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日冲击倒计时，高市早苗准备解散国会，事成之后大权独揽？

中国对日制裁的冲击马上就到，高市早苗准备下令解散国会，事成之后独揽大权？

日本《读卖新闻》透露称，高市早苗准备在1月23日开幕的新一届国会开幕式上，宣布解散国会，重新举行大选。

自去年当选以来，高市内阁在老媒体的民意调查中始终处于高支持率状态，而在野党对解散国会一事也保持高度警惕，怀疑高市是否会借高支持率来解散国会，举行大选来把支持率套现为政治红利，争取再回单独过半数执政党，从而实现“大权独揽”。

不过我个人认为，高市内阁眼下的支持率之“高”，更像是一种被议程操控后的表象。

在日本人的生活体验尚未被真正刺痛之前，在反对阵营尚未完成有效整合之前，数字还是能骗人的。

但政治从来不是民调的算术题。尤其当对外误判已经引发中方依法依规的反制措施、并开始向产业链与实体经济传导时，“高支持率”反而会变成一种危险的麻醉剂，让高市误以为可以通过一次解散总选举，把既有风险“重新洗牌”。

解散国会的消息一传出来，就有日本媒体人士通过社交媒体指出，高市想在“中国对日制裁造成的经济海啸冲击日本前”完成这波政治红利的套现。

大家之所以将这轮冲击与中方反制直接联系起来，并非凭空臆测，而是不少日本人深知，他们对中日经贸依存度之高，已经容不得高市继续肆意妄为下去。

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内阁并未对这种代价作出严肃反思，反而把“解散”当作规避现实的工具。

嘴上反复放风“不轻易解散”“专注施政”，塑造所谓稳健形象，转身又想反向操作，在重磅制裁的风向下准备按下解散按钮。

说不解散又解散，恰恰暴露高市内阁口是心非的“两枚舌”（日语形容口是心非是两张舌头）。

把国家重大制度选择降格为权力技术，而把公众信任当作可随意透支的政治资本。这不是治理，而是政治投机，更不是什么担当，是逃避真正的责任。

这次解散之所以会引发多重的“课题喷涌而出”，正因为它触碰的并不只是选举节奏，而是连立结构、制度改革与政治伦理的多重断裂。

维新方面将“众院定数削减”视作连立合作的“中心钉”，并对执政党明确施压，同时，关于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的讨论仍在进行。

在制度争议悬而未决、改革承诺尚未兑现的情况下贸然解散，无异于用现行制度的惯性去压住制度改革的诉求，把“先选了再说”当成了政治捷径。

维新会与国民民主党是否愿意为高市背书，连立是否因此进入新一轮讨价还价，都会立刻摆上台面。

解散不再是“稳”，而极有可能成为“撕裂”的引线。维新一直强调不会和自民党搞选区调整，国民民主党都不是执政联盟，想必更不会了。

而涉及到具体选区，更尖锐的挑战来自“政治与金钱”的积案。

岸田以来的“政治与金钱”问题并未完成社会可见的结案，高市内阁不仅未能建立可信的自净机制，反而在用人上对“黑金”议员的积极安排引发更大反感。

民意调查也显示，虽然内阁的支持率高，但他们对政治与金钱等相关问题民意始终有保留。换句话说，老媒体和大众都没忘却“黑金丑闻”呢。

与此同时，关于高市自身政治资金问题的质疑也在发酵。在这种背景下突然解散，总选举很难被公众视为“为了施政授权”，更容易被理解为“趁争议未收束先利用外压重置赛局”：用选战噪音稀释追责，用席位洗牌遮蔽问题。

一旦当选，就可以说被洗白了，如此藐视民意和利用民意，再炒作所谓“中国威胁”也只是媒体纸面和电视屏幕，一旦到了选举，金钱与生活还是压倒性的，民意对那些黑金议员的不信任就是铁证。

尤其是实质上的自民党干事长萩生田号称经过了自己选区的考验，但在全国性民意调查中始终居于不人气之首。

政治最怕的不是被批评，而是被看穿——当社会形成“解散是为了逃避”的共识，再高的支持率也会迅速塌方。

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日本社会长期存在“民调支持”与“网络反对”并行的裂缝。

媒体民调上的“支持”，很大程度是低信息、低动员条件下的被动认可，更多体现“暂时不想折腾”的惰性与惯性。而网络空间里更尖锐的质疑，则来自更高频参与公共议题的人群，对“对外冒进、对内敷衍”的不信任更集中、更强烈。

高市内阁炒作对外强硬以来，网络空间已经开始动员，迄今为止把高市内阁的不支持率推到了百分之九十。

至少那是日本的IP，在日居民的投票。而高市内阁把前者当作稳固授权，把后者当作噪音，就会陷入典型误判：数字虽然漂亮，底盘已经松动。

一旦中方反制措施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逐步显影，生活体验追上政治话术，经济海啸排山倒海而来，所谓“高支持率窗口”立刻关闭。

从这个意义上看，外界猜测高市内阁试图“抢在中国对日冲击显影之前解散国会”，我看完全符合逻辑——先用接下来的首脑外交，也就是韩国李在明访日和意大利梅洛尼访日等密集行程制造加分舞台，把公众注意力从台湾议题的争议与国内旧账上移开。再借解散把政治周期提前，把风险压到下一个任期。

可问题在于，现实不是剪辑出来的新闻片。对外误判引发的供应链压力不会因为选举而暂停，产业链的成本上升不会因为口号而消失，社会信任的流失更不会因为一场动员而自动修复。

越是把国家当作“可操作的时间窗口”，越会在窗口关闭时遭遇更猛烈的反噬。

归根到底，高市这场“解散冲动”之所以危险，不在于选举本身，而在于它背后的路线。

她在对华问题上，把原则性问题当作政治筹码，在台湾问题上押注错误叙事，最终招致中方依法依规的反制。

同时在对内治理上，她用话术替代改革，用解散替代解释，用权力技术替代政治诚信。只顾自己的“大权独揽”，而无视了绝大多数人的诉求。

两枚舌或许能在短期内制造“灵活”，却会在中长期摧坏可预期性。真正负责任的道路，是立即回到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玩火，正视对华误判的代价。

同时在国内把制度改革与政治伦理问题讲清做实，而不是用“说不解散又解散”的手段，把国家推入更深的不信任循环。

文｜刘庆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日本横滨国立大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