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梅俊杰：全球经贸困局如何破解？要拓展世界视野，锚定文明大势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鉴往知来，方能行稳致远。在国际经贸格局与国内经济的多元议题面前，领导干部如何精准施策、行稳致远？启示或许藏在历史的深处。

从 1930 年—1945 年的贸易烽烟到两次世界大战间的货币霸权更迭，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到近现代频发的金融危机，这些关键历史断面不仅重塑了全球经济格局，更沉淀了关于发展、治理、竞争与合作的深刻智慧。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于肩负经济治理与决策重任的领导干部而言，研读金融史、贸易史、关税史等专门史，绝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发展规律，在历史教训中规避前行陷阱。通过回溯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博弈、政策选择与制度变迁，我们既能看清各类经济现象的来龙去脉，更能把握隐藏其后的本质规律，为当下产业政策制定、贸易摩擦应对、金融风险防控等工作提供宝贵镜鉴。

理解当下的“必修课”

上观新闻：从1930年—1945年的贸易博弈，到两次世界大战间英镑与美元的消长，再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变革与近现代金融危机，这些历史时段都深刻重塑了全球经济格局。面对如今复杂的国际经贸环境，为何需要从这几个关键历史时段中寻找答案？

梅俊杰（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严格说来，每一段历史都在塑造现实和未来，但这几个历史片段的确更直接关联着当今世界格局和全球经济体系。1930年—1945年不但覆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见证了世界经济大萧条及随后的危机治理、世界霸权的兴替包括国际主导货币的兴替、战后世界体系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成形等。所有这些重大事件长期左右了战后世界，至今仍影响不绝，故而不能不知其所以然。

至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史也很有特点：一方面此时美元脱离金本位，美国经济优势相对削弱，日本和德国完成经济再崛起，全球化开始加速；另一方面也发生石油危机，新兴经济体工业化推进，金融和资本管制逐步放松，拉美出现债务危机。这些事件都代表了趋势性变迁，与当今各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息息相关，故而有必要了解其来龙去脉。

上观新闻：您认为领导干部研读经贸史，最核心的价值是“以史为鉴避坑”，还是“从历史中提炼发展规律”？二者之间如何平衡？

梅俊杰：这二者其实是一体两面、互为条件的，或者可以说，“以史为鉴避坑”是低目标，“从历史中提炼发展规律”则是高目标。宋代程颐讲：“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其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这就把规避失败和争取成功紧密地糅合在一起。

上观新闻：很多人读史容易陷入“就史论史”的误区，您认为如何打通“历史事件”与“当下工作”的关联，避免“读史脱节”？

梅俊杰：要让“历史事件”与“当下工作”关联起来，关键在于具体的需要，有目的地去了解历史。例如，在类似的经济发展阶段、相关产业、现实困局中，面对社会或民众的类似需求，先行者遭遇过何种相似案例并留下何种经验教训，借此可知应当采用或不采用哪些政策工具。

与此同时，我觉得领导干部对历史的重视，更应着眼于了解历史尤其是世界历史，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的变迁大势，从而清楚地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坐标中、在文明进步的阶段上究竟处于何种位置。这样更可以为决策提供一个可靠的参照系，以免迷失方向或犯下所谓的“颠覆性错误”。

上观新闻：除了“就史论史”，您认为领导干部读史还需要警惕的误区是什么？

梅俊杰：还有“刻舟求剑”地照搬历史经验，这是一种教条主义，本质上反映了当事人获取信息的不完备、认知的不通达，自然值得警惕。不过，我觉得更要警惕教条主义的源头，比如，要谨防所掌握的历史知识本身就是某种教条，在历史学和经济学等各类学科中，似是而非的东西太多了。

个体认知都难免带有片面性，故而构建一个容纳不同历史解读、包容多元思想观念的共存环境，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只有存在相互启发、容许质疑的理性空间，建立起“思想的市场”，让不同观点彼此竞争并优胜劣汰，才可能让片面性得到克服，或者用不同维度的诸多片面构筑起全面的认知。因此，即使只提供一个历史读本，这一读本也应该是多元思想开放竞争下的产物，只有源头可靠才能谈得上规避历史学习中的误区。

“昔日重来”难以实现

上观新闻：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引发的全球关税战，本质上是各国应对经济危机的“自保”行为，为何最终演变为加剧全球衰退的“双刃剑”？这对当下处理国际贸易摩擦有何警示？

梅俊杰：简单地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之所以由“自保”始，却以“共输”终，关键是由于贸易政策上的国际报复。本来，美国这个关税法是以1929年市场崩盘为背景而出台，初衷是要保护本国免遭进口冲击。然而，其加税幅度过大，加上通货紧缩的综合影响，让两万种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约从20％提高到60％。这就引发众多贸易伙伴的强力反弹，一年内有26国为进口美国货设定了新的数量限制，并激发英国构筑了那个内外有别的“英帝国特惠制”。国际贸易在1929年—1934年间下跌65％，国际经济合作经受重创，切实造成了共输局面。

