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中将想起义却发愁手里没兵，汤恩伯：封兵团司令现在就上任

《——【·前言·】——》

1949年5月，上海形势急转直下，战火烧到吴淞口。国军节节败退，兵力动摇，军心涣散。就在这时，51军残部换了新军长，名叫刘昌义。

他刚接任，就在司令部门口撞上蒋纬国。蒋握着他的手，说得情深意切。可这一番话没让刘昌义动摇，只让他想起了更早时候的背弃与落空。他要起义，但那时，他还没兵。

从西北到许昌

刘昌义手里没兵，最早不是因为打败仗，是因为他出身不对。

河北任丘人，1922年参军，投了冯玉祥。当时冯还只是一个师长，部队是“杂牌”中的硬骨头。打得猛，死得多，升得快。

刘昌义不到二十岁，进的是总司令部当联络员，不到两年升了师长。不是因为有人带，而是因为敢冲锋，能拉兵。

但这种兵升得快，也败得快。西北军反蒋失败，冯玉祥败退，部队瓦解。五虎十三太保散得一地都是，将官各走各的。

有的归了老蒋，有的去了东北，有的索性自己建“绥靖区”。刘昌义没有站队。

他不想跪着去见蒋介石，也不愿给张学良打工。他想自立门户，回老地方召旧部，拉枪筹粮。跑了晋城、走了邯郸，跑断了腿，没拉成队。

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刘昌义趁乱拉出一支千人队伍，在冀中打游击。听说张家口战事紧急，他带兵找上刘汝明，请求参战。

张家口守不住，日军大军压境。他打得狠，但终究没挡住，撤回河南。正是在河南，碰上了程潜。

程潜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看中这支硬拼的西北老兵，把刘昌义收编为游击司令。

到了1940年，河南温县被围。刘昌义部队不足两千，被日军合围，断粮断弹，援兵断绝。他设下诈降计。

日军接收部队，要求交枪点验。他主动迎合，设下“点检”陷阱。等敌方检查团刚一进阵地，关门放火，一波猛打。一百多日军几乎全歼。

杀完检查团，他立刻带队突围。沿路打出重围，又歼敌几百。日军被打蒙了。

这次行动震动战区，蒋介石亲批番号，暂编第十五军成立，刘昌义任军长。

番号有了，但也意味着你被定性为“杂牌”。编制低一等，装备差一成，死得快一级。

真正的考验，在1944年。

日军启动“一号作战”，主攻中原腹地。豫中一线告急。刘昌义奉命守许昌，带的，是那支暂编十五军。

十五军下辖新编二十九师、预备十一师。两个师，兵力一万出头。装备比不过中央军，连汽油都靠地方配发。

1944年4月29日，日军两个师团外加一个旅团攻许昌，动用重炮、坦克、空军。新二十九师打得最惨。师长吕公良顶在城头，和部队拼到最后一人。

战后统计，整个二十九师几乎全灭。吕公良战死，尸骨无存。刘昌义带着十一师在外围阻援，接应伤兵。

许昌沦陷时，他部仅剩两千人。

这场仗，中央军几乎全线溃退。唯独这个“杂牌军”，死战不退。

但这场硬仗，没有带来嘉奖。

打完仗，暂编十五军被裁撤，番号取消。老蒋调刘昌义离职，名义上提任，实则剥权。

十五军残部被并入其他军。老兵散尽，连一个营长也不归他调度。

刘昌义从一线退了下来。空有军衔，没了实权。他知道自己被用完了。

闲职多年，心有未平

抗战胜利后，国军系统开始大洗牌。

刘昌义被委任为第七绥靖区副司令，名义光鲜，实际无人可管。他拒绝南下，留在上海。

在上海，他常年寓居，外出极少。他有军衔，却没权；有战功，却没人提。

他心里清楚。西北军出身，在南京永远是二等人。战时用你冲锋陷阵，和平时让你靠边站。

曾经的旧部，如今各自归队。有的死在山头，有的混进编制。他没想过去投靠任何人。

他回忆那场许昌之战，不是骄傲，是愤怒。战到最后还不被信任，这个制度他不想再为它拼命。

到了1948年，局势转向。解放军横扫中原，长江以北大片解放。国军撤往长江南岸。南京守不住，上海成了最后堡垒。

刘昌义一直没动。他在等待。

王葆真找上他，是在1948年末。民革方面需要一批有影响力的旧将，做起义准备。

刘昌义答应下来，但提出条件：必须有兵。

没有兵，谈不上起义。没有番号，没有调动权，他就是一个退役老兵。

他不急，继续等。他明白，只要上海不失，汤恩伯迟早会找他。

汤恩伯的任命

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突破长江防线。南京守不住，中央军仓皇南撤。此时，蒋介石将江南战场交由汤恩伯统一指挥，重兵集结上海，试图作最后防守。

