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158周年 | 教育家必有百世不迁之主义

“教育家必有百世不迁之主义”

——蔡元培先生诞辰158周年纪念

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先生诞生于浙江绍兴，1940年3月5日病逝于香港。

在七十余年的人生历程中，他于政界、学界、教育界、思想界均有大建树，更为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思潮激荡开出大潮流。他进士出身、曾任翰林，却投身民主革命，成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亦为民主共和观念与体制的守护者。他改革学制、力倡“新学”、废止经科，却也融合中西、兼容并包，聚“新人物”与“旧学者”于一处，纳新思想与“旧道统”于一堂，时人誉之为“古今中外派”。

1919年，美国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访华，在了解蔡元培对北大乃至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后，感慨非常。他说：“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1940年，蔡元培逝世后，林语堂在对他的纪念中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但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但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

“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

1912年7月10日，作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主持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并在会议开幕式的演讲中，提出对民国新教育特质和教育改革方向的主张。他认为，民国教育之要旨尤需强调两点。其一，摒除“利己主义”，尤以掌权者或当政者之“利己主义”为甚；其二，以树立国人“道德心”为教育家“百世不迁之主义”，以去除国人“自大”与“自弃”之旧弊为教育系统改革之考量。这两大要点，共同指向了蔡元培在教育理念和教育改革上的根本出发点——作为新国家之公民的“人”的挺立。基于此，他强调民国的教育方针，“应从教育者本体上着想”，而非从当政者之需出发。

1912年7月20日，《民立报》在对该会议的报道中载：“蔡总长演说洋洋数千言，颇为精辟，其辨别民国教育所以与专制时代不同之点，大抵谓专制时代由上特定一种教育主义，而以利禄诱人民以就之，民国教育当视各种人民而施以各种相当之教育主义，当以人民一方面为重。”

然而，蔡元培在发表此演讲的当日，即与宋教仁、王宠惠、王正廷，一同向总统袁世凯提出辞职，并于7月14日获免教育总长一职。同年，蔡元培就外界对他辞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一职的质疑，发表公开论述以作回应。他在《答客问》一文中表示，辞职并非出于个人意气，而是基于对国家长远利益的考量。他认为，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若要真正实现大有为，必须有所坚持，亦能有所放弃。他说：“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

在蔡元培的教育生涯中，曾多次提出辞职，既为抗议，更为坚守立场与底线，坚持风骨与气节。1917年7月，出任北大校长仅半年的蔡元培，为抗议张勋复辟，发表声明提出辞职。1919年6月15日，因北洋政府打压新文化运动，迫害陈独秀、胡适等人，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他说：“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1922年8月，北京八所大学校长与教职员代表，赴约面见总长以商谈解决积欠教育经费问题，却遭遇“闭门不纳”，更受政府人员“揶揄侮辱”与宪兵盘诘，众人“自朝至暮，困守一室，饥不得食，渴不得饮”。事后，蔡元培与各校长严正抗议并提出辞职，以示校长与教员之尊严。

对于蔡元培屡以辞职为抗议，时人曾有所非议，认为蔡氏此举偏于消极。为此，胡适特意撰文称：蔡先生以辞职为抗议，表面似是消极举动，“然而总含有积极的意味”。胡适认为蔡元培所声明的“有所不为”，含有两层积极意义。他说：“第一，‘有所不为’是尊重自己的人格。‘不降志，不辱身’，不肯把人格拖下罪恶里去。这种狂狷的精神是一切人格修养的基础。第二，‘有所不为’是一种牺牲的精神，为要做人而钱有所不取，为要做人而官有所不做，为要做人而兽性的欲望有所不得不制裁，为要做人而饭碗有所不得不摔破。这都是一种牺牲的精神。”

继蔡元培之后执掌北大的教育家蒋梦麟，亦曾这般评价蔡氏的处世之道：“出于孔孟之教，一本于忠恕两字。”忠于本心，不苟且、不流俗，是谓“忠”；由仁义行，雅量容人、推己及物，是谓“恕”。这也是士君子的处世之道——儒雅敦厚、刚健弘毅。君子修身正德，是为了能在“有所为”的追求中亦能“有所不为”，能在积极进取时亦能固守不失，如此方能担济世之重任、行觉人之远道。

1920年3月14日（从左至右）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在北京西山卧佛寺合影（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

