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云十六州，宋朝三百年无法愈合的伤，到底痛在哪？

中国历史上最有钱的朝代，居然一直被摁着打？

宋朝，GDP占当时全球的22%，人口过亿，文化灿烂到发光。

可就是这么一个“高富帅”，在319年里，被北方的辽、金、西夏轮流欺负，连家门口的燕云十六州都要不回来。

每年还得掏“保护费”，才能睡个安稳觉。

公元936年，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为换取契丹支持，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

“儿皇帝” 石敬瑭不会知道，他这一割，让后来的宋朝耗尽了国力、赔光了尊严，最终连命也搭了进去。

01 失去的不只是土地，更是中原的“脊梁”

燕云十六州究竟有多重要？用今天的话说，它相当于中国的“战略缓冲区”和“军事制高点”。

这片土地东西长约600公里，南北宽约200公里，总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其中燕山山脉横贯东西，形成一道天然的地理分界线。

山脉以南是开阔平坦、适宜农耕的华北平原；山脉以北则是蒙古高原的延伸，草原广布，非常适合游牧。

后周世宗柴荣显德六年（959年），曾率军北伐，一举收复瀛、莫、易三州和瓦桥、益津、淤口三关。

正当他准备直取幽州时，却突发疾病去世，临终前大喊：“天不假年，燕云不复！”

宋朝开国后，面对的形势极为被动。失去了燕山山脉和长城的屏障，整个华北平原门户大开。

辽国骑兵从幽州出发，快则三天，慢则五日，就能饮马黄河。

宋军若想反攻，则必须越过毫无遮掩的平原，完全暴露在辽军骑兵的冲击之下。

更致命的是战马问题。古代战争中，骑兵相当于现代的装甲部队。燕云地区水草丰美，是天然的马场。

辽国在此蓄养的战马数量常年保持在十万匹以上。

而宋朝的主要养马地在西北和西南，由于气候、水土等原因，马匹质量、数量都远不及辽国。

宋神宗时期曾做过统计，宋朝全国军马最多时仅15.6万匹，且多为矮小的西南马，冲刺能力和负重能力都远不及北方草原马。

宋军步兵面对辽国铁骑，常常都是“追不上、跑不掉、打不过”。

宋真宗时期，大臣宋琪曾上书直言：“幽州之地，北有松亭关、古北口、居庸关，此三关乃天造地设以分蕃汉之限。一夫守之，万夫莫前。”

02 自废武功的“崇文抑武”国策

公元961年，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

这一做法看似和平解决了唐末以来武将专权、藩镇割据的问题，却开启了宋朝“以文抑武”的先河。

赵匡胤曾对赵普坦言：“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这句话赤裸裸地反映了宋朝皇帝对武将的猜忌与轻视，宁用贪腐的文官，也不用能干的武将。

宋朝的军事制度设计堪称“史上最复杂制衡系统”：

第一层：兵权三分。枢密院掌调兵权，却无统兵权；“三衙”（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掌统兵权，却无调兵权；战时临时任命将领，但战罢即交兵权。

第二层：以文制武。枢密院长官多由文官担任，地方知州、通判也多为文官，有权监督甚至指挥武将。战场上还设“监军”，多为皇帝亲信的宦官或文臣，可直接向皇帝密报将领动向。

第三层：更戍法。禁军定期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士兵对将领缺乏归属感，将领也难以建立个人威信。

这套制度运行起来效率极低。

宋仁宗时期，名将狄青在西北抗击西夏，战功赫赫。

一次作战中，他判断战机已到，需立即出兵，但按制度必须上报枢密院批准。等批文送达，已过去半月，战机早已贻误。

皇祐四年（1052年），他因平定侬智高叛乱，军功卓著，被提拔为枢密副使。这一任命引发了文官集团的集体反对。

宰相文彦博甚至当着宋仁宗的面说：“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但得军情，所以有陈桥之变。”暗示武将掌权必生叛乱。

最终，狄青被排挤出朝廷，外放陈州，不到半年便郁郁而终，年仅49岁。

有野史记载，狄青临死前对家人说：“我狄青出身行伍，靠军功做到枢密副使，今日被疑至此，不知后世谁还愿为朝廷卖命？”

狄青的遭遇不是个例。北宋167年间，正职枢密使共73人，其中武将仅9人，且任期极短。

在这种氛围下，武将要么变得平庸保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要么就被排挤打压，难以施展才华。

03 摇摆不定的北伐与苟安心态

宋朝在收复燕云问题上，战略上始终摇摆不定，缺乏一以贯之的决心和魄力。

宋太祖赵匡胤时期，曾设立“封桩库”，对近臣说：“待储满五百万缗，当向契丹赎燕蓟。”他又说：“如不归我，则散此财募勇士以图之。”

