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奇人”张瑞玑：这个知县竟是同盟会秘密成员？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总有一些伟岸的身影，因其独特的风骨与才情，在泛黄的史册中熠熠生辉。张瑞玑，这位清末民初活跃于政坛、文坛的“山西奇人”，曾长期隐没于历史的烟尘之中。幸而有卫洪平先生，怀揣着对乡贤的深情与对历史的敬畏，30多年在工作之余爬梳剔抉，研究不辍，继1997年3月1日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长文《张瑞玑其人》、2020年编著《张瑞玑先生年谱》之后，又推出力作《张瑞玑传》。这不仅是一部人物传记，更是一把解读那个风云激荡时代的钥匙，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位民国士人的铮铮铁骨与家国情怀。

《张瑞玑传》，卫洪平 著，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为本书的策划与责编，我与这部书稿有着特殊的渊源。2019年初，我因《张瑞玑先生年谱》与作者结缘，深感张瑞玑其人值得深挖，遂策划将其扩展为系列丛书。在编校《年谱》的过程中，我获益良多，并特邀时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及近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岳谦厚教授对书稿进行学术把关，从感性接触到理性深耕，各位师长的相助令我对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随着2020年年初《年谱》的正式出版，我便与作者约定撰写《张瑞玑传》事宜，并列入我社2021年度重点选题，2021年3月签订出版合同。然而，卫先生政务繁忙，只能在工作之余点灯熬油，书稿推进缓慢，直至2025年元旦前夕才杀青。书稿杀青后，更是几易其稿，待排版时已至第四稿。

本书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缩影。张瑞玑（1872—1928）字衡玉，号老衡、䍺窟野人，清末民初山西赵城（今洪洞县赵城镇）人。光绪癸卯（1903）进士，历任韩城、长安等地知县，以宰官之身秘密加入同盟会，参与组织了陕西辛亥革命。入民国，担任山西首任财政司长，署山西民政长，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黎元洪总统府政治顾问。1917年响应孙中山号召南下护法。1919年南北议和，以“德望素著”，被南北政府首脑和双方总代表公推为赴陕西监视停战划界专员，一时叱咤风云。《张瑞玑传》通过对传主瑰奇人生的细腻描摹，重现了一位集“文士之笔，辩士之口，循吏之心，侠士之挥霍，廉士之操守”于一身的“谔谔一士”形象，并借此折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庙堂与江湖之间的奋起、挣扎与坚守，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作者并非简单地为其立传，而是试图通过张瑞玑这一微观个体，回应宏大的时代命题。作者笔下的张瑞玑，既是振兴新学堂、创办《兴平报》、组织翻译《晋矿》的实干家，展现出在教育、新闻、经济领域的远见卓识；又是在辛亥革命、护法运动等重大历史关头，敢作敢为、对抗袁世凯与地方军阀的勇毅之士。书中对于1919年张瑞玑赴陕监视停战划界一节的描写尤为精彩。那是一个关系南北议和成败的危急时刻，面对错综复杂的军阀局势，张瑞玑“骑虎”西行，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和严谨的考证，将这一段历史高潮写得跌宕起伏，深刻体现了传主大智大勇，能进能退的政治智慧。这种基于史实构建的人物形象，丰满而立体，绝非空洞的道德说教。

张瑞玑

在分析与论述方面，作者功力深厚，论述精辟周到且前后连贯，以笔墨复活了传主风骨。后记中引用钱乘旦先生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写出来的。”这并非指历史可以任意杜撰，而是强调在浩如烟海且碎片化的史料中，写作者需要有“挑战智商”的本事，去复原、去拼接、去打捞那些濒临消失的真相。作者正是秉持这一理念，做到了逻辑严密、互证有力。全书以时间为轴，结构严整，层次分明，生动再现了张瑞玑从清末能吏到民初国会议员，再到政坛名角的非凡经历。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史诗结合。张瑞玑自谓“诗不如其为人”，其诗歌蕴藏着丰富的思想资料。作者在写作中特别注意分析传主的思想轨迹，大量引用其诗歌文献，以诗证史，以诗明史。这种写法不仅增加了文本的文学性与可读性，更让读者在吟咏之间，触摸到了传主字里行间那颗跳动的心。贾平凹先生在推荐语中感叹：“一个有血有肉、风骨凛然的张瑞玑，在他的笔墨下复活了。”这种复活，得益于作者对诗歌与政治轨迹互文关系的敏锐捕捉，论证过程环环相扣，毫无拖沓之感。