哲学家冯友兰在对蔡元培的纪念中，曾这样说：“蔡先生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他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这是曾子对“君子”的定义，也是中国士人精神的代表。其中包含两层意味：一是操守与德行，君子需有高洁之德、守正之义，所以能守大节死社稷，这是向内的修身自立的一面；二是才能与作为，君子当有匡世之才、济世之能，所以可以托孤寄命，这是向外的进取有为的一面。

然而，对于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而言，传统的士君子之道，已不足以承载面向中国社会转型的教育理想。蔡元培所面对的，不再是“自任天下之重”的士君子培养，而是作为现代中国国民的“新人”塑造。他的教育乃至从政之路，亦非“修齐治平”的士人经世之路，而是从作为社会主体的民众出发，通过人之主体性的树立与强化，让每一个中国人挺立自我、完善人格。由此，士人出身的蔡元培，实际上面对着教育中的两重任务。其一，沿中国教育传统而来的“成人”的教育，如何从“士”转化到“民”；其二，在国族振兴、国家重建的理想下，“成人”的教育，何以从一人之“成人”通向人人之“成人”。

这既是蔡元培这一代教育家们所面对的共通问题，也是面向中国社会转型的“新人”塑造乃至教育革新的关键所在。梁启超曾在“新民说”中谈及“新”的意义。他说，“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淬厉其所本有”指向中国传统，“采补其所本无”指向西方文明。二者化合，亦即在“新学输入，古义调和”之上创造“新文明”，成为“蔡元培们”意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教育改革的重要路径。蔡元培在《杜威六十岁生日晚餐会演说词》中说：大学的责任该在东西文明的融合中作出贡献，“先要领得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他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

1912年1月至9月，在蔡元培的主导下，民国政府陆续发布一系列学校令，史称“壬子癸丑学制”。这一学制改革，带来了中国教育的革命性转变——三分“经学”为文、史、哲归入“文科”，废止“读经”与“经科”、代之以塑造国民人格的“修身科”。教育变革的背后，是蔡元培对文化传统的重估，试图在“民主共和”的价值导向下，将传统经学转化为文史之学和修身之法。亦即，纳“中学”入共和体系，转“圣贤之道”为“共和国优美高尚之国民”培养。自此，以知识教育为核心、学制分级和知识分类为原则的“西学”逻辑，主导了中国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走向。

1917年1月9日，初到北大的蔡元培，以校长身份发表就职演说，以“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为入校求学之首要“三事”，郑重告于北大师生。此“三事”于根底处指向二者——立身之本、学问之道。在蔡元培这里，此二者浑融统合、互相砥砺，并尤以德行为根本，亦为“做人”与“为学”的合一。或者说，二者皆意在使人有“合适之行为”。德育之要由之而出。然而，此时的德育，已与士君子的“内圣”之学截然不同。蔡元培说：“教育之目的，在使人人有适当之行为，即以德育为中心是也。”他眼中的德育，既非“自了汉”式的束身自爱，更不止于内求的君子养性之法，而是在天下为公之心、家国重塑之志下，进一步生发出两重意涵。其一，“向内”的修身并非德育的最终目标，而必得生发出“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的“向外”之行为，亦即“成德”还需“有为”；其二，“德”的完成并不止于个人修身，而需导向“人人”层面上的“利群”与“为公”，需得彰显其社会价值，成改流俗、正民风、兴国家之功效。

1916年，时任大总统的黎元洪签署任命书，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

历史学家傅斯年在对蔡元培的纪念中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在数十年的教育道路中，蔡元培以“新人”塑造之理想、“五育并举”之宗旨、“学术分途、文理为基”之举措，为中国教育、文化和社会的现代转型奠下基础。现代中国大学的一大传统自此开启：不仅创造新知、培育英才，更以知识与思想之力，增进国力民生、推动社会变革。

“教育家必有百世不迁之主义”

1920年4月，蔡元培应邀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与社会》杂志社讲演。他说，教育是要让“社会的各分子都养成健全人格”，呼吁“改造教育同时改造社会”。

塑造中国人的“完全人格”，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大要旨。在蔡元培的时代，尤其五四运动之后，近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的两条基本脉络，对中国社会影响重大。一是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以来的人本主义潮流，二是孔德（Auguste Comte）以来的科学主义潮流，二者既彼此争锋又互相渗透。胡适的教育主张，即与源自美国的杜威思想和科学实验主义关联甚深。之于蔡元培处，由洪堡理念和康德哲学而来的人本思想，与源自儒家教育的“立德”“成人”的传统，相互交织逐渐形成“完全人格”培养的教育主张。

