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云南、安徽、贵州、辽宁等多个省份陆续宣布,将在2026年上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俗称“农民养老金”)的最高缴费标准。这一调整标志着时隔数年,各地再次集中提高缴费上限,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农民养老金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由政府财政补贴的基础养老金,二是依靠个人积累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制度设计中,个人每年缴费设有上限,此次多地调整的正是这一上限标准。
从具体调整幅度看,各省份步调不一。例如,辽宁和贵州此前年度缴费上限均为3000元,2026年将分别提高到5000元和6000元;云南则一举将上限提至10000元,成为全国首个突破万元门槛的省份。测算显示,若云南居民按此上限连续缴费15年,退休后每月可领取的养老金有望超过1200元。
长期以来,农民养老金水平相对偏低是不争的事实。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企业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约3162元,而农民养老金月均仅为214元,二者差距显著。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既包括财政补贴力度有限,也涉及个人缴费普遍选择较低档次。在“多缴多得”的原则下,如果仅按最低档(通常为每年200元)缴费15年,退休后月待遇大约只有200元左右,保障作用较为有限。
此番缴费上限的上调,为提升个人养老待遇打开了空间。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乔庆梅指出,选择最高档次缴费能明显改善退休后的生活保障,但这要求居民在当期收入与长远规划之间做出权衡。目前,多数参保人仍倾向于选择低档缴费,改变这一现状的根本在于持续提高居民收入,使其具备为未来储蓄的能力。
另一位社保领域专家表示,个人缴费档次越高,享受的政府补贴也越多。然而,在地方财政压力加大的背景下,鼓励居民按高档次缴费对地方政府而言同样面临两难。
据统计,截至2024年,全国参加农民养老金制度的人数已达5.4亿,其中1.8亿人正在领取待遇。制度允许参保人在户籍地自愿缴费,累计缴满15年即可在达到退休年龄后领取养老金。近年来,得益于基础养老金标准的逐步提升,农民养老金整体水平呈上涨趋势。2021年至2025年,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已从每月93元提高至143元,但地方补贴力度差异较大,多数省份基础养老金仍不足每月200元。
因此,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居民而言,要想提高未来养老金数额,主要途径就是增加个人缴费。此次多地在调整缴费上限时均明确表示,旨在拓宽参保人的选择范围,鼓励“多缴多得”,从而整体提升待遇水平。例如,安徽省人社厅在相关通知中指出,调整是为了适应居民收入增长趋势,引导群众通过更高缴费来强化养老保障。
经梳理,目前全国多数省份缴费上限已处于每年6000元至9000元区间,甘肃、辽宁等地为5000元,云南则以10000元居首。根据现行计发办法,若从2026年起按上限缴费15年,北京、上海两地居民退休首月养老金预计可接近或超过2000元,云南、安徽等地也能达到千元以上。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向运华分析,提高缴费上限不仅有助于增强参保人老年期的经济安全感,缩小与职工养老金的待遇差距,还能扩大基金积累规模,提升制度长期可持续性。值得一提的是,制度允许临近退休的人员一次性补缴,这意味着一位云南居民若在退休前一次性补缴15万元,退休后每月即可领取1200元以上养老金。
那么,为何近期多地集中调整缴费标准?这与政策导向和现实需求密切相关。2018年,人社部已发文要求各地根据收入增长情况合理调整缴费档次;2025年6月,中办、国办印发的文件进一步强调要优化缴费档次设置,健全激励机制。向运华认为,此次调整既是落实政策部署,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养老储备需求的举措。
此外,制度规定农民养老金缴费上限原则上不应超过当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年缴费额。近年来,随着职工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普遍上调,灵活就业人员年缴费额大多已升至1万元以上,这也为农民养老金缴费上限调整提供了空间。例如,云南此次调整后,10000元的标准已接近本省灵活就业人员最低年缴费额(10456.8元),体现了制度间的衔接。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薛惠元指出,过去多年不少地区缴费档次未变,难以反映居民收入增长实情,导致“参保人数多、缴费档次低、待遇水平低”的循环。适时提高上限,既能满足中高收入群体的参保需求,也有助于打破低水平循环。
尽管缴费上限提高,但现实中选择高档缴费的居民仍属少数。多组数据印证了这一现象:在安徽无为市,2025年农民养老金人均缴费约1152元,远低于6000元的上限;安徽歙县2025年选择500元以上档次缴费的人数约为6.7万,而当地参保缴费总人数约12万。更早些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的报告显示,约80%的农村参保居民选择最低档缴费。
乔庆梅分析,若选择高档缴费会明显影响当期生活,居民往往更倾向于低档缴费。以云南为例,按10000元上限缴费,月均支出约833元,而2024年云南农村居民月均可支配收入约为1454元,缴费压力不容忽视。向运华也认为,短期内难以出现大规模转向高档缴费的情况,原因在于居民支付能力有限,且对长期收益和政策激励感知不强。
要推动更多居民提高缴费档次,关键在于提升居民经济能力和强化政策激励。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已将促进居民增收提上议程,如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及“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多地也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此外,加强政策宣传、提升居民对制度的信任度也至关重要。
随着居民收入增长和制度不断完善,预计将有更多省份跟进调整缴费上限,进一步推动农民养老金制度走向更可持续、更公平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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