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诚｜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十四五”回顾与“十五五”展望

编者按：学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谋划好、推进好“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奋力谱写以教育强国建设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篇章，是当前教育系统的重大政治任务。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组织精锐科研力量，在媒体平台广泛开展阐释研究，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向积厚成势、系统跃升。现摘取部分优秀成果，陆续推出，以飨读者。

职业教育国际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已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的战略途径。“十四五”期间，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取得了显著进展，在品牌打造、机制建设、资源输出、产教协同、国际交流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可资借鉴的经验。然而，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技术革命的加速，职业教育国际化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对“十四五”期间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进行系统回顾，并对“十五五”时期的趋势进行展望，有助于明确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一、“十四五”期间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实施路径

“十四五”期间，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政策，谋划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整体布局。《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打造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教随产出、产教同行，建设一批高水平国际化的职业学校，推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开发一批教学资源、教学设备”等。这些政策为职业教育国际化提供了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导，引导职业院校在品牌打造、机制建设、资源输出、产教协同、国际交流等方面逐步呈现出典型做法。

（一）打造标志性境外办学品牌，构建国际化教育载体

“十四五”期间，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以品牌项目为抓手，推动职业教育资源精准落地海外，形成了可复制的中国职教模式。

一是鲁班工坊规模化建设与模式创新。我国职业院校积极探索境外办学模式，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办学品牌。其中，鲁班工坊相对突出，成为中国职业教育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截至2025年9月，我国已在30个国家建立了36个鲁班工坊。鲁班工坊将中国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专业标准、技术装备、教学资源等与世界分享，为合作国培养高技能人才，支撑其技术革新与产业转型升级。作为“职教出海”的核心品牌，“十四五”期间鲁班工坊实现从单点突破到集群发展的跨越。天津作为牵头城市，在亚、非、欧等23个国家建成24个工坊，其中上合组织国家占10个，形成“一国一策、一校一品”的建设格局。在教学模式上，全面推行“工程实践创新项目（EPIP）”，如乌兹别克斯坦鲁班工坊将该模式融入现代物流管理、信息技术专业教学，课程资源包直接嵌入当地高校课程体系。在专业设置方面，哈萨克斯坦鲁班工坊聚焦汽车制造、绿色能源等领域，开发核心课程及课程模块；塔吉克斯坦鲁班工坊重点培养建筑、热能领域人才，服务本土人才培养。同时建立“学历教育+职业培训+留学深造”的阶梯式培养体系，巴基斯坦鲁班工坊与中巴企业共建育人联盟。

二是行业特色海外院校有序布局。围绕重点产业“走出去”需求，搭建专业化国际教育平台。例如，在能源领域，多所职业院校联合企业在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建立“电力丝路学院”，定向培养符合中资企业标准的电力技术人才；在交通领域，依托中企海外基建项目，在东南亚、非洲等区域开设轨道交通、道路建设等特色专业，如巴基斯坦鲁班工坊毕业生直接服务拉合尔橙线地铁项目，实现“教学—就业”无缝衔接。此外，与埃塞俄比亚合作建设“埃塞—中国职业技术学院”，成为首个以中国标准整体设计的非洲职业院校，开创“整校输出”的国际化新模式。

（二）健全区域与行业合作机制，搭建协同发展平台

我国职业教育通过联盟建设与专项计划，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国际合作网络。

一是区域合作机制系统化推进。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推动职业教育走出去”的要求，重点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在东盟地区，发起成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合会”，建立常态化交流与项目对接机制；在非洲，实施“未来非洲职业教育合作”计划，聚焦农业技术、职业培训等领域开展专项合作。2021年成立的陆海新通道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联盟，吸纳印度尼西亚、德国等多国院校参与，通过课程共建、师资互训等形式推动区域资源整合。同时加速中国—中亚职业院校联盟建设，针对中亚国家产业需求定制合作方案，形成区域合作示范效应。