上海战略地位重要，是国统区最后的经济重心。汤恩伯到任后，不是组织坚守，而是着手准备撤退。

在战役节节败退、局势无法挽回的大背景下，刘昌义终于被想起。

51军军长王秉钺被俘，部队主力溃散。这支番号虽在，兵力已空，急需有人收拾残局。汤恩伯需要一个人来顶上，但又不能是自己人——他要保住亲信，留下的只能是“外人”。

刘昌义出身西北军，不属汤派。兵龄资历够，指挥经历全。最重要的是，他闲置多年，没有编制背景，便于控制。

4月底，汤恩伯签署任命：刘昌义出任淞沪警备副司令，兼任第51军军长。

这时的51军，只是一个残壳。番号虽响，但人员涣散、编制混乱、火力匮乏。除少数连队外，其余不是伤兵就是散兵。弹药残缺，军械失管。实际掌握兵力不足两千人。

刘昌义没有推辞。他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真正握住兵权的机会。

而汤恩伯，也并未将此职当作重用。他心中已有安排：将嫡系主力提前撤出，由杂牌残兵顶住解放军主攻方向，为撤退争取时间。

51军就是挡箭牌，刘昌义就是替死鬼。

5月中旬，战局全面失控。解放军十万大军压上吴淞口，炮火覆盖宝山、月浦一线。国军防线频频告急。

汤恩伯彻底下定决心启动撤退方案。嫡系部队快速从杨树浦码头登舰，转向舟山、台湾，陆续撤出上海。

要想顺利撤退，就必须有人殿后。谁来守？谁来扛？

刘昌义被再次推上前线。

汤恩伯下令，任命其为“北兵团司令”，整合外围各路残部，统一指挥吴淞防区防守任务。

这个职务听上去高，实则是火线上的临时头衔。无正式编制、无军令系统支持，手下是原51军残部，外加些许警卫部队、地方守备队、工兵团、杂牌营。

人心早散，弹药匮乏。刘昌义拿到的是一张空白战图，要他抵挡整个战役尾声的冲击。

这时候，他早就明白：这是个机会。他一直等的，就是这个节点。

起义

此时，王葆真已经被捕。原本的联络中断，起义方案被迫中止。但局势变化太快，已容不得拖延。

上海城区陷入混乱。电台、码头、司令部通道全被嫡系部队封锁，留下的只有各路弃兵与警卫残部。

刘昌义不动声色。他开始调集各单位，口头下达“再编整训”命令，将残兵集中至北站以北区域，统一收容。

同时，他调派副官数人秘密出城，试图重新联系解放军部队，通报自身起义意向。

5月23日，解放军主力攻占月浦，进逼吴淞。炮火向南推进，敌我正面接触区日渐紧张。

刘昌义表面服从汤部命令，照常接电报、发报告，但实际已切断实质性调度。

他通过老西北军系统的人脉，绕过原民革系统，直接联络解放军前线。

在部队部署上，他下令：取消重火器布防，所有炮阵地仅作空壳伪装；步兵不进掩体，只留空哨巡逻；弹药箱封存不上发。

部队每日清点、宣讲纪律、约束兵丁，但无实战安排。

解放军通过情报系统，初步确认了起义意图。双方迅速确立投诚程序。

5月25日，晨五时，刘昌义亲自召集所部干部，发布最终命令。所有部队以营为单位集结，持白旗进发，目标：吴淞口防线西段第22野战军阵地。

整个行动从日出开始，用时不到四小时。部队穿越废墟、城墙、工事防线，顺利进入解放军控制区域。

我军未发一枪，未出一弹，整编部队顺利完成接收。

刘昌义穿军装、配军刀，列队进入指挥所，主动上交武器、图纸、人员名单。没有仪式，没有讲话。只是投诚。

这场起义，清晰利落。解放军战役推进因此加快，提前三日控制吴淞口。外围战线迅速收拢，避免了大规模城市巷战。

起义后，刘昌义被列入“投诚将领”名单，暂不公开身份。他配合完成后续收编与战俘整编任务，亲自参与清点仓库与人员名册，协助地方稳定过渡。

起义成功，但并不意味着荣耀。直到战役结束，他都未离开上海，未被安排入新军系统，也未获得公开嘉奖。

他从未抱怨。1949年后，他留在上海。担任过统战相关职务，也长期在民革系统活动。

1982年，上海市政府为其颁发“起义人员”证明，归档备案。时隔三十三年，这场行动才被正式认可。

他没有再登讲台，没有出回忆录，也不接受采访。唯一留下的，是一份逐级呈报的起义备忘录，存放在档案馆。

那年春天，他站在枪炮与命令之间。不是退缩，而是等待一个属于自己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