这种因为彼此报复而让国际贸易冲突变本加厉的现象，自特朗普当政以来已有目共睹，而且这次美国行政当局的加税幅度、广度及“任性”均前所未有。其后果当然是全球供应链的强行扭曲、产业链的人为改造，使得世界经济的运行模式进一步由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最终必然降低国际合作及民众福祉的水平，这一点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无异。

历史上，美国正是为了克服这一税法的负效应，也为了削减外国贸易壁垒、刺激美国出口增长、促进经济走出萧条，国会才通过了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授权总统罗斯福可以在对外商约中最多把关税降低一半。如此一来，美国才踏上贸易自由化道路。那么，本次是否也会否极泰来呢？对此我完全不乐观，因为目前的贸易冲突，绝非一朝一夕酿成，并不是单由特朗普或纯由经济因素所推动。

上观新闻：二战前后，国际经贸秩序从“无序混战”到“初步规范”的转变中，大国的战略选择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对我们参与全球经贸规则制定有何启发？

梅俊杰：二战结束前后国际经贸秩序之所以走向规范化，根本上与美国的战略选择相关联。进入20世纪，美国实已具备问鼎世界霸位的实力，一战后美国原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世界头号强国，到二战时又更上一层楼。尽管随后英美之间还有博弈，但二战后不久，世界的确在美国主导下进入了一个日益自由化的长期阶段，直至全球化近年遭遇严重逆流。

从上述进程可知，国际经贸秩序的确立本质上需要大国的推动，这一点至今继续有效。问题是，当今的美国虽然仍为世界第一强国，但其实力优势跟其他大国之间的差距已不复从前，所以，即使在特朗普后美国出现更有世界主义视野的领导人，美国也不可能“再作冯妇”。有鉴于此，纵然今天要推动或参与全球贸易规则制定，我们也需要与其他一众大国共同而为，比如在二十国集团这样的框架中行动，但这也意味着有关进程必然更加复杂化。

况且，新一轮国际经贸秩序的重建终究发生在“弃全球化”的基础上，这意味着如果不解决原本导致全球化逆转的那些问题，“昔日重来”的愿景便难以实现。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际经贸秩序势将出现区域化、集团化、碎片化之类现象，重归一统必然难上加难。

金融自由化的两难

上观新闻：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金融管制的放松，金融自由化浪潮在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埋下了危机隐患，这对我们平衡“金融创新”与“风险防控”有何现实意义？

梅俊杰：金融创新需要突破原有的条条框框，但这种自由化又必然增加风险乃至酿成危机，这算是一个两难问题，而且这样的问题由来已久。关于金融危机的模式，《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一书作者金德尔伯格在考察全世界30多例金融危机后，提出了一个金融危机发生模式，即书名中的三个词：疯狂、惊恐，崩溃。

此外，克鲁格曼提出了当代金融危机的“经济基本面”模式，认为危机主要源于国内信贷过度等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基本面问题。哈格德等人提出了“外部势力乘人之危”模式，即内外利益集团借一国收支失衡而施压金融自由化并引发危机。奥布斯菲尔德提出了“自我实现危机”模式，相信金融自由化下资本流动加快并加大，尤其是短期投机资本更会放大市场波动，以致在经济基本面不错的国家也形成危机。弗里德曼则相信“政府失败”模式，他强调市场与个人总是理性的，政府却总会不断犯错误。这些理论有一定的重合面，对于解释涉及贸易收支失衡的“经常项目型”危机，或者涉及投资之类的“资本项目型”危机，都各有其针对性。如此判别各类金融危机的发生机制，有助于制定防范和应对的良策。

上观新闻：您如何看待“英美历来搞自由贸易，只有自由贸易才能富强”这样的流行说法？

梅俊杰：这是以讹传讹的说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背经济常理。一个国家发展产业的初期，未必总具备比较优势，工业革命之后更是如此。就像战后的日本要发展汽车产业，韩国要发展钢铁产业，当时它们既没有充足的原料和资本，也缺乏相关的先进设备和专业人才。但它们偏偏逆自由贸易而行，用保护和激励的方式把产业一步步做起来了。这背后的理论支撑，正是汉密尔顿、李斯特及斯图尔特·穆勒等人的幼稚产业保护论。

当然，这种人为扶植的方式也不能走偏，它终究仅具有阶段性。不过，在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时候予以有力保护，这在英美等国的经济史上屡见不鲜。就好比现在的中国，很多产业部门实力已强，那参与自由贸易、在国际竞争中壮大优势，便属理所当然。