二是行业联盟参与协同育人。按产业分类组建国际合作联盟，实现“教随产出、产教同行”。在电力、建筑等重点领域，由龙头企业牵头，联合职业院校、行业协会成立国际合作平台，统筹制定人才培养标准、开发实训资源。例如，建筑类联盟整合国内20余所高职院校资源，在“一带一路”基建项目集中区域开展施工技术、安全管理等定制化培训，年培养本土技术人才超万人次。

（三）推动标准与资源输出，提升国际话语权

“十四五”期间，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以标准化建设为核心，实现了职教资源的国际化适配与共享。

一是职业教育标准体系海外推广。《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将标准输出作为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核心任务。国家层面制定并推广海外办学条件标准、专业标准、人才培养标准等系列规范，分区域编制海外合作办学清单。在标准输出的实践方面，我国职业院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开发并输出职业技能标准和课程标准。据统计，2024年度我国高等职业学校开发并被国外采用的职业教育标准、资源和装备数量较上一年度显著提升，其中，专业标准、课程标准和装备的数量分别增长38.00%、42.09%和28.60%。天津、江苏、湖南、广东、浙江、山东等省份高等职业学校开发并被国外采用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和装备数量总和占全国的63.44%，成为中国职业教育专业标准、课程标准和装备“走出去”的排头兵。

二是优质教学资源全球化共享。通过实施国际化资源建设工程，为东盟国家开发72个多语种培训资源包，累计服务2万余人次。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国际版上线千余门职教课程，涵盖智能制造、电子商务等热门领域，提供视频教学、虚拟实训等多元化学习资源。针对不同国家教育基础，差异化开发分层资源体系，对教育薄弱地区侧重基础技能微课，对教育水平较高地区则提供高端技术培训模块。例如，为中东欧国家定制智能网联汽车、工业互联网等前沿技术课程。

（四）深化产教融合国际协同，实现校企共赢发展

通过构建“院校+企业”联动机制，让职业教育精准对接产业国际化需求。

一是校企合作模式创新。推行“企业提需求、院校出方案、双方共实施”的合作模式。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对接东盟国家产业发展需求，在老挝、越南等国家合作共建工程项目研究中心、农业试验站等海外培训基地47个，助力当地农业、制造、汽车、电子信息、现代服务等企业工程项目建设和技术研发；黑龙江省立足“向北开放新高地”战略定位，支持中俄两国高等院校、职业学校和行业企业，成立“中俄职业教育联盟焊接专业委员会”，推广《中国焊接工程师认证标准》，合作培养中资企业急需的本土化高技能焊接人才。

二是服务企业海外发展需求。针对中资企业海外项目“用工难、标准差”的问题，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在东南亚电子制造业集中区域，职业院校与中资电子企业共建实训基地，按照企业生产流程开展教学，毕业生直接进入企业海外工厂就业。在海外基建项目中，职业院校开设“中国技术标准+当地法规+项目管理”复合课程，培养既懂技术又懂规则的复合型人才，解决企业跨文化运营难题。在农业领域，新疆昌吉现代农业产教联合体与中资农业企业合作，在中亚地区开设节水灌溉、农产品加工等定向专业。同时，华为、中国土木工程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深度参与鲁班工坊建设，从专业设置到教学实施全程介入，确保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匹配。

（五）升级国际交流活动，增强品牌影响力

“十四五”期间，通过高规格活动与传播载体，提升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认可度和影响力。

一是举办全球性职教盛会。2022年起我国举办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吸引全球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会，成为国际职教交流的核心平台。同步升级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增设跨国组队、本土技能挑战等模块，扩大赛事国际参与度。配套举办世界职业技术教育专题展，集中展示鲁班工坊成果、教学设备与课程资源，搭建供需对接桥梁。

二是构建国际传播矩阵。成立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吸纳全球院校、企业与机构参与，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报告》。创办多语种《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期刊，打造学术交流与成果展示的高端载体。通过国际教育展会、海外媒体合作等渠道，系统传播中国职教模式与品牌故事，如鲁班工坊培养本土技术人才的案例已被多国媒体报道，有效提升了职业教育品牌国际影响力。

二、“十四五”期间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经验启示

结合“十四五”期间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在五个关键维度的实施举措，进一步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旨在为后续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提供实践启示。

