欢快的蹦蹦跳跳，不一会儿脑门上就冒出了汗珠，身子也暖和了。

我们从长沟边的家里出发，穿过竹园街，走进盐店巷，过了新井，钻过东沟渡槽，从大井旁边的山脚，爬上文笔山，过了石门坎，走下大夹槽，过了沙沟，来到了红坡头坡脚我老爹搭的窝棚边。

老爹把背箩放进窝棚，就领着我们钻进挂满露珠，长得叶绿杆粗，十分高大茂盛的包谷地里，拣着又大又好的包谷，掰了好多包，抱到窝棚里。

老爹的窝棚，靠里面搭着一张床，窝棚口有一个火塘，火塘的左边有一张用木板放在石块上做成的小桌子，桌子旁边有一个小凳子。

我和表哥从山坡上抱了两块平整点的石头，放在火塘旁边，当做我们的板凳，围着火塘坐在上面。

老爹在火塘里架上木柴，又从枕头底下摸出火柴，从床底下摸出一片明子，划着火柴，点燃明子，伸到柴堆下边，柴堆开始冒烟，烟子越来越浓，不一会儿，鲜红的火苗就窜了上来，围在火塘旁边的我们，顿时就感到了温暖。

老爹做在小凳子上边，将包谷连着叶子一包一包的放在火上烤，边烤边翻，不一会儿，包谷外层的叶子烤干了，开始冒烟着火了，就这样一层一层的烤，包谷开始冒出了一股白色的水蒸气，窝棚里开始弥漫起一股新鲜包谷诱人的清香。

包谷烤熟后，我们一人拿着一包啃。一口啃下去，满嘴的软糯清香，一连吃了几包后，肚子吃饱了，我们才歇嘴。

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好吃的包谷，令我终身难忘。

吃饱后，我们浑身来了劲。

我和表哥，刚刚八九岁，正是贪图玩耍的年龄，于是，我们俩像两只欢快的小马鹿，钻进包谷地里，去捉蟋蟀。

不一个儿，我捉到一只黑壳的蟋蟀，表哥捉到一只黄壳的蟋蟀。

我们在窝棚前挖了一个四方形的土坑，把蟋蟀放了进去。

两只蟋蟀先是掸了掸长长的胡须，然后又用前足将两根胡须分别挽进嘴里吮了一遍，然后翻起背上的壳子，一下一下的翻动起来，发出响亮的叫声。

两只蟋蟀听着对方的叫声，慢慢走近，先是用胡须掸了掸对方，进行试探，见对方并不逃跑，便火冒三丈，一方面用胡须快速的击打对方，一方面鼓着劲慢慢的张开带锯齿的血盆大口，同时快速的翻转背上的壳子，发出急促响亮的叫声，向对方示威。

见对方还不逃跑，双方张着血盆大口，鼓足了劲，慢慢靠近，用像铲子一样的牙齿，互相顶撞，然后像两条斗牛一样，猛撞上去，撕咬在一起，打的难解难分。

你来我往，双方经过几个回合的战斗，我的大黑壳战胜了表哥的大黄壳，在土坑里振翅鸣叫，高奏凯歌。

表哥不服，钻进包谷地里，又去捉蟋蟀去了。

半个多钟头后，表哥捉了一只又黑又亮，头大脖子粗的大黑壳蟋蟀回来，放进土坑里，我的蟋蟀哪是对手，三下五除二，就被咬的落荒而逃。

我正要钻进包谷地里去捉蟋蟀，老爹叫吃饭了。

我们围着火塘坐着。

老爹把一个咸鸭蛋切成八辫，在盘子上摆成一个圆圈，像一朵盛开的荷花，美丽好看，摆放在左边的小桌子上。

小桌子上还摆着一小碟酸腌菜。酸腌菜旁边摆放着一个金边大白瓷碗，里面装着热气腾腾，刚刚出锅的青菜煮萝卜。

这些青菜和萝卜，都是我老爹刚刚从地里拔来的，还带着清晨的露珠，十分新鲜，用开水一煮，一青二白，放上盐巴和火塘里现烤的糊辣椒，别提有多好吃了。

另一个金边大白瓷碗里，装着一块一块清水煮熟的金黄色的大南瓜，同样放上盐巴和火塘里刚刚烤香的糊辣椒，看着就感觉十分好吃。

老爹揭开火塘边一口沙锅的盖子，一股大红米饭的芳香便扑鼻而来。老爹用饭勺一碗一碗的盛了饭递到我和表哥的手中。

我和表哥，看到这些新鲜的美味，早已经垂涎欲滴了，接过饭碗，到小桌子边，把所有的菜都用筷子夹上一些，再倒上一点青菜萝卜汤，或者是南瓜汤，回到火塘边坐下，就开始大口大口的吃起来了。

