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道被坑，为什么欧洲还要紧跟美国当冤大头？​

在欧洲国家眼中，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在“坑欧洲”这件事上都保持着高度一致性。从“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到俄乌冲突，近十年来，美国几乎无时无刻不在通过给欧洲“挖坑”来套取利益。

然而，即便被当作“冤大头”，欧洲国家除口头谴责外，至今也未曾对美国采取过对等的报复措施。美国之所以能在欧洲为所欲为，重要原因在于它通过北约控制了欧洲的安全命脉；而欧洲人愿意接受这种控制的根源，则是他们过去的好日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在二战后对欧洲的再造之功。

二战后的欧洲，不是濒临破产，就是已然破产。这场战争造成超过3600万欧洲人死亡，男性劳动力锐减，主要参战国无一幸免，皆沦为一片废墟。在同盟国一方，因迅速投降而相对免遭战火蹂躏的法国，工业产值较战前下降60%，农业产值仅为战前一半，曾经发达的铁路系统在战后几近瘫痪，75%的港口在战争中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

遭受纳粹德国海上与空中攻击的英国，不仅本土数十万平民伤亡、逾百万座建筑被毁，曾经富甲天下的大英帝国还因二战背负30亿英镑贷款，黄金储备也基本通过债务关系转移至美国。作为战争元凶的轴心国一方，所受打击与惩罚更为惨重。在意大利，大量文化遗产毁于战火，北方主要经济区屡遭摧残，以米兰、威尼斯、维罗纳等为核心的北意大利城市群，战后产值仅为战前的两成。

遭受盟军打击最甚的德国，本土工业产能不足战前30%，全国近半建筑被摧毁。因战争夺走大量青年生命，面对满目疮痍的柏林，当时的德国人甚至认为，单是清理瓦砾就需要20年。

对同盟国而言，1945年是胜利之年；但对欧洲文明来说，这一年却是其发展史上的谷底。自大航海时代以来积累的数百年优势，被战争彻底摧毁。当时的欧洲人不仅不相信自己能重返昔日巅峰，甚至觉得欧洲将长期落后于未受战火波及的南美、印度等地。

然而事实是，到20世纪60年代末，欧洲便已完成经济重建。西方阵营中的欧洲国家，总体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远高于苏联，国民生活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一些袖珍国家更凭借极高的国民收入，成为至今令人称羡的典范。

欧洲人能在战后迅速过上好日子，本质上是美国为争夺世界霸权所付出的巨大代价。1947年6月5日，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宣布，美国已做好准备帮助欧洲复兴。这次演讲之后，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的马歇尔计划正式启动。

短短三年，美国向16个欧洲国家及地区，以及当时被划入亚洲的土耳其，提供了总额逾13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笔巨款成为战后欧洲复兴的关键。按购买力计算，它相当于今天的1500亿美元，但对欧洲的实际影响远超这一数字，约折合今天的1.2万亿美元。

这一换算从何而来？让我们回溯至马歇尔计划启动的三年前。早在二战结束前，美国已预见到，要实现世界霸权的平稳过渡，必须由自己主导战后欧洲的复兴进程。要引领欧洲走出战争阴影，除了经济援助，还需建立以美元为主导的稳定货币体系。

1944年7月，美、苏、中、法等国代表齐聚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签署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等文件，构建起名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全球性经济框架。该体系的基石，是当时美国握有的占全球75%以上的黄金储备。

根据协议，1美元可兑换0.89克黄金，各国依此确定本币与美元的汇率，所获美元援助亦可按黄金价值兑换美国商品。以当今金价折算，美国1948—1950年间为欧洲提供的130亿美元援助，约合今天的1.2万亿美元。

这笔援助的直接效应，是使欧洲在短短三年内创下史上最快的经济增速。1948——1952年，受援国工业产值年均增长逾10%，农业产值基本恢复至战前水平。而美国对欧洲复兴的帮助，远不止这130亿美元的直接投入。

在美国影响下，以英国、西德为首的欧洲国家在战后推行一系列社会改革，建立医疗、养老、失业等制度性保障体系。这不仅在当时释放了欧洲工人的生产力，也为日后“福利国家”的建设奠定基础。

与此同时，为应对苏联威胁，美国于1949年牵头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就是北约。尽管北约的成立大幅削弱欧洲国家的防务自主权，但在美苏争霸背景下，美国通过北约主动承担西方阵营的主要军事责任，使西欧军费降至战后最低水平，为经济复苏与生活水平提升创造条件。

到60年代末，仅西方阵营控制的西欧地区，GDP总量已占全球四分之一，人均GDP超过美国的六成，是东欧及苏联的两倍以上。依托较高经济水平与宽松的国防支出环境，西欧建立起覆盖全民的福利体系，整体贫困率首次降至10%以下，欧洲人迎来前所未有的好日子，而这样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启。

事实上，马歇尔计划提出时，美国国内已意识到其本质是“用金钱换霸权”。二战后的黄金时期，援助欧洲、维系北约对美国负担不重；但随着冷战加剧，与苏联争霸的投入日增，加之越南战争等对外干涉，美国财政压力陡增、美元大量外流，终因黄金储备不足，无力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35美元兑1盎司黄金”的固定汇率，体系随之瓦解。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另一面，是美元与原油挂钩，形成“石油美元”体系。尽管阿拉伯国家在70年代曾以石油为武器反击西方，但石油贸易的繁荣本质上依赖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秩序。因此，70年代的摩擦过后，中东至西欧的廉价能源贸易迅速恢复。

在石油美元体系中，作为发达工业国的欧洲，可用出口工业品换取美元，再用以购买中东廉价能源，这条链条实质上是美国“吃肉”、欧洲“喝汤”，而为欧洲提供原材料与劳动力的第三世界国家沦为新的“冤大头”。但正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让欧洲工业国得以“喝汤”享福：依靠北海油气崛起的挪威，从北欧穷国一跃跻身“人间天堂”；依托国际组织总部与金融业的比利时、瑞士等国，也充分享有美国秩序下的小国红利。

上世纪末，欧洲人均GDP虽略低于美国，但因军费低、福利完善，整体生活水平达人类历史峰值。以2000年左右的德国为例，正值欧元与马克交接期，统一仅十年的德国仍需向东区大量补贴，税负高达月收入约40%。即便如此，德国工人实得时薪约9欧元，可买1升牛奶、1斤面包、1斤苹果和1斤猪肉，余资还能为汽车加2升油。一些欧洲小国的生活水平甚至优于德国。

相较于尚处经济爆发前夜的中国，以及仍在贫困中挣扎的南亚、非洲，宛若“人间天堂”的欧洲，自然以实际行动支持塑造这一秩序的美国。然而，当美国逐渐意识到，自身经济困境不仅源于产业外流，还因欧洲“喝的汤”中掺杂了太多本属美国的“肉”时，欧洲在美国主导秩序下的好日子，终于迎来了终结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