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被捕后，徐会之奉命赴台恢复情报工作，几点疏忽让他功败垂成

1951年11月，蒋介石在台北办公室里气得手都在抖。

一份军法处的判决书摆在他面前：一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陆军中将，审了一圈下来，竟然只判了5年。

老蒋直接把笔摔了，在卷宗上狠狠写下八个大字：“应即枪决，以肃官箴。”

这事儿在当时简直不可思议。

要知道那会儿台湾正处在白色恐怖最疯狂的时候，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稍微沾点红就是死罪，军法官怎么偏偏对个自首的“大特务”这么宽容？

有时候，最危险的地方不是没人去，而是去了还能把敌人绕晕。

这人叫徐会之。

现在年轻人可能没怎么听说过，但在当年，他是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跟后来国民党的一帮大佬贺衷寒、袁守谦那是把兄弟。

董必武提起他时眼圈都红了，说他是党内真正的“谍王”。

他干的事儿，说白了就是把“灯下黑”玩到了极致。

把时间推回到1950年初。

那时候局面那是相当惨。

蔡孝乾一叛变，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把吴石将军那条线上一千多号人都给带进沟里了。

就在所有人都在想办法往大陆跑的时候，徐会之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下巴都掉地上的决定：逆行回台湾。

这不是找死吗？

要知道他前脚刚在重庆帮着策反了三个军，差不多8万人起义，身份早就半公开了。

但他打了个时间差，谎称自己是从大陆逃难经香港抵台的。

国民党特务头子滕杰虽然不是吃素的，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广州解放前大家抢票跑路，你有票不走，现在怎么又突然冒出来了？

但徐会之心理素质太稳了。

毕竟是混了二十年的老官僚，他拿出那副官场老油条的派头，几句话就把这事糊弄过去了。

再加上他那身中将军衔摆在那，一般小特务还真不敢动他。

但他心里清楚，随着蔡孝乾把底裤都抖出来，查到他头上是早晚的事。

与其等着被抓，不如主动出击。

于是，他搞了一出近代谍战史上教科书级别的“反间计”。

1950年6月，就在吴石将军牺牲前后，徐会之找老同学、时任“国防部”次长的袁守谦递了份“自首书”。

这招太绝了。

这就好比你明明是来砸场子的，进门却先给老板递了根烟。

这“自首书”里全是坑。

他在信里痛哭流涕，说自己一时糊涂，顺便给特务们喂了点“毒药”。

他编了个叫“长江7号”的情报小组，说成员遍布台湾各大要塞。

保密局那帮人一看，好家伙，大鱼啊！

赶紧调集大量人力物力去查。

结果呢？

查了个寂寞。

特务们忙着抓空气，搞得国民党内部人人自危，真正的地下党反而有了喘息的机会。

更毒的是，他在供词里轻描淡写提了一嘴，说策反过彭孟缉，对方“好像有点动摇”。

彭孟缉是谁？

那是蒋介石在台湾的“屠夫”，手握重兵。

老蒋生性多疑，一看这话，虽然没立马杀彭，但心里那根刺算是扎下了，没过多久就把彭孟缉调离了实权位置。

徐会之用自己的一条命，直接废了老蒋一员大将。

后来进了监狱，特务们对他那是真下狠手，皮开肉绽都算轻的。

但他咬死自己只是个想两头下注的投机分子，核心机密一个字没吐。

在牢里也没闲着，跟关在隔壁的黄埔同学李玉堂中将用军歌对暗号，把脑子里的军事部署用米汤写在纸上送出去。

直到1951年9月，解放军能搞定国民党那个“沱江计划”，这碗米汤功不可没。

那个判他5年的军法官，其实完全被徐会之的逻辑给绕进去了。

在法庭上，徐会之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看局势乱了想留条后路的老油条”，而不是坚定的信仰者。

加上他黄埔一期的深厚人脉，法官觉得这也就是个“思想动摇”，罪不至死。

可惜，蒋介石太了解这个学生了。

老蒋翻老账一看，越看越心惊。

这人抗战在武汉当行营政训处长，把大石洋行划给八路军做办事处；当汉口市长的时候，表面上大肆搜刮日伪资产，实际上那些钱全变成了地下党的经费，那些被他“霸占”的房产全是交通站。

这哪是贪官啊，这简直就是国民党财政部的搬运工。

蒋介石明白，这人智商太高，对国民党军队太熟悉，留着就是个定时炸弹。

为了杀得名正言顺，蒋介石甚至不惜翻旧账，把他在汉口当市长时的所谓“贪腐案”翻出来，硬生生安了一个“预谋叛乱”的罪名。

1951年11月18日，台北马场町刑场。

50岁的徐会之被押赴刑场。

临刑前，刽子手问他还有什么遗言。

这位隐蔽战线的传奇人物整理了一下身上那件破旧的军装，提了三个要求：第一，不跪，要站着死；第二，不蒙眼，让他看着家乡武汉的方向；第三，允许他哼一首歌。

在黑洞洞的枪口下，徐会之轻轻哼起了那首《洪湖水浪打浪》。

枪声响起，一代“谍王”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

徐会之的牺牲，换来的是国民党反谍系统长达数月的混乱和误判。

直到1985年，国家才正式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那年他50岁，最后留给世人的，也就是那身破旧的军装和那首没哼完的民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