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众人物总喜欢把成功归咎于个人努力,将自身包装成奋斗拼搏的成功
代表,而对时代趋势避而不谈,当言论引发公众反感时,还高高在上说教,将自己送上“电子断头台”。
2026年1月,演员闫学晶在直播中透露儿子一家收入,称儿子拍一部戏“就挣几十万块钱”,儿媳妇是音乐剧演员“挣得更少一些”。她表示小两口一年总收入不到四十万元,而家庭年开支需要百八十万才能维持运转。
这番言论迅速被网友解读为“哭穷、变相炫富”。更令公众不满的是,事后她在直播中批评网民是“酸黄瓜”,彻底激怒了网友。事件发酵后,闫学晶的抖音和快手账号均被禁止关注。网民不仅开始抵制该演员的带货商品,更是将该演员的多方面信息扒了出来,直指其儿子违规报考中传新疆班等问题。
视频素材来源于抖音用户“小郭聊人生”
“吃肉吧唧嘴”:公众人物的自以为是
公众人物因为言论问题将自己和所属的企业推上风口浪尖已经不是单一案例,每年都有一些公众人物在网络直播或者访谈中引发舆论争议。
一句“哪里贵了”,李佳琦单日微博粉丝流失超107万;一篇南极来信,俞敏洪被员工讽刺为“南极人”;一次家庭收支的直播分享,闫学晶的社交媒体账号被平台禁止关注。
这些公众人物在享受成功果实的同时,用缺乏共情的言辞将自己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曾经喊着“把价格打下来”的主播,在赚钱后变得很膨胀。
当俞敏洪在南极赞叹“浩瀚的洁白”“翡翠般的冰山”时,他的员工正对着电脑屏幕上的报表焦头烂额;当他以企鹅越冬类比团队精神时,员工却在计算房租与绩效。
回顾过去发生的个人形象崩塌的事件,他们看似事件不同,但其实做的事情都是一样:“吃肉吧唧嘴”。这也是大众对他们的言行反感的直接原因。
“吃肉吧唧嘴”这一民间俗语,生动描绘了那些享受成功果实却举止粗鲁、不顾他人感受的行为。在公众人物身上,这种“吧唧嘴”常常表现为成功后对普通人的批评和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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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李佳琦花西子事件后,当年9月,“上海胸外科医生回应李佳琦言论”登上热搜,该医生称:上个月开了近80台手术,门诊大约有400个病人,工资加奖金大概4万出头。平均每台手术的收入低于500块钱。医生在视频中表示,真的不是我不努力,我努力了大半生成为中国最顶级的胸外科医生,我能在5公分的单孔下为患者做食道癌的根植术……来自专业领域人士的回应和公众人物对普罗大众的说教对比格外强烈。
闫学晶事件如同当年李佳琦事件的翻版,但不幸的是,她并没有意识到轻飘飘的一句“酸黄瓜”刺痛的恰恰是正在面临裁员、失业和降薪的普通大众。
“努力”“收入”:这些话题为何被人反感
为什么公众人物谈论努力和收入特别容易引发反感?近年来的一系列案例揭示了这一现象背后的逻辑。
除了上述案例,我们可以回顾同样引发争议的翟天临的“知网是什么”事件和那尔那茜被曝涉嫌“高考移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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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件本质上都触及了社会公平的敏感神经。当名人谈论努力、收入、学习等话题时,他们的言论往往与实际可查证的事实形成鲜明对比。对于普通人而言,获得一份体面的收入,需要有一个体面的学历背景;获得一个好的学历,需要接受数十年的教育,这中间容不得半点差错。出身于小县城和出身于大城市,接受到的教育资源可能决定完全不同的人生。但是名人在谈论收入、学历、努力、成就时,他们将这一切视作为自己努力的结果,忽视了背后的家庭因素和客观环境的优势。这些因素在互联网时代变得格外扎眼,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下,越来越难依靠个人的努力获得成功时,大众往往会窥探和学习他人成功的路径,但是一旦发现名人口中的言辞和他们成长的路径不一致时,网民就会掀起讨伐的浪潮。名不副实,德不配位,这才是名人谈论这些话题被人反感的直接原因。
除了这种真实的因素外,还有圈层语境的不同,让名人圈和大众舆论逐渐产生隔阂和冲突。这种对比就像飞机头等舱和经济舱之间的那道布帘。在各自区域内,乘客可以抱怨空间狭小,这种抱怨能引发同舱乘客的共鸣。但一旦帘子被拉开,两边乘客就处于完全不同的语境和经验中。
俞敏洪在南极谈论“团队精神”和“企业奋斗”时,就像头等舱乘客向经济舱乘客描述窗外风景多么壮丽,却不知道后者正在忍受狭小的空间和不舒适的座椅。
公众人物的表达失误,常常源于缺乏对普通人真实生存状态的体察。他们习惯于输出“你应该怎样”的指导,却鲜少倾听“你正经历什么”的诉说。
权力和分配:名人引发的本质争论
名人谈论令网民反感的话题背后,潜藏着公众对权力和分配问题的深层焦虑。
根据学术研究,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在某些阶段呈扩大态势。收入基尼系数从1985年开始持续快速上升,21世纪以来,其经历过2003-2004年的短暂下降后,一度呈趋势性上升到2009年的高峰值0.49;然后呈波动下降态势,2020年降到0.468。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大于0.4小于0.5,则收入差距过大。
在这种情况下,名人作为社会公众人物,其言论就显得尤为敏感。当他们占据社会资源,享受特殊待遇,却在公开场合“哭穷”或要求他人反思是否努力时,自然会激起公众的强烈反感。如当网红博主户晨风以“苹果人”和“安卓人”的标签制造社会对立,将逛菜市场、买国货等日常行为污名化为“底层象征”时,他实际上是在利用消费差异制造群体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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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恶意操弄的本质是利用人性弱点贩卖焦虑,不仅传播错误扭曲的价值观,更会撕裂社会共识、激化群体矛盾。户晨风的账号最终被多个平台封禁,内容被清空,是这种“毒流量”操弄者的必然下场。
真正的企业家应该像德国宝品牌创始人陈国民博士那样,将社会责任视为企业发展的根基。他创立“开心工作间”推广计划,推动建设愉快的工作环境,提高员工幸福感。
或者如获得“中国好人榜”称号的林风谦那样,30年行程40多万公里,为乡村儿童点亮阅读梦想。他发起“我爱图书角”项目,捐建2237个图书角,惠及8万余名孩子。
这些正面案例表明,公众人物应当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改善社会资源分配,而非强化不平等或为自己拥有的特权辩护。
闫学晶的直播风波后,她代言的调料品牌立即宣布切割关系,公司产品全线停产,新包装做好后再恢复生产。品牌负责人正在清点损失,准备向闫学晶方追责。他们的遭遇印证了那句话:“上帝馈赠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一旦脱离大众语境,高高在上对民众说教,势必会被拉下舞台,成为公众唾弃的对象。
(本文参考新华报业网、每日经济新闻、荆楚网、上观新闻、《价格理论与实践》等)
撰稿:张勇、王子翼
编辑:吴增辉
审核:Z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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