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四年,上海滩一家不起眼的报馆里,二十八岁的孙中山正紧张地搓着手。
这时候的他,还不是那个后来印在钞票上的“国父”,只是个想给朝廷提点意见的年轻医生。
他手里攥着那份后来很有名的《上李鸿章书》,对面坐着一个六十六岁的干瘪老头。
老头眯着眼把稿子看完,提起毛笔,刷刷几下帮孙中山改了几个措辞,然后淡淡地说:“行了,我这就安排在《万国公报》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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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以为教科书里那个“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是个严肃的老学究,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如果把晚清的历史比作一个沉闷的铁屋子,王韬就是那个手里拿着凿子,一边想把屋顶凿穿,一边又在墙角画春宫图的怪才。
咱们把时间拨回到1862年,那才是他命运真正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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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王韬三十四岁,在上海著名的“墨海书馆”当高级打工仔。
作为一个考了三次举人都落榜的“废柴秀才”,在当时正统读书人眼里,他就是个替洋人干活的“二鬼子”。
但他在书馆里翻译《圣经》、研究牛顿力学,眼界早就开了,看大清那个腐朽的样子自然是一百个看不上。
当时太平天国正如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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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王韬这种在洋行拿高薪的白领,老实过日子就行了。
他竟然化名“黄畹”,给太平军将领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里极其专业地分析了战场形势,手把手教太平军怎么攻打上海,怎么搞定洋人的洋枪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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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有多离谱?
就好比现在的顶级翻译官,偷偷给敌对势力写了一份《作战指导手册》。
结局很惨,信被清军缴获了。
江苏巡抚李鸿章那是气炸了,下令严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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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瞬间从高级白领变成了A级通缉犯。
也就是他命不该绝,英国领事念再他是个人才,把他藏在领事馆四个月,最后把他塞进一艘货轮偷渡到了香港。
这一逃,就是整整二十二年。
但这恰恰是历史最吊诡的地方:如果王韬考上了举人,大清不过多了一个只会磕头的官僚;正因为他成了逃犯,中国才出了一个真正睁眼看世界的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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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流亡的日子,王韬并没有像很多流亡者那样哭哭啼啼。
相反,他开启了“降维打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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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七年,他更是受邀去欧洲游历了三年。
这三年彻底重塑了王韬。
他坐着火车穿梭在法国和英国,在卢浮宫看展,在大英博物馆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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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下的英国绅士们虽然听不太懂他在说什么,但依然掌声雷动。
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在牛津演讲的中国学者,比后来的胡适等人早了半个世纪。
当他1874年回到香港创办《循环日报》时,他的思想维度已经完全超越了同时代的人。
这不就是现在的“海归精英”回国创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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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报纸上大声疾呼:中国必须变法!
要修铁路、开矿山、搞议会。
他在1875年写出的《变法自强》论调,比康有为公车上书早了20年,比梁启超出生都早。
林语堂后来喊他“中国新闻报纸之父”,这真不是吹捧,是他实打实拼出来的。
但是吧,人这种生物,最怕就是只有一面。
这样一个白天在报纸上忧国忧民、痛斥时弊的“公知”,到了晚上,却有着另一副面孔。
王韬有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爱好:逛青楼。
而且他不是偷偷摸摸地去,是大大方方地去,还要把经历写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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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9年到1897年去世,他这个爱好坚持了近50年,风雨无阻。
这就好比一个德高望重的大学教授,白天讲微积分,晚上在网上写各种“会所探店指南”,而且内容极其露骨,点评相当专业。
在他的日记和《海陬冶游录》里,他详细记录了上海、香港甚至日本、欧洲的风月场所。
哪里的姑娘才艺好,哪里的价格公道,哪里的行规是什么,他门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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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他的好朋友、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就是那个翻译《几何原本》的大佬),也被他拉下水。
这俩人,一个是近代数学先驱,一个是新闻业鼻祖,竟然经常结伴去“考察”,还在日记里互相点评。
这画面,想想都觉的魔幻。
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心怀天下的思想家,怎么如此不知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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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如果我们深挖那个时代的背景,会发现这不仅是人性的弱点,更是一种时代的无奈。
在晚清那个令人窒息的环境里,像王韬这样清醒的人是极其痛苦的。
他看透了大清的无可救药,却又无力改变;他拥有最先进的思想,身份却是个“逃犯”边缘人。
这种巨大的撕裂感,让他需要一个宣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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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他在报纸上教皇帝怎么治国,晚上他在日记里教男人怎么寻欢。
烟花柳巷,成了他逃避现实政治高压的避风港,也成了他反叛正统礼教的一种姿态。
鲁迅先生后来评价他的小说时说:“狐鬼渐希,而烟花粉黛之事渐盛。”
这话看得很毒,王韬是在用这种颓废的方式,记录那个行将就木的王朝最后的奢靡与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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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意思的是,王韬这些当年的“不雅日记”,现在反而成了研究晚清社会极其珍贵的史料。
正史里只写帝王将相,谁会去记录一个普通妓女的命运?
谁会去记录当时社会的物价、社交礼仪和底层生态?
王韬记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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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无意中为后人留下了一幅晚清版的《清明上河图》,只不过这幅图里充满了脂粉气和颓废感。
1894年,当王韬帮助年轻的孙中山修改那封注定不会被采纳的建议书时,他心里在想什么?
也许他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那个曾化名“黄畹”试图改变战局的热血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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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比孙中山更早明白,靠给当权者写信是救不了中国的。
可惜他老了,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或者说,属于他的时代从未真正到来。
1897年,就在“戊戌变法”前夕,七十岁的王韬在上海病逝。
他没能亲眼看到他呼吁了一辈子的变法高潮,也没看到后来大清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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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留给后世的,是一个巨大的背影:一半是站在世界舞台上侃侃而谈的先驱,一半是沉溺于声色犬马中的浪子。
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单色调。
王韬的一生告诉我们,哪怕是再伟大的先驱,也是有血有肉、有欲望也有软肋的凡人。
那年他才70岁,葬礼办得很简单,只有几位生前好友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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