回头再看，当年亚当·斯密严词抨击重商主义，极力推崇自由贸易，实有其水到渠成的时代背景。相比之下，如果落后国家照搬他的理论，盲目推行自由贸易，却可能对自主产业发展和长远赶超事业带来风险。

让好书成为认知的基石

上观新闻：您的《贸易与富强》《重商主义与国家赶超》《李斯特与赶超发展》三部著作脉络清晰，从挖掘英美非自由主义发展历程，到展示重商主义在诸多国家的有效实践，再到重现李斯特及其赶超发展学说，可否谈谈您写书的核心思路？

梅俊杰：我的首部专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2008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初版，2014年新华出版社再版，九州出版社则出了最新修订版，易名为《贸易与富强：英美崛起的历史真相》（2021年）。我在书中解决了几个关键问题，一是由亚当·斯密缺乏创新却暴得大名，挖掘了自由经济学兴起背后的利益动因；二是还原了英美两国数百年中，依赖严格贸易保护而壮大产业的历史真相；三是借历来对自由贸易的理论挑战，揭示了自由贸易学说的内在漏洞。

在《重商主义与国家赶超：世界经济史上的经验和教训》（2023年）中，我系统梳理了重商主义的源流与功用，并借此框架重新解读了荷兰、英国、法国、美国、德国、俄国、北欧等地的重商主义实践与效果。这本书的价值在于修正了自斯密以来强加在重商主义身上的不实之词，由此触及当今发达国家走向富强的奥秘。上海交通大学文一教授说我在国内首次平反了重商主义，希望我能当得起这个评价。

至于《李斯特与赶超发展》（2022年），它重现了一个原本就为落后国量身打造的赶超发展学说。如果说斯密学派构成了“世界主义一体发展范式”，主要代表领先强国的利益，那李斯特学说就构建了“民族主义赶超发展范式”，主要代表落后弱国的利益，所以值得特别重视。我在书中全景式呈现了李斯特学说的基本内容、理论成就、思想渊源、实践贡献、全球传播、当今价值，是一种集大成的工作。而且，我借李斯特学说，将“赶超”过程细分为“赶”和“超”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性质不同的阶段，强调追赶阶段适用李斯特式民族主义战略，而超越阶段适用斯密式自由主义战略，这种战略转换其实也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

上观新闻：您的学术背景横跨英语、世界史、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这种跨学科的求学经历和知识结构如何塑造了您研究外国经济史的独特视角？

梅俊杰：我长期从事外国经济史研究，支撑我进行跨学科研究便来自上述求学经历。本科严格的外语训练不但让我可以同声传译，更因此能深入研读国外一手文献，充分了解国际学术动态；在北京大学攻读世界史领域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专业，让我惯于历史地看待西方的发展道路，并思考我国的发展；后来赴伦敦政经学院学习国际政治经济学及世界经济，又进一步补足了我的经济学基础，调动起多元知识储备，有利于打造自身研究的核心竞争力。

外国经济史研究近年来在国内较有起色，比如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都增设了经济史学系，成果和人才自然随之而来。然而，在专业力量配置上，大家往往偏于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外国经济史和外国经济思想史的分量相对不足。这虽可理解，但我们还是要更多地把眼光投向世界。另外，国人总偏爱经济思想史而比较忽视经济史，而我觉得经济史特别是外国经济史才是大道。在观察世界各国时，我们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思想理论只是经济学“言”的一面，政策实践才是经济学“行”的一面，而经济史就是政策实践包括实际经济变迁的连续轨迹，岂能等闲视之？

上观新闻：以当下国际经贸格局为着眼点，与过去相比，我们今天重提历史，最大的时代差异是什么？

梅俊杰：我向来相信，世界的问题要从历史看，中国的问题要从世界看。与过去相比，中国不再是国际经贸和金融体系的旁观者或被动接受者，已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参与者。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早已大增，你只需看一点，中国已是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谨防因实力的增强而自我膨胀，乃至去做超出本国能力、脱离自身国情的事情，这也是在对照历史时应当引以为戒的。秉持国际责任始于国内的原则，引领世界继续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荣的道路，必定利国、利民、利世界。

上观新闻：面对如今海量的信息与书籍，您有什么具体的读书建议可以分享给大家？

梅俊杰：时代不同了，不能再简单说“开卷有益”，毕竟信息已太过泛滥，不分辨其利钝优劣恐将泛滥而无归。我自己的体会是，到一定阶段，读书与其贪多求快，莫如挑选可靠的少量好书反复精读。

对于忙碌的成年人来说，如果还能静下心来读历史书，我以为首先应该着眼于世界视野和文明大势，借以形成恰当的观察坐标和认知框架，此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

原标题：《专访梅俊杰：全球经贸困局如何破解？要拓展世界视野，锚定文明大势》

图片来源：新华社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王一 肖雅文 实习生 张韶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