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国论》为何“有理却挨骂”：慎战理性与节义史观的碰撞

中散大夫谯周作《仇国论》以讽之曰：“或问往古能以弱胜强者，其术如何？曰：吾闻之，处大无患者常多慢，处小有忧者常思善；多慢则生乱，思善则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养民，以少取多，勾践恤众，以弱毙强，此其术也。或曰：曩者，项强汉弱，相与战争，项羽与汉约分鸿沟，各归息民，张良以为民志既定，则难动也，率兵追羽，终毙项氏。岂必由文王之事乎？曰：当商、周之际，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习所专；深根者难拔，据固者难迁。 当此之时，虽汉祖安能杖剑鞭马而取天下乎！及秦罢侯置守之后，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岁改主，或月易公，鸟惊兽骇，莫知所从，于是豪强并争，虎裂狼分，疾搏者获多，迟后者见吞。今我与彼皆传国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实有六国并据之势，故可为文王，难为汉祖。夫民之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谚曰：‘射幸数跌，不如审发。’是故智者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故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

这段文字出自蜀汉大臣谯周的《仇国论》，属于典型的“以古讽今”的政论：表面上讨论“弱如何胜强”，实质是在对当时蜀汉对外战争路线（尤其是持续用兵、消耗国力的倾向）作制度性批评。它的学术价值不在于提供某个具体战术秘诀，而在于把战争胜负重新嵌入国家治理—社会心理—制度结构的链条之中，从而把“能不能打、该不该打、何时打”变成一个可论证的公共议题。

1）核心论证：把军事问题还原为治理问题

谯周的论证结构非常清晰：

• 弱胜强的关键不在“奇谋”，而在“治理差”：他以“处大无患者常多慢，处小有忧者常思善”开篇，提出一种近似“组织行为/政治社会学”的判断：强者容易产生自满与松弛（多慢→生乱），弱者反而因危机意识而改善治理（思善→生治）。这里的“慢”不是个人道德，而是对上层决策惯性、官僚懈怠与社会动员能力衰退的结构性描述。
• 把“民劳”放在战略评价的中心：他反复强调“民之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战争的风险不是“打输了”这么简单，而是：长期动员会触发财政榨取、基层治理粗暴、社会秩序松动，最终把国家推入“土崩势生”的临界状态。换句话说，他把战争视为一种会改变国家内部结构的高强度政策工具，若过度使用，会反噬政权本身。
• 强调历史结构差异，反对类比滥用：文中最学术的一段，是他区分“商周之际封建秩序稳固”“秦末大乱的机会窗口”“当下六国并据的相持格局”。这相当于在说：历史事件的可复制性取决于制度环境与社会状态，不能用“刘邦追项羽”去套当下，因为当下既非秦末“鼎沸窗口”，也不具备“疾搏者获多”的结构条件。这里其实已经触及现代历史社会科学常讲的“路径依赖/结构情境”。

2）机制分析：一套“战争—国家能力—合法性”的因果链

如果把《仇国论》抽象成机制模型，大致是三段链条：

1. 持续用兵 → 财政与劳役压力上升 → 社会承受力下降（民劳）
2. 社会承受力下降 → 骚扰与治理粗暴（上慢下暴） → 政权整合能力下降（瓦解之形）
3. 整合能力下降 → 外部风险放大（遇难不能谋） → 即便“有智者”也难以逆转

它的关键洞见是：真正致命的不是某次战役的输赢，而是国家能力的系统性透支。当国家走到“土崩势生”的阶段，决策者就会失去选择空间——这也是他最后那句“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的含义：政治系统进入不可逆区间，才是最危险的。

3）修辞与知识生产：把“战略克制”变成可公共讨论的规范

《仇国论》采取“或问…曰…”的对话体，连续使用文王、勾践、汉祖、张良等“公共历史资源”，并以谚语“射幸数跌，不如审发”收束。这不是纯文学技巧，而是一种古代政治沟通方式：用共享的历史记忆把抽象原则规范化，让“慎战、度时、重民劳”不只是个人意见，而成为可以要求执政者遵守的政治标准。

从知识史角度看，它在做两件事：

• 把“战争正当性”从勇武叙事移向民生叙事：战争不是靠“血性”合法化，而要经得起“是否重民劳”的审查。
• 把“机会主义胜利”与“可持续统治”区分开来：秦末那种“疾搏者获多”的环境可以靠速度与暴力赢，但那不是常态政治；常态政治需要的是组织、耐心与治理质量。

4）深远影响：从蜀汉政策争论到中国政治文化的长期主题

（1）对蜀汉内部的现实影响：形成“对外战争路线”的反思模板
谯周的文本把反对黩武从“胆怯”中解放出来，转化为“以民为本、以国力为度”的理性立场。即使在当时未必能改变既定路线，它也提供了一种可反复调用的论证框架：当国家资源稀薄、人口与财政难以承受时，持续外战会把问题从边境推回国内。

（2）对后世史论的影响：让“三国成败”被解释为“国力与治理”问题
后世谈三国，常落入英雄叙事；而谯周的表达更容易引导读者从结构层面理解兴亡：制度环境、民力消长、动员边界、战略时机。这种解释方式会把“成败”从人格化的“谁更聪明”转为“谁更能维护系统稳定”。