（一）品牌化建设是突破国际认知壁垒的核心路径，需坚持“特色化+本土化”双轮驱动

“十四五”期间，鲁班工坊、丝路学院等品牌的成功实践，证明了特色化品牌对提升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的关键作用，其核心经验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以产业需求锚定品牌定位，避免“大水漫灌”式输出。鲁班工坊在不同国家的专业设置始终紧扣当地产业痛点，如在哈萨克斯坦聚焦汽车制造与绿色能源，贴合其工业化转型需求；在塔吉克斯坦侧重建筑与热能，服务当地基建项目。这种“一国一策、一校一品”的精准定位，让品牌迅速成为当地技术人才培养的核心载体。

二是将本土化改造融入品牌基因，而非简单复制国内模式。乌兹别克斯坦鲁班工坊将“EPIP教学模式”嵌入当地高校课程体系；哈萨克斯坦鲁班工坊结合本土需求开发适配本科至博士阶段的课程模块。这种“中国标准+本土适配”的改造思路，既保障了教学质量，又避免了文化与教育体系的冲突，为品牌长期扎根海外奠定了基础。

因此，职业教育国际化需打造“有辨识度、有适配性”的核心品牌，既要突出中国职教的技术优势与模式特色，更要通过本土化改造让品牌“落地生根”，形成“输出—适配—认可”的良性循环。

（二）多层次合作机制是整合资源的关键支撑，需构建“区域+行业”协同网络

“十四五”期间，区域联盟与行业联盟的并行发展，打破了职教国际化“单打独斗”的困境，其经验可归纳为“横向覆盖+纵向深耕”。

一是在区域维度，通过“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合会”“陆海新通道职教联盟”等平台，实现跨国家、跨院校的资源整合。例如，陆海新通道职教联盟吸纳印尼、德国等多国院校，通过课程共建、师资互训，让区域内院校从“各自出海”变为“抱团发展”，有效降低了办学成本、提升了合作话语权。

二是在行业维度，按产业分类组建联盟，实现“教育与产业”的精准对接。如建筑类联盟整合高职院校资源，为“一带一路”基建项目定制施工技术培训，年培养本土人才超万人次。这种“行业牵头、院校参与”的模式，让职教资源直接服务于产业国际化需求。

由此可见，职业教育国际化需构建“区域联盟拓广度、行业联盟挖深度”的机制，通过横向覆盖不同区域、纵向深耕重点产业，形成“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成果共赢”的协同网络，避免资源分散与重复建设。

（三）标准与资源输出是提升话语权的核心抓手，需兼顾“系统性+分层化”

“十四五”期间，职教标准与资源的全球化推广，打破了国际职教领域“西方标准主导”的格局，其关键经验在于“体系化输入+差异化供给”。

一方面，以标准体系构建核心竞争力，而非零散输出。国家层面出台海外办学条件标准、专业标准、人才培养标准等系列规范，通过鲁班工坊等载体实现“标准—课程—认证”的闭环输出。例如，哈萨克斯坦汽车类专业将中国教学标准与本土需求结合，实现系统性标准输入，让中国职教模式从“经验分享”升级为“可复制的规范体系”。

另一方面，以分层资源适配不同需求，避免“一刀切”。针对东盟国家开发多语种培训资源包，为教育薄弱地区提供基础技能微课；为中东欧国家定制智能网联汽车等高端课程。这种“因材施教”的资源供给思路，让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能有效利用中国职教资源。

由此，职业教育国际化需以“标准为骨、资源为肉”，既要通过系统性标准构建国际话语权，又要通过分层化资源满足不同国家的差异化需求，让标准与资源真正“用得上、有效果”。

（四）产教融合是实现“教育—产业”联动的根本保障，需聚焦“需求端+价值端”

“十四五”期间，校企协同推动职教国际化的实践，证明了产教融合是避免“教育与产业脱节”的关键，其核心经验在于“需求导向+利益绑定”。

一是以企业需求反向定义人才培养，而非院校“自说自话”。如天津的职业院校与中资企业合作，华为等头部企业从专业设置到教学实施全程介入，东南亚电子制造业实训基地按企业生产流程开展教学。这种“企业提需求、院校出方案”的模式，让毕业生直接匹配岗位需求。巴基斯坦鲁班工坊的优质就业率正是最佳印证。