我一口气吃了三碗饭，才放下碗筷。

饭毕，我和表哥开始收拾碗筷，老爹拦着我们，笑着说：

“你们是我请来的客人，怎么能让你们收拾碗筷呢？”

老爹将锅碗瓢盆收拾到背箩里，背到窝棚前面的小沙沟里清洗。

我和表哥也跟着来到了小沙沟边。

只见这条小沙沟有一米多宽，沟两边长满了杂草和刺蓬棵，将沙沟遮盖了一半。

小沙沟从高高的红坡头上逶迤下来，一直延伸到沟底的大沙沟。

小沙沟里的水很浅，很清，涓涓细流，使人将水底下干干净净的细沙粒都看得清清楚楚。

老爹用细沙将锅碗瓢盆擦洗干净，背回窝棚藏好，就领着我们在山上玩。

老爹指着东面的大山坡问我们：

“这个山坡叫什么坡？”

我们回答：

“红山坡。”

老爹纠正说：

“竹园人习惯叫红坡头。”

我们抬眼望去，只见东面的红坡头，坡长约六公里，坡度有三十多度，从大沙沟向上，延展上去，山顶仿佛伸进了高高的云端。

山坡上长满了碗口粗细的云南松，郁郁葱葱，一片翠绿，只在中间间或露出了一条逶迤的红色小道。

老爹告诉我们说，古代红坡头上长满了参天的原始森林，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年间逐渐被砍阀光了，山坡上裸露出了红色的土壤，因此人们将之叫做红坡头。

老爹接着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改变红坡头的面貌，人民政府用飞机多次在红坡头上飞播了大量的云南松种子。你们看，现在红坡头上的松树长得有多好啊！在过几十年，就能长成参天大松树了。

到了傍晚，我们才愉快的离开老爹的窝棚回家。

后来，当我读到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和“饮酒、其五”的诗句时，其诗曰：

饮酒、其五

东晋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感觉我老爹晚年的生活，就像陶渊明写的一样。

第十回

八十有余当保姆

大战前夜调回昆

话说我大哥从部队退伍后，被分配在昆明铁路局党委办公室工作，由于工作繁忙，经常到全国各地出差搞外调，把个人婚姻大事给耽搁了，三十多岁都还没有结婚。

我奶奶急着抱大重孙子。

因此，我大哥每年回家过年时，我奶奶都要问问我大哥给有对象了，什么时候能结婚，都要催一催，唠叨一阵子，搞得我大哥十分尴尬。

后来，我大哥在组织和热心人的帮助下，终于结婚了。

我大嫂是昆明人，父母亲和一个兄弟都住在昆明。

我大嫂从云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金平县妇联工作，多年来一直想调回昆明工作，都没有成功。

我大嫂和我大哥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

由于工作需要，我大嫂经常需要下乡，带着一个小孩，相当辛苦。

另外，我大哥和大嫂，一个在省城昆明工作，一个在边疆金平工作，两地分居，路途遥远，加上当时交通又不发达，俩个人一年见不上几次面，都十分迫切盼望着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我大嫂调到昆明工作。

而在那个年代，从大城市调到边疆易，从边疆调进大城市难，并且不是一般的难，而是相当的难。

要怎么样做才能将我大嫂调到昆明工作呢？

这时，不知道是哪位高人想出来的好主意，叫我奶奶去帮我大嫂领小孩。还说这个是一箭双雕的好主意：其一呢，我奶奶很会领小孩，又善于做家务，可以让我大嫂生活愉快；其二呢，最主要的是让领导看看，八十多岁的老祖婆来给孙子媳妇领小孩，成何体统，让领导赶紧将我大嫂调回昆明工作。

春节时，当我大哥当着全家人说出这个想法时，我奶奶并不知道真实意图，一开始表示不愿意去帮我大嫂领小孩。

我奶奶说，老祖老辈的人说：

六十不留宿。

七十不留饭。

八十不留坐。

我现在八十多岁了，黄土都埋到脖子上了，你们怎么还忍心让我坐几天汽车，大老远的跑到金平县去领小孩呢？你们给想想我这把老骨头给还受得了汽车的长途颠簸？

另外，我老叔老婶也不同意，说是他们的小孩也需要我奶奶领，家务活多，丢不开。

其次，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越南黎笋集团投靠苏联，破坏了中越两国“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忘掉了中国人民节衣缩食，从各个方面大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和援越抗美战争，背信弃义，恩将仇报，疯狂排华，将150余万越南华侨驱逐出境，并将他们辛苦积累的财产据为己有，真是现实版的“农夫与蛇。”

据当时的报纸和广播报道，越南当局不但疯狂的驱逐华侨出境，而且还在中越边境不断挑起武装冲突，枪击中国边民，制造边境流血事件一千多起，打死打伤中国军民三百余人。

“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人民也不是好欺负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面对越南当局的疯狂行为，中国政府调兵遣将，将数十万精兵强将云集广西和云南边境，秣马厉兵，枕戈待旦，中越边境上空战云密布，大战一触即发。

