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一九四八年七月，襄阳城头上那面青天白日旗算是彻底倒了。
这场仗打下来，解放军虽然没费多大劲，但战果那是相当惊人——直接在俘虏堆里捞出了两条“超级大鱼”。
其中一位是赫赫有名的特务头子康泽，老蒋的铁杆心腹，后来这哥们在功德林里踩了整整十五年的缝纫机；可另一位同样挂着中将军衔的俘虏，待遇却让人把眼珠子都瞪出来了。
这人非但一天牢没坐，反而转头就被奉为座上宾，建国后更是摇身一变，当上了正厅级的高关。
这事儿吧，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
要知道这个享受到“超级VIP待遇”的男人，可不是什么潜伏多年的红色特工“余则成”。
恰恰相反，把时间往前推个十几年，在长征最要命的那阵子，正是这家伙把红军逼到了悬崖边上。
此人名叫郭勋祺，川军里出了名的“猛人”，外号“熊猫”。
这外号听着挺萌，打起仗来那是真要命。
后来的历史学家提起他都得竖大拇指，不是因为他多能打，而是他凭一己之力，让包括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在内的七位未来开国元帅束手无策。
甚至可以说，要是没有他这块硬骨头挡路，毛主席后来可能还真用不着使出“四渡赤水”这招险棋。
咱们把镜头拉回1935年1月