二是以利益共享构建长效合作机制，而非短期合作。如新疆昌吉现代农业产教联合体与中资企业共建定向专业，企业获得稳定人才供给，院校获得设备与技术支持，学员获得就业保障。这种“三方共赢”的利益绑定，让产教融合从“阶段性合作”变为“长期共生”。

因此，职业教育国际化需将产教融合贯穿始终，既要以企业海外发展需求为导向设计培养方案，又要通过利益共享机制让校企形成“风险共担、成果共享”的共同体，实现“教育跟着产业走、人才跟着需求走”。

（五）高规格国际交流是扩大影响力的重要窗口，需打造“平台+传播”立体矩阵

“十四五”期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活动的举办，为中国职教搭建了“走出去、请进来”的平台，其经验在于“高端平台+多元传播”。

一方面，以高规格平台汇聚全球资源，提升国际话语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吸引100余个国家参与，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增设跨国组队模块，这些平台不仅展示了中国职教成果，更成为全球职教交流的“中国主场”，让中国从“参与者”变为“引领者”。

另一方面，以多元传播渠道讲好中国职教故事提升国际影响力。成立世界职教发展联盟、创办多语种《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期刊，通过海外媒体报道鲁班工坊案例，这种“学术+媒体+实践”的传播矩阵，让中国职教模式从“被动介绍”变为“主动传播”，有效扭转了“援助项目”的单一认知。

因此，职业教育国际化需以“平台为桥、传播为翼”，既要通过高规格平台汇聚全球资源、提升话语权，又要通过多元化传播渠道讲好中国职教故事，让国际社会真正理解中国职教的价值与意义。

三、“十五五”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面临的挑战

基于对“十四五”期间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实践的梳理，结合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环境与现实境况，以下将从政策、机制、环境、保障等四个维度，深入剖析“十五五”时期职业教育国际化面临的挑战，旨在为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持续推进提供参考。

（一）聚焦政策协同与统筹效能：推动体系性支撑向更完善的结构形态发展

政策供给与统筹协调，一方面可以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另一方面可以为微观主体提供前瞻性指引。政策供给与统筹协调的短板，将会成为“职教出海”向纵深发展的阻碍。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在政策供给与统筹协调方面，面临三个层面的挑战。

一是跨部门系统机制可进一步整合资源，构建更具整体性的运行体系。“职教出海”涉及教育、外事、财政、商务、海关等多个部门，未来可聚焦跨部门系统机制的统筹优化，提升其协同运转效能。以教学设备出海为例，职业院校的实训设备多属于国有资产，其出境审批需遵循国有资产管理规定，而部分设备又可能涉及海关监管的特殊品类，导致审批流程冗长，影响项目落地效率。在外派教师管理上，教育部门的资质认定、外事部门的签证办理、财政部门的经费保障之间存在政策衔接空间，部分教师因签证类型与教学需求不匹配，被迫中断海外教学任务，类似管理模式难以形成工作合力。

二是全国层面整体发展的系统性、前瞻性战略规划有待完善。当前“职教出海”多以院校自主探索为主，国家层面尚未形成针对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系统布局，这直接导致境外同质化竞争。例如，在东南亚、非洲等热门区域，多所国内院校扎堆开展同类专业办学，造成资源浪费；另外，资源统筹能力薄弱，优质院校的教学标准、师资团队等资源难以有效辐射薄弱地区，而地方院校又因信息不对称而盲目出海。

三是现有政策在具体执行环节的可操作性与实施路径设计有待优化完善。现有政策多为原则性指导，尚需补充匹配不同国家情况的细则。如《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指南（试行）》中“联合管理委员会中方成员不少于1/2”的规定，可能存在与多数发展中国家坚持的教育主权原则存在差异，导致许多合作项目卡在审批环节。

（二）校企协同机制仍需深化：推动产教融合向深层次发展的功能与路径有待进一步畅通

为支撑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实际需求，“教随产出、产教同行”的原则需进一步落地，校企协同也需走向更深层次的合作。