这种“先赎买，后动武”的思路，本身就暴露了宋朝最高决策层对武力收复缺乏信心。

宋太宗赵光义曾两次大举北伐。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的高梁河之战，宋军一度打到幽州城下，却在辽军名将耶律休哥的反击下惨败，太宗本人“中流矢，乘驴车遁去”。

野史记载，太宗腿上中了两箭，此后每年箭伤都会发作，最终也因箭伤复发而死。

七年后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再次兵分三路北伐。

东路军曹彬部有二十万之众，是主力部队。曹彬本已攻克涿州，却因粮草不济被迫撤退。

撤退途中又接到太宗“缓慢撤退，吸引辽军”的矛盾命令，结果在岐沟关遭辽军主力追击，“死者数万，弃戈甲若丘陵”。

两次北伐失败后，宋朝上下患上了“恐辽症”。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军大举南下，直逼黄河岸边的澶州。宰相寇准力主抵抗，真宗却被吓破了胆，一度准备南逃。

最终，宋辽签订“澶渊之盟”，约定宋朝每年向辽提供“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这笔钱看似不少，但实际上只相当于宋朝两个县的年财政收入。

用这么小的代价换取百年和平，宋朝君臣多数人觉得很划算。

但正是这种“划算”思维埋下了祸根。

岁币政策让宋朝形成了路径依赖——能用钱解决的问题，何必拼命？

此后，宋朝军备日益松弛，马政荒废，战斗力不断下降。

到了宋徽宗时期，看到金国崛起，宋朝又心生侥幸，玩起了“联金灭辽”的把戏。

宣和二年（1120年），宋金订立“海上之盟”，约定灭辽后，金将燕云地区归还宋朝。

结果，金国在灭辽过程中看透了宋朝的外强中干。

灭辽后，金人不仅不全额归还燕云，还以宋朝接收辽国降将张觉为借口，于1125年大举南下。

仅仅两年后，“靖康之变” 爆发，徽钦二帝被俘，北宋灭亡。

被俘的宋徽宗在金国受尽屈辱，据说有一次被命令与辽国亡国之君耶律延禧一起为金太宗跳舞助兴。

两位曾经的皇帝，在敌国的宴会上相对而泣。

04 从尚武到崇文的时代风气之变

宋朝军事上的软弱，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从尚武到崇文的价值取向变迁。

唐代虽然文化繁荣，但“功名只向马上取”仍是社会共识。

李白、高适、岑参等诗人都有从军经历，写下大量边塞诗篇。唐代的节度使往往出将入相，文武界限并不分明。

但到了宋代，社会评价体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宋真宗亲自写下《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科举取士成为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通道，读书做官成为人生最高理想。

在这种氛围下，军人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民间流传起“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俗语。军队成了流民、罪犯的收容所。

宋仁宗时期，禁军数量高达82.6万，但其中能战者不足一半，大量是挂名吃空饷的关系户。

有一次，辽国使者来访，在汴京街头看到禁军士兵训练，几个人连马都骑不稳，从马上摔下。

使者回去后报告：“南朝的军队，看似威武，实则不堪一击。”

这种话传到宋朝君臣耳中，他们不以为耻，反而认为“太平盛世，何必穷兵黩武”。

宋朝的军费开支并不低，通常占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以上，最高时达到六分之五。但这些钱很大一部分用于养兵，而非强兵。

士兵待遇微薄，训练松懈，装备陈旧。更有甚者，军费被层层克扣，真正用到实处的少之又少。

与此同时，宋朝的文化艺术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宋词婉约豪放，各具风采；

绘画山水花鸟，意境深远；

瓷器精美绝伦，远销海外；

活字印刷、指南针等发明影响世界。

清明上河图展示的汴京繁华，让人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国防脆弱的王朝。

这种巨大的反差——极致的文明与极度的软弱并存，构成了宋朝最鲜明的特征。

用今天的话说，宋朝就像一个坐拥金山却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引来周边彪悍邻居的觊觎也就不可避免了。

清明上河图

靖康二年（1127年）春，被俘的徽钦二帝及皇室成员、大臣等三千余人，被金兵押解北上。

路过燕京时，宋徽宗赵佶也许想起了他的先祖们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一切努力和牺牲。

他是否后悔过，当年将收复燕云的希望寄托在“联金灭辽”的投机上？

是否后悔过，将本可用于强军的钱财用来修建艮岳、搜罗奇花异石？

是否后悔过，听信谗言、打压忠良，导致朝中无可用之将、无敢战之兵？

历史没有给宋朝重新选择的机会。

南宋偏安一隅后，虽然也喊过“收复中原”的口号，但除了岳飞等少数将领真心主战外，大多数君臣已经安于现状。

最终，南宋重蹈覆辙，上演“联蒙灭金”的戏码，然后被蒙古人顺势灭掉。

燕云十六州，这片宋朝人魂牵梦萦319年却始终未能真正收回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