一方面，蔡元培对儒家传统中的君子“三德”——智、仁、勇——进行转化，发展为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的知育、德育、体育“三育”，更在此基础上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育”；并且借鉴儒家教育以“仁”为核心的传统，将德育（公民道德）置于培养国民“完全人格”的统摄地位，称“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根本”。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始，蔡元培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中说：“五者（即“五育”）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教育家必有百世不迁之主义，如公民道德是”。

另一方面，他从康德哲学出发，借由实体界与现象界之辨，以导向实体界的超越性“大我”，破除现象界的人我之隔、利害之争，以世界观与人生观之重塑为“天下为公”之理想垫下基石。在蔡氏眼中，彻底超越“利己主义”、导向“天下为公”的道德心，是新国民的立身之本，也是国族振兴、国家再造的长远倚仗。这种“公”通向世界主义，是真正的“大公”，甚至超越一国政府之“大私”。这一点，不仅直通蔡氏的“教育独立议”，而且与其力倡美育之缘由关联密切——使公民道德超轶于政治。

1919年12月，新文化运动正值蓬勃兴盛，知识分子与革命者皆高扬“科学”“民主”两大旗帜，以求救亡图存、国族振兴。然而，蔡元培却在文化运动的社会大潮中觉察出三种“流弊”——利害计算、得失计较、人我之争。此三者，皆与人心之“私”与“隔”相关。由此，他将目光重新投向“大公”，主张以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两大特征的美育来“超越利害、融合人我”，从根本上养成国人“宁静的人生观”和“高尚纯洁之习惯”，亦为塑造“完全人格”。他于《晨报》刊发《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说：“不实用美术的教育，提起一种超越利害的兴趣，融合一种画分人我的僻见，保持一种永久平和的心境。”

1928年，蔡元培择址杭州西子湖畔创立国立艺术院，是为彼时中国最高的美术学府。该年4月，国立艺术院补行开学式。他在典礼中说：“大学院在西湖设立艺术院，创造美，使以后的人都移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借以真正地完成人们的生活。”

杭州国立艺术院

1931年前后，蔡元培于组建中央研究院、发起抗日爱国运动之时，再述美育与人生之关联。他在手稿中记：“既有普遍性以打破人我的成见，又有超越性以透出利害的关系；所以当着重要关头，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甚且有‘杀身以成仁’而不‘求生以害仁’的勇敢；这种是完全不由于知识的计较，而由于感情的陶养，就是不源于智育，而源于美育。”

“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病逝于香港。3月24日，以战时陪都重庆为首，几乎所有未沦陷的省份均为蔡元培举行公祭仪式。这一天，全国寄出的信件，皆盖有一枚特殊的邮戳“追悼蔡孑民先生纪念”。蒋梦麟为蔡元培送上挽联：“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毛泽东发唁电：“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完人”与“楷模”，成为彼时世人追悼蔡元培所用最多之语。

蔡元培故居

1940年香港举行隆重的蔡元培悼念大会，现场致哀群众

（以上图片均源自网络）

1942年3月，蔡元培逝世两周年之际，梁漱溟先生特意撰文纪念。他在文中这样写道：“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此后，“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成为世人对作为教育家和思想家的蔡元培的至高赞誉。开启世运、开创潮流，在梁漱溟这里，从晚清至民国这风云激荡的数十年间，他仅对二人做出过这般评价，一位是梁启超，另一位便是蔡元培。在梁漱溟看来，梁启超对于世事时局“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如“长彗烛天”“琼花照世”；蔡元培则“兼容并包”“左援右引”，能收合当世英雄以推动国家大局，故“含蓄深厚”“绵历久远”。他认为，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梁启超“在空间上大过蔡先生”，蔡元培则在时间上超过梁启超。

梁漱溟尝用朱晦庵之语赞颂蔡元培——“是真虎乃有风”。他说：“所有陈（独秀）、胡（适）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

参考资料：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9年。

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

蔡元培：《中国人的修养》，作家出版社，2016年。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

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与现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澎湃新闻，《今天，是我们敬爱的蔡元培校长逝世80周年的日子》。

来 源｜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研究院

撰 文｜任晓栋

编 辑｜贾毓秀 黄筱柔

责 编｜王怡航

审 核｜方 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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