一是企业的参与动力在构成要素与作用机制层面仍有优化空间。当前，多数中资企业海外发展以短期项目攻坚为主，企业实际人才需求与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体系之间尚存在匹配优化空间，具体体现为院校人才培养侧重通用技能维度，而企业在运营中则亟须掌握中国技术标准且熟悉项目流程的专业型人才。

二是协同机制在权力配置、责任划分与利益分配方面仍存在调整空间。现有校企合作多为“点对点”的松散模式，尚需明确校企之间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在合作中，院校承担了教学场地建设、师资派遣、课程开发等主要成本，而企业仅提供有限的实习岗位，因此，企业需进一步加大企业的实质性投入力度。同时，缺乏行业组织的统筹协调，将直接影响校企之间的资源对接效率，企业的技术需求将无法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院校的人才培养也难以精准输送到企业。

三是职业院校服务能力在梯度构建与差异化供给层面仍有上升空间。当前，职业院校的国际化服务多集中在语言培训、基础技能实训等领域，尚未触及中资企业在海外面临的标准对接、技术升级、员工职业发展等深层需求。因此，职业院校不仅需要为出海的中资企业培养基础操作工人，还需培养既懂当地法规又掌握中国施工标准和施工技术的管理人才。

（三）国家间的差异性加剧了实施复杂度：在实现本土化适配目标上面临多重挑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巨大差异性，对职业教育的本土化改造提出了严峻考验，教育基础、文化与供需对接的三重制约尤为突出。

一是教育基础的结构性落差。沿线国家教育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致使统一的培养模式难以落地。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仅8.86年，南亚地区更是低至5.6年，多数学员缺乏系统的理论知识基础。部分国家职业教育体系尚不完善，缺乏统一的学分互认标准。我国职业院校颁发的证书难以获得当地认可，直接影响学员的就业竞争力。

二是文化与治理的复杂性障碍。宗教信仰、社会习俗与治理模式的差异，给教学实施带来诸多挑战。在伊斯兰国家，职业院校需严格遵循宗教礼仪安排教学时间与内容，女性学员的实训安排还需考虑社会文化禁忌；在非洲部分国家，部落文化影响深远，教学管理需尊重当地的社群规则，进而导致课程标准的本土化改造受到阻力。

三是供给与需求对接的精准度有待进一步优化。职业院校在对接当地产业需求的调研深度上有待提升，教学实施与实际需求的适配度需进一步优化。部分职业院校在教学材料运用中，多采用国内教材的语言转化模式，对当地产业结构的独特性考量尚显不足。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兼具跨文化教学能力与专业素养的复合型教师储备有待扩充，多数外派教师虽具备基础语言沟通能力，但在当地文化认知及本土化教学策略的运用上存在短板，需强化多元文化课堂管理能力以更好应对教学挑战。

（四）保障体系仍有优化空间：需通过系统性举措提升效能

当前，“职教出海”保障体系在构建闭环机制过程中面临安全风险防控能力、经费供给效率及品牌认证体系建设等三方面现实挑战，需通过针对性优化举措破除约束，以提升整体保障效能，支撑项目长期稳定发展。

一是安全风险防控需系统性优化。“职教出海”重点布局区域安全环境具有复杂性特征，对风险防控的专业化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在国政局变动可能影响教育政策连续性，既对派驻人员人身安全构成潜在影响，也对项目推进实施的稳定性形成挑战。当前，全国性风险预警与应急处置协同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职业院校多依赖自主渠道获取安全信息，风险预判与应对的系统性能力有待强化，部分职业院校因对所在国政局动态预判不足，引发经济损失情况，因而需要通过构建系统性风险防控体系以提升应对能力。

二是经费供给需结构性完善。目前，“职教出海”项目经费主要依赖院校自筹，存在来源单一、稳定性不足的特点，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与企业参与度有待提升，经费保障模式需进一步优化。单一化的经费结构对项目推进会形成两方面制约：一是伴随海外办学基础设施建设进度的加快，多数办学点标准化实训场地配置却不完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实践教学开展与技能培养质量；二是职业院校在派驻教师跨文化教学能力培训、专业技能升级等方面的经费支撑不足，进而对师资队伍国际化水平提升形成制约。同时，经费使用监管机制需进一步健全，部分项目存在资金配置效率优化空间，需通过结构化调整与机制完善缓解资金供给的压力。

