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之死，是“兔死狗烹”还是“自作自受”？

商鞅，一个让秦国上下畏惧的“商君”，在逃亡之夜，被自己亲手制定的律法挡在客栈门外，以谋反之罪被杀，最终落得车裂族灭的下场。这不仅是权力的坍塌，更是一种终极讽刺——他成了自己完美制度里祭品。

上学时课本里的商鞅，是 “果敢的改革先驱”，是推动秦国从 “夷狄小国” 变身 “诸侯畏惧强国” 的功臣，我曾一直为他的结局惋惜。可读了《资治通鉴》《史记》和《商君书》，才发现他的悲剧根本不是 “兔死狗烹”，而是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说句实在的，真不算冤，甚至可以说该有此果。

商鞅的一生

商鞅本是卫国庶出的国君后裔，原名卫鞅，早年投身魏国国相公叔痤门下做门客。公叔痤非常欣赏他的旷世之才，弥留之际劝魏惠王：“卫鞅有经天纬地之能，要么重用他执掌国政，要么务必杀之，若让他投奔他国，必成魏国心腹大患。”可魏惠王只当老臣病糊涂了，完全没有在意。

那个时候的秦国还只是一个小国，地处雍州偏僻之地，被中原诸侯视作夷狄，连会盟都无缘参与。秦孝公一心图强，下求贤令：“能献奇计强秦者，封高官、分土地”，诚意满满。卫鞅听闻后，西入秦国，经过宠臣景监三次引荐，终于见到孝公。他先献上帝道、王道，孝公听得昏昏欲睡；直到抛出富国强兵的霸道之策，孝公才精神大振，膝行向前，跟卫鞅畅谈数日不厌，随后决定重用他推行变法。

变法之初，旧贵族群起反对，甘龙等人以“循旧俗则民安” 为由阻挠。卫鞅力排众议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却皆称王，春秋五霸法度各异却均称霸，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为了取信于民，他在国都南门立了一根三丈的木头，许诺谁能搬到北门赏十金，百姓们都很迟疑，他又加价到五十金。一个人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木头搬过去，卫鞅当场兑现赏金，瞬间树立起法令的权威。

可变法推行后，卫鞅的冷血刻薄尽显无遗。他制定腰斩、连坐等严酷刑罚，焚烧儒家经典、禁止私学，严控思想，直言“民弱则国强，民强则国弱”，将百姓驯化为只知耕战的“工具”。太子触犯新法，他无法惩处太子，便直接拿太子的老师开刀：将公子虔处以劓刑（割去鼻子），在公孙贾脸上刺字，全程没有半分通融。哪怕公子虔是宗室重臣，他也绝不留情，只为震慑举国上下，让法令 “无人敢违”。

变法十年，秦国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但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台高效运转的战争机器，社会失去活力，人情消亡。当最初抱怨新法的人转而称赞时，商鞅却说他们是“乱化之民”，将其全部流放。在他眼中，民众没有议论的资格，只有服从的义务。

为了打赢魏国，他以会盟为由欺骗曾经的同僚公子卬，趁机俘虏了公子卬，大败魏军，魏惠王被迫割让河西之地求和，迁都大梁时悔恨不已：“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 而卫鞅对此毫无愧疚，反而因战功受封商地，从此改称“商君，商鞅”。

秦孝公死后，太子嬴驷即位为秦惠文王，被他处罚过的公子虔等人立刻联合旧贵族告发商鞅谋反。他逃亡途中想住旅店，店主直言“商君之法，无凭证留宿者连坐”，断然拒绝了他。逃奔魏国时，魏人记恨他昔日的欺诈之仇，不仅拒不接纳，还将他遣返秦国。走投无路的商鞅起兵反抗，最终在黾池被杀，尸体被车裂示众，全族覆灭。

司马光的评价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肯定了“徙木立信”，因为“信”是君主的“大宝”。但他尖锐指出，商鞅的“信”是工具化的，其根本目的是“畜民”以供驱使，而非“保民”以安天下。商鞅的一切手段，严刑峻法、禁锢言论、背弃盟约都是“霸术”。这套方法在“战攻之世”可收奇效，让秦国迅速强大，但它摧毁社会信任、积累深层矛盾，制造恐惧，而非培养忠诚；榨取民力，而非赢得民心。所以司马光说，商君尤称刻薄，自作自受。

商鞅的“刻薄寡恩”是“治道之失”，众叛亲离，被君主追捕，被国家处决，被天下唾弃，是他“舍德任法”的必然结局。商鞅的悲剧不是个人命运的不公，而是错误治国哲学的结果。他的经历警示后世统治者，长治久安，必须“德礼为本，法制为辅”，仁政与法治并济，方能真正守住江山。

抛开宏大的历史叙事，商鞅的一生也提醒我们普通人，做事切忌做绝，留有余地，不仅是给别人台阶，也是给自己留扇窗。无论在职场还是生活中，再完美的制度，若完全无视人性的温暖与复杂，终将反噬。管理团队也好、与人合作也好，让人“心服”远比让人“畏惧”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