金平县与越南接壤，当时住扎了许多军队，公路两边平整点的地方，扎着密密麻麻的帐篷，到处可见一队一队的解放军在紧张的驯练，山坡上立着一排排威严的大炮。边境线上不时传来枪炮声，风声特别的紧张。

为了我奶奶的安全，所以全家人都不赞成我奶奶去金平县帮我大嫂领小孩。

没有办法，我大哥只好把叫我奶奶到金平县帮我大嫂领小孩最主要的真实意图讲了出来。

大家经过七嘴八舌的讨论，最后觉得有理，认为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早日将我大嫂从金平县调到昆明市工作，所以，全家人又都同意了。

我奶奶说：“为了使我大孙子媳妇从金平早日调回昆明，解决夫妻两地分居，能全家人团圆，我就是丢了我这把老骨头，也值得了。大孙子，我去金平帮你们领孩子。”

我奶奶的表态，令我大哥和大嫂感激涕零。

那个年代交通不便，我大哥和大嫂，带着我小侄子，领着我奶奶，坐了三天的班车（即公交车），才从竹园辗转到达金平县。

功夫不负有心人。

让我八十多岁的小拐脚奶奶去帮孙子媳妇领小孩这一招果然灵，领导终于同意将我大嫂调回昆明工作。就在对越自卫反击战（1979年2月17日）打响的头一天（即1979年2月16日），我大嫂获准领着我奶奶，带着我侄子，离开了金平县城，调到昆明铁路局妇联工作，我大哥终于全家人团圆了。

第十一回

老爹自己选墓地

暮年老人全靠墙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我老爹已到暮年，感觉力不心，爬山已经非常吃力了，遂决定拆除自己的窝棚。

一天，我老爹请我父亲和我老叔到红坡头他的窝棚里坐客，然后请我父亲和我老叔将他的窝棚拆了，将有用的东西搬回家里。

那天，风和日丽，蓝天上飘着几朵白云。我老爹和我父亲还有我老叔，在我老爹的窝棚里愉快的酒足饭饱后，我老爹领着他们观山玩景。

走到一个小山顶时，我老爹指着红坡头对面的一处山坡说：“我经过多年仔细的观察，那里坐南朝北，背山面水，中间凹陷进去，两边有两座小山，就像一把交椅的扶手，整体看上去，就像一把大交椅，是一块风水宝地。等我死后，你们就将我埋葬在这把交椅上，我会在阴间保佑你们子孙后代的。”

多年后，我的女儿在学校里各方面都表现优秀。有一次我在我二孃家吃饭，我二孃对我说，她请算命先生算命，算命先生对她说：“你们家要出一朵大鸡枞。”（方言话，意思是要出一个特别优秀的人才。——笔者注。）我二孃说：“一开始她以为她孙子就是这朵大鸡枞，现在看来，这朵大鸡枞原来是出在你家里了。”（我女儿后来一直靠拿奖学金读书，在国内名牌大学读完大学和研究生后，又到法国世界一流大学靠奖学金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到复旦大学任教。——笔者注）这是后话，不提。

再说我老爹不能上山后，中午就到茶馆里喝茶听书，晚上就和一群老人蹲在盐店巷合作社外面的铺台下面聊天，晚上回来睡在床上，又把听来的新闻一五一十的讲给我奶奶听，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我老叔家的二女儿，小时候聪明伶俐，心巧嘴甜，特别的得到了我老爹的喜欢。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爬上楼去，到我老爹和我奶奶床前，像一只小喜雀似的，叽叽喳喳，和我老爹和我奶奶说一阵话，经常把我老爹和我奶奶逗得开心大笑。

为了回报我老叔家的二女儿，我老爹每天都提前准备好我老叔家二女儿喜欢吃的零食，每天晚上等我老叔家的二女儿说完话离开时，就将零食送给她。我老叔家的二女儿谢过老爹和奶奶后，就拿着零食，高高兴兴的爬下楼梯，回房间睡觉去了。

后来，竹园街旁边的电线杆上装上了大喇叭，我老爹他们感到特别的新鲜，每天晚上都蹲在盐店巷合作社外面的铺台下面认真的听。

通过电线杆上的大喇叭，我老爹知道了全国各地最近发生的大事情，晚上睡在床上，又如数家珍般的讲给我奶奶听。

我奶奶听后夸赞我老爹说：“你每天去听广播，现在就像古代的秀才一样，真是成了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了。”