三是品牌建设与认证体系需协同推进。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品牌传播与资格认证协同体系仍处于建设阶段，需进一步提升专业化与标准化水平。在品牌传播维度、专业化国际传播渠道建设方面有待加强，海外国家对鲁班工坊、丝路学院等职教品牌的认知，对其教育质量标准与人才培养的优势了解需进一步加强；在资格认证维度，我国职业资格标准与国际通用标准的对接融合程度尚需提升，缺少行业之间的资格互认，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学员在区域就业的标准适配难度，需推进资格认证国际化，破除就业标准壁垒。

四、“十五五”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展望

基于对“十五五”时期职业教育国际化挑战的深度解析，结合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导向与发展目标，聚焦政策体系、产教融合、本土化发展、保障体系四个方面，从问题破解、路径创新、目标达成三个维度进行展望。

（一）政策体系：从碎片化协同到系统性统筹

针对“十四五”期间职业教育国际化跨部门协同与系统性规划方面的优化需求，“十五五”时期必须着力构建层级分明、衔接高效的政策保障体系，以强化制度供给，为“职教出海”战略的持续推进提供制度支撑。

一是建立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机制。依托《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的部署，完善国务院职业教育联席会议制度，明确教育、外事、财政、海关等部门的权责清单，建立月度会商、季度研判、年度评估的常态化协同机制，重点破解设备出海与人员外派的政策瓶颈。可以统一外派教师资质认定与签证办理标准，尝试推行“教学资质证明+工作签证”联动审批模式，避免因证件不符导致的教学中断。

二是实施差异化区域布局规划。国家层面可编制发布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国别指南，按“产业适配、资源集聚、避免同质”原则统筹划分合作区域。例如，在东南亚，可聚焦电子信息、智能制造专业；在中亚重点布局农业技术、能源电力领域；在非洲，主推建筑施工、汽车维修方向。探索建立全国职业教育海外办学信息平台，对境外办学项目实行“备案—监测—评估”全流程管理，对同质化办学超过一定比例的区域实行总量调控，引导优质院校辐射薄弱地区。

三是完善政策细则与区域均衡机制。进一步修订《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指南》，探索推行“基本标准+国别细则”的弹性管理模式，以适配不同国家的治理需求。针对东中西部政策的差异度，可实施“职教出海均衡发展计划”。例如，东部优质院校与中西部院校可建立“一对一”帮扶机制，共享海外办学经验与资源，提升中西部职业院校境外办学覆盖率。

（二）产教融合：从浅层参与到深度协同

为响应“十四五”后期在激发企业参与活力与优化权责配置方面的发展需求，“十五五”时期应着力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协同育人”的产教融合新生态，强化校企协同效能，推动产教融合实践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发展。

一是构建企业深度参与的激励机制。进一步落实产教融合型企业认定规则，考虑将海外人才培养投入按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对参与鲁班工坊等建设的企业可以给予设备出口退税优惠。建立“校企联合培养基金”，各方主体按比例出资，用于定制化课程开发、实训基地建设等。

二是建立规范化协同化的管理体系。出台《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校企协同管理办法》，明确校企双方在教学实施、资源投入、成果分配等方面的权责，包括企业负责提供技术标准、实习岗位与兼职教师，院校承担教学组织、基础培训与人才考核等。组建行业性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联盟，统筹企业需求与院校资源，实现“一地培养、多国适配”的规模化效应。

三是升级院校服务企业的能力层次。聚焦企业海外发展的核心需求，支持院校与跨国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技术研发中心，开设“标准对接+法规解读+项目管理”式复合课程，培养既懂中国技术标准又熟悉当地法规的管理型人才。借鉴江苏太仓中德合作经验，与德国、瑞士等国家共建技术技能创新平台，引进国际先进课程体系，提升院校服务企业技术升级的能力，实现从“基础技能培训”向“高端技术服务”的转型。