资料来源的翔实与珍贵，是本书学术价值的基石。作者秉持“实录”的史家传统，足迹遍布京、沪、陕、晋等地的图书馆、档案馆。他所依据的资料极为广泛且可靠，不仅包括《政府公报》《申报》等官方与权威报刊，更大量挖掘并使用了各类私人日记、书信以及稀见的稿抄本。正如应出版社之邀审读书稿的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仲民所言，作者展现了深厚的文史功底，利用多种资料详细钩沉了张瑞玑“特立独行的一生”。这些资料中，不乏先前从未被学术界系统使用过的珍贵文献，这为本书的原创性提供了坚实基础。通过对这些第一手资料的梳理与辨析，作者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历史语境，剥离后人涂抹的层层色彩，让读者得以近距离观察那个时代的真实面相。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成功地融合了传统史学与现代传记文学的多种手段。作者主要采用了历史学的文献梳理法与实证分析法，辅以实地考察与比较研究，未局限于就事论事，而是将张瑞玑置于清末民初社会大变局的宏观背景下进行考量，运用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视角，通过传主个人的荣辱升降来透视时代的风云变幻。这种方法论的自觉运用，增强了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使得全书既有传记文学的生动性，又不失学术著作的厚重感。

撰写本书时，作者始终秉持“无征不信”的严谨态度。对于历史记载，他不盲从旧说，不主观臆断，而是通过多方印证以去伪存真。这种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从《张瑞玑先生年谱》贯穿至《张瑞玑传》，体现于字里行间。

在史料处理上，作者可谓详略有致：凡有确凿证据者，必详尽阐述，条分缕析；凡证据不足或史料缺失者，则宁缺毋滥，或直言“待考”，以留待后来者补充；若发现既往记载失实，亦必通过严密考证予以推翻或纠正。这种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不仅提升了传记的学术价值，更彰显了扎实的史学功底。

作者不迷信权威记载，善于通过比对原始文献（如墓志、碑传）与回忆录（如自传、回忆文章），发现并纠正记忆错误的史实。如纠正于右任关于茹欲可加入同盟会的记述。于右任在《泾原故旧记》中称进士出身的知县茹欲可为“中国同盟会会员”。但茹欲可胞弟茹欲立所撰的《茹君墓志》（于右任书丹）这一第一手资料中，并未记载其兄加入同盟会。依据亲属所撰、名人书丹的墓志，作者推断于右任的回忆有误，认定茹欲可并非同盟会会员，而张瑞玑以知县秘密加入同盟会，在同时代人中“为数寥寥”。在涉及具体历史细节时，作者力求翔实，同时也坦陈资料搜集的艰难，体现实事求是的作风。对于历史记载中模糊不清、逻辑矛盾或资料缺失之处，作者不强下结论，而是列出疑点，标明“待考”，为后续研究留下空间。书中事例较多，限于篇幅，仅举一例。曹锟贿选时，张瑞玑也被“贿以重金”，他“断然拒绝”。书中写道：其时“瑞玑已不是参议院议员，何以还要贿赂他？或许操弄选举者试图借重瑞玑的声望？待考。”从纠谬、详查、存疑三个层面，作者展现了一位学者应有的严谨态度：不因前人名望而盲从，不因史料残缺而编造，始终保持对历史的敬畏之心。

《张瑞玑传》填补了近代山西人物研究的一个空白，正如张仲民教授所言，该书“或可被视为管窥清末民初山西历史的一扇窗”。更为重要的是，它为研究中国近代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微观视角。在当下的学术研究中，如何从边缘人物入手，重新审视晚清民初的政治与社会转型，本书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本。它在历史学层面丰富了对地方精英与中央政治互动关系的理解；在政治学层面，展现了议会政治在中国早期实践中的复杂面相；在社会学层面，剖析了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心理机制与文化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