每天晚上，我老爹奶奶睡在床上讲的话，我睡在隔壁的床上，也听得清清楚楚。

我老爹讲得很好，不光是广播里边的新闻，还有他从老人们嘴里听来的竹园发生的新闻。我也十分爱听，所以每天晚上我都竖着耳朵认真的听我老爹讲，直到睡着觉。

有一天晚上，我老爹感叹的对我奶奶讲：

“现在的共产党真是好啊！晚上有宵夜（夜间吃的点心。——笔者注）也要在大喇叭上广播，让大家都知道了，好去买。”

我睡在隔壁的床上，听了我老爹的话，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天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时，街上电线杆上的大喇叭又在广播，我们在家里听得一清二楚。

当大喇叭广播天气预报时，只听广播里一个女声甜蜜蜜的用普通话说道：“今天晚上有小雨”时，我老爹又感叹的说道：“你们听听，现在的共产党真是好啊！连今天晚上有宵夜（小雨），现在就提前通知了。”

我愣了一下，明白过来后，对我老爹说：“老爹，你听错了，广播里说的不是今天晚上有宵夜，而是说的今天晚上有小雨，是小雨，天上下的小雨，不是夜里吃的宵夜。”

全家人听明白后，开心的哄堂大笑。

第十二回

老爹奶奶相继去世

一生平凡像棵小草

庄子曰：“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庄子以骏马跃过缝隙的一瞬间，比喻人生之短暂。

1975年10月1日，我老爹突然离世，使我悲伤欲绝。

我老爹的去世，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历与亲人的生离死别，使我痛不欲生。

带上孝布，拄着哭丧棒，我跟在老叔的屁股后边，到亲朋戚友和请人帮忙的人家门前报丧。

每到一户人家，只要老叔跪下，我就跟着扑通一声跪下。

这还是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给人下跪。

跪了几家，我的腿就疼得快要走不动路了。

老叔卷起我的裤脚一看，只见我的两个膝盖骨已经青紫了。

老叔教我说：“下跪时，不要双膝同时跪下，应该先跪下左脚，然后再跪下右脚，这样就不会伤到膝盖骨了。”

经过老叔的教导，我才会给人下跪了。

为了办好我老爹的丧事，老叔家和我家联合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会议决定：一、因为老爹属于我家供养，所以我老爹的丧葬费全部由我家承担。

二，由我负责管理钱财，凡是办理丧葬所购买东西的费用，都到我这里报销并登记入册。

然后将所有家庭成员都作了分工，各司其职。

我当年只有18岁，是一名代课老师。

那几天我可忙坏了，从早到晚，坐在一张桌子后边，桌子上摆着帐本和钢笔，抽屉里放着人民币。人们忙忙碌碌购买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要到我这里来支钱和报销。这不禁使我联想起了《红楼梦》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里主持操办秦可卿丧事的王熙凤，不免有几分得意。

办完老爹的丧事，七年后，我奶奶也因病去世。至此，我的老爹和奶奶，都离开了人间。

我的老爹和奶奶，和天下普普通通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一样，在自己的哭声中来到了这个世界，又在亲人的哭声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对于普通人的死亡，有人总结的很好：

当你死后，前三个小时，亲人会哭天抢地，痛不欲生。

一天后，亲朋戚友知道了消息，感到震惊，人缘好一点的，有几个人会流泪难过。

三天后，丧事办完，亲人们也疲惫不堪，亲朋好友逐渐离开？

一个月后，朋友们渐渐把你遗忘。

半年后，你的亲人也恢复正常生活。

一年后，你的亲人会为你扫墓、烧纸。

三年后，你的亲人除了会为你扫墓、烧纸外，你将逐渐消失在亲人的记忆中。

我的老爹和我的奶奶已经离世四五十年了，他们在世的痕迹已经找不到了，在亲人们的记忆中已经模糊了。作为他们的孙子，我今年已经69岁了，快到古稀之年了，我凭着零星的记忆，大概的记录了他们的一生。从他们八十余年的人生经历中，大家可以从中窥见几个朝代变迁的痕迹，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杨树德写于2025年8月30日，完笔于2026年1月12日，全文23474字。

(备注: 弥勒方言称祖父(爷爷)叫“老爹”。)

作者简介：杨树德，男，弥勒市人，1957年生。年轻时当过团委书记，老年时当过象棋协会主席，是国家业余象棋大师。曾经当过企业内部刊物《弥糖报》编辑和红河州新华书店内部刊物《红河新华园地》总编。创作出电影剧本《六十军血战台儿庄》和长篇小说《杨再生抗癌记》，中篇小说《血战禹王山》以及上百篇短篇小说、散文、游记和小品等文章。有多篇文章荣获过省、州、市、县的奖励。有多篇文章被编入《新苗集》、《弥勒县民国史话》《向上的阶梯》、《甸溪烟雨》等书籍中。2017年从弥勒市新华书店退休。现为红河州作家协会会员和弥勒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