（三）本土化发展：从模式移植到精准适配

为响应“十五五”时期在弥合教育基础差异、化解文化冲突等本土化建设方面的发展需求，将以“需求导向、资源适配、文化融合”为核心原则，着力构建职业教育国际化差异化发展路径，提升职教国际化实践的适配性与实效性。

一是构建分层分类的培养体系。依据沿线国家教育发展基础差异，探索建立“前置培训+核心课程+岗位实训”的弹性培养模式。对南亚等教育基础薄弱地区，增加数学、工程基础等前置课程，灵活调整教学周期；对中东欧等教育水平较高地区，重点开设高端技术课程与国际标准对接课程模块。推进学历互认与资格衔接，参与“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学分银行建设，实现中国职业资格证书与沿线国家证书的双向互认。

二是打造文化融合的教学资源。可组建由当地教师、中资企业技术人员、院校教师构成的研发团队，结合当地产业结构与文化习俗，实施本土化教学资源开发。建立“跨文化教学师资库”，要求外派教师通过当地文化、教学方法等专项培训，提升具有跨文化教学能力的教师比例。

三是创新“中文+职业技能”推广模式。依托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国际版，聚焦职业技能汉语，上线“技能微课”“虚拟实训”等资源包，适配不同国家的网络环境与学习需求，扩大“中文+职业技能”项目的覆盖范围。

（四）保障体系：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支撑

为响应“十五五”时期在安全风险防控、经费供给等保障领域的优化需求，建议以“安全可控、资源充足、品牌鲜明”为核心导向，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职教出海”保障体系，通过系统性举措提升保障效能，支撑职业教育国际化实践持续推进。

一是构建系统化安全风险防控机制。依托多部门协同优势，整合外交、安全、教育领域资源，建立国别风险等级评估与动态预警系统，定期发布安全态势报告，为海外项目提供精准风险研判支持。深化与项目所在国政府的应急协作，建立突发事件快速响应机制，保障人员安全与项目推进实施稳定。同步建立海外项目安全退出机制，对风险等级超出预设阈值的项目实施科学终止流程，最大限度降低潜在损失。

二是完善多元化经费保障体系。优化职业教育经费保障结构，健全生均拨款制度，确保职业教育生均财政拨款标准不低于本地普通本科院校，专项划出部分资金用于支持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拓展经费筹措渠道，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探索设立“教育+产业”融合发展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有序参与海外办学项目。针对鲁班工坊等重点项目，构建“中央财政+地方政府+校企自筹”的多元经费分担模式，重点保障实训场地建设、设备配置及师资国际化培训等核心领域的投入。搭建经费使用智慧监管平台，实现资金流向全程溯源与动态监控，提升经费使用效率与管理规范化水平。

三是打造专业化国际化职教品牌体系。依托国际教育展会、跨国技能竞赛等平台，系统展示鲁班工坊、丝路学院等品牌的教学成果、技术标准与人才培养模式，丰富海外国家对中国职教品牌的认知途径。推动学术传播与品牌建设深度融合，进一步推广多语种《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期刊，定期发布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白皮书，提升品牌专业度与国际话语权。升级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赛事体系，优化“本土化技能挑战”特色模块，强化赛事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中国职教品牌的辐射范围与示范效应。

“十四五”时期，在国家政策的系统性引导与支持下，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实践逐步深化，通过海外办学载体拓展、专业标准与课程体系国际输出、校企协同参与国际技能人才培养等多元路径，实现了从“探索起步”到“规模发展”的关键跨越，不仅积累了契合发展阶段的实践经验，更在区域职业教育合作中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模式，为后续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立足“十四五”发展成效，“十五五”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将进入“提质升级”的战略转型阶段。面向未来，我国需进一步通过政策协同深化、产教融合提质、本土化能力升级与保障体系完善，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化向更高水平迈进。这不仅是培育我国职业教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拓展国际发展空间的必然选择，更能为全球职业教育治理提供中国经验，助力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共赢的国际职业教育合作新格局。

来源 | 《职教论坛》2025年11月

作者 | 宗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