（3）对政治思想的影响：强化“慎战/民劳/度时”的国家理性传统
文中把汤武“不再战而克”归因于“重民劳而度时审”，实质是在把“节制暴力、降低社会成本”提升为治国理性。它与中国政治文化中长期存在的“慎战思想”形成呼应：把战争视为最后手段，而非持续手段；把“能战”与“该战”区分开。

（4）对现代研究的启发：可作为“国家能力与动员边界”的经典文本样本
用现代学术语言说，《仇国论》提供了一个早期版本的命题：国家动员并非无成本，持续动员会侵蚀治理绩效与合法性，从而削弱国家能力。这与今天研究战争财政、社会承受力、政权韧性（resilience）、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等议题天然可对话。

5）可提炼的结论命题

如果把它压缩成一个“论文式命题”，可以这样表述：

在相持结构下，弱者的胜机不来自短期军事冒险，而来自对民力与治理绩效的长期维护；当战争使社会承受力逼近临界点时，政权将进入不可逆的脆弱化过程，届时即便拥有智谋也难以挽回。

这就是它的“深远影响”：它把战争从“前线问题”提升为“国家系统问题”，并且用历史结构差异提醒决策者——最危险的不是不出兵，而是在错误的结构条件下、以透支社会为代价去追逐意似与小利。

《仇国论》之所以在后世常遭批评，恰恰因为它“说得太有道理”，以至于很容易被放进一种更强势的历史叙事里——亡国叙事与节义叙事。就文本本身而言，谯周的论证抓住了国家治理的硬约束：长期用兵会把社会推向“民疲—骚扰—瓦解”的链条，强者因自满而“多慢生乱”，弱者因忧患而“思善生治”，真正决定胜负的并不只是战场勇怯，而是治理能否承受长期动员的消耗；

他还强调历史结构差异，指出秦末那种“鼎沸窗口”才会出现“疾搏者获多”，而三国更像“并据相持”，因此“可为文王，难为汉祖”，用一句谚语“射幸数跌，不如审发”把战略克制与“重民劳、度时势”绑定为原则。从政策理性看，这一套推理并不浅薄：它把战争问题还原为国家能力与社会承受力问题，提醒决策者不要把共同体带入不可逆的透支区间。

但后世的批评往往不是逐条驳倒这些推理，而是把《仇国论》与谯周后来“劝降”的政治后果连成一条线，从结果倒推动机：既然你主张慎战，后来又主张请降，那么你前面的“慎战”就被解释成“投降主义的理论准备”。在传统史学的评价坐标里，尤其在讲“兴亡正统”的语境中，“忠节”常被置于更高优先级；当一个人最终站在“止战止损”的立场上，哪怕他的论证旨在“保民保国力”，也会被道德化地贴上“怯”“误国”的标签。

换句话说，《仇国论》被骂，往往首先输在评价体系：它代表的是一种“责任伦理”——把减少无谓牺牲、避免系统崩塌当作政治责任；而批评者更常使用“信念伦理”——把不降、抗争、象征意义放在首位。两套伦理不在同一维度上，因而常常鸡同鸭讲：你说“民劳不可极”，他回你“气节不可失”；你说“土崩势生将不可谋”，他回你“宁折不屈”。

如果要对后世批评做更有力、更学术的反驳，关键不是把谯周塑造成“完全正确”，而是把问题拆开：

第一，承认《仇国论》的命题在治理层面确实成立，它讨论的是“长期政策组合的可持续性”，不是简单的“要不要打”；

第二，指出把文本与劝降行为直接等号，是一种叙事化的连坐推理，而不是严谨的因果论证——反对“黩武”并不必然等于主张“必降”，更不等于没有国家立场；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你完全可以在肯定其风险洞见的同时，提出对《仇国论》本身的理性批评，从而避免陷入纯道德争吵。其可反驳之处主要在于两点：

其一，他把三国结构判断得过于“稳定”，从而低估相持格局中仍可能出现的机会窗口（对手的内斗、边疆动荡、财政断裂、战略错配），把策略空间压得太窄；

其二，他把“民劳”当作只能用“停止行动”来解决的难题，却较少讨论通过制度与治理改良来降低动员成本的可能性——例如更精确的边境防御与消耗、与盟友的协同、赋役与财政的内部调适等。也就是说，《仇国论》高明在于指出“风险链条真实存在”，它的局限在于容易把“风险存在”推导为“行动无意义”，从慎战滑向战略瘫痪，而这恰恰是后世最担心的政治心理后果：一种先验的失败主义会削弱共同体的意志与组织动员。

因此，最稳妥的结论应当是：谯周《仇国论》在逻辑上并非浅陋，它以“民劳—治理—国力”为中心重塑了战争讨论的尺度，提供了极具穿透力的风险框架；它之所以被后世猛烈批评，更多是因为它被吸附进亡国与节义的强叙事之中，文本主张被人物结局反向定性；而真正经得起推敲的反驳方式，也不该停留在“忠不忠”的道德断语，而应回到策略论证：

指出其结构判断与政策选项的保守性，说明相持格局并非没有窗口、民劳压力并非只有“停战”这一解法。这样一来，我们既能理解它为什么“看起来很有道理”，也能解释它为什么“会被骂”，并把争论从情绪裁判推进到可讨论、可检验的历史机制与政策逻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