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产融合：科技和产业精准对接，成都向“新”而行

成都白鹭湾科技生态园“西部脑谷”，成都芯脑科技研发人员正在调试新一代脑机接口设备。同一栋楼里，该设备的目标用户之一——自闭症儿童康复机构正在进行康复治疗。研发工程师能随时看到患儿的真实使用反馈，并立刻收集数据、调整算法参数。

这种在一栋楼里完成研发验证的垂直场景，并非偶然。它是成都正全力推动的“科产融合”战略，在城市肌理中生长出的一个微观样本。

2025年12月9日，成都市委十四届八次全会召开。全会提出，要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开放引领、科产融合、强县活区”发展战略。

其中，“科产融合”被赋予明确使命：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大力推进科技和产业供需精准对接，促进更多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构筑强大实体支撑。

一场向“新”而行的系统性革新打开新图景：将极其丰沛的科教“矿藏”，高效冶炼成驱动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真金”。

机遇与挑战：科教“富矿”与“冶炼厂”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成都的科教资源家底，常被外界称为“富矿”。拥有高校66所，其中“双一流”建设高校8所，数量位居全国第四。在校大学生超过128万人，每年毕业生超过25万。国家级高能级创新平台集群密布：1个国家实验室、4个国家创新中心、10个国省大科学装置、4个天府实验室。

然而，与这份“家底”形成微妙对照的，是来自产业一线的现实感受。“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还不够突出，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转化的质效有待提升。”成都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丁小斌的直言，指向一个核心命题：资源禀赋不等于竞争实力，创新策源不等于产业优势。

▲电子科大科技园瞪羚湖 陶轲 摄

成都面临的，是一场不进则退、慢进亦退的城市竞争。横向观察，国内先进城市已展开新一轮竞速。上海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苏州则明确要深度融入长三角科创中心，健全以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机制。纵向审视，成都处于发展关键跃升期。2025年1-11月，成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高技术制造业增长8.9%。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的“化学反应”初显威力，但潜能远未释放。

更深层的动力，来自国家战略的布局与期许。随着“十五五”规划编制启动，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在成都交汇叠加。科产融合，是成都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提升产业链韧性的必然路径，也是其从“科教资源大市”迈向“产业创新强市”的“关键一跃”。

成都的机遇与挑战，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优势是显性的“硬家底”。除了顶尖高校院所云集，成都的产业底盘同样坚实，已形成“9+9+10”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了14个千亿级、26个五百亿级产业园区，园区承载了全市96%的重大产业化项目，86%的规上工业企业。

短板则是隐性的“软梗阻”。一方面，高校院所的科研活动多以学科发展和知识创造为导向，与市场需求的结合不够紧密。另一方面，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获取前沿技术、对接高端人才的渠道不畅，创新能力不足。

“打通最后一公里”，成为成都必须攻克的“腊子口”。 这“一公里”，是信息与信任的鸿沟，是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死亡之谷”。电子科技大学教授柴俊武精准点出：“成都的问题不在于没有‘矿’，而在于‘采矿’和‘冶炼’的体系效率。”其核心，在于构建一套能无缝对接高校“知识创造逻辑”与企业“价值创造逻辑”，并使之循环增强的机制。

系统破题：从“三个有”到生态重构的成都实践

成都正在通过“有组织的科研”“有体系的撮合”和“有质效的转化”，发动一场全链条、多层次的生态革命。

有组织的科研，是扭转研发的“方向盘”。改革首先从源头开始，成都彻底改变“发布指南、自由申报”的科研立项机制。“我们根据企业需求、产业链需求来凝练需求清单，再面向高校院所对接发布，实现双方的有机结合。”丁小斌介绍。运行以来，已征集到300多项关键技术需求，形成精准的攻关任务。在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布局更为超前，五年来已支持24个项目，投入近3000万元。

▲兴隆湖畔，很多科创企业和研究院在此落户 王效 摄

“有体系的撮合”破解“谁来研”和“怎么用”的对接难题。“科创天府·智汇蓉城”是成都市科技局打造的核心撮合平台，已举办活动400余场，服务企业超10000家，发布成果清单4000余项，促成合作超500项。更重要的是，它吸引了市域外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在蓉落地转化，孵化注册成立科技型企业130家。撮合正在向专业化、精细化演进。“我们提出‘一产业一专场、一园区一专场’，多频次、小规模、分领域、深交流，效果很好。”丁小斌说。

对接成功只是开始，从技术到产品的惊险一跃，需要坚实的支撑体系。推动有质效的转化，成都正从四个维度构建转化“支柱”。

其一，是多元化的中试平台网络。成都已建成144家市级及以上中试平台，形成民企运营型、政府投资型、企业开放型，以及校地合作型四种特色模式，精准覆盖不同领域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需求。以“蜂鸟智造”为例，该平台由民营企业投资运营，市场化服务中小科技企业。

其二，是流动的人才“旋转门”。成都正从三大方向大力推动人才在学界与产业界“双向奔赴”：“科技副总”计划将从高校院所选派500位科研人员，到产业园区和企业担任“科技副总”，深度参与技术攻关。联合培养支持企业科技人员在职攻读工程硕士、博士，推行“双导师制”，政府给予50%学费补贴。设置成果转化专员，联合区（市）县、产业园区等共同选派专员100余名，专职负责科技成果挖掘、策划和转化等服务。

其三，是突破性的制度“点火器”。成都正尝试用改革破解深层制度障碍。例如“先用后付”，企业可先免费试用高校科技成果，产生效益后再付费，极大降低门槛，目前已梳理约400项适用成果。再比如“先投后股”，改革财政资金使用方式，从补贴转向早期股权投资，与社会资本共担风险，激励“投早、投小、投硬科技”。

其四，是开放的城市“实景场”。成都将城市治理的复杂挑战，转化为技术创新的独特场景优势。场景，从“测试场”升级为“定义市场规则的实验场”。

未来之战：从“实践”到“模式”的漫长之路

一系列组合拳之下，变化正在发生。

卡诺普机器人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从技术攻坚走向资本市场；沃飞长空斩获千架AE200航空器订单，在成都定义的场景中完成商业闭环；西部脑谷的脑机接口设备，快速进入全国30余家医院……

这些散点式的成功，正在连成一片新的创新雨林。

▲程序员正在调试“天行者2号”机器人

柴俊武评价：“成都构建了一种让‘知识创造’逻辑与‘价值创造’逻辑持续循环、相互滋养的长效融合机制，正从一个被动的空间管理者，转变为一个主动的‘生态架构师’。”

然而，科产融合是一场持久战。成都相关部门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仍存差距：“包括部门和区（市）县对高校的连接以及资源转化方面，仍然存在提升空间。”

面向“十五五”，成都的科产融合实践正走向深入：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做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围绕产业需求新建产学研联合实验室；将“科创天府·智汇蓉城”活动推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更广阔市场；深化场景创新，将城市治理需求系统梳理为牵引技术突破的“超级场景清单”……

这场实践的终极目标，不仅是培育几个龙头企业或抢占几条赛道，而是要在成都形成一种可复制的“科产融合”城市模式。它关乎这座城市能否将先天禀赋转化为持久的竞争优势，关乎其能否在国家创新版图中，从重要的“策源地”进一步成长为卓越的“转化极”与“增长极”。

当创新的火花被系统性地收集、传导并转化为驱动产业的澎湃动能，成都向“新”而行，才真正拥有了最坚实的底盘。这场决定未来的“关键实践”，刚刚进入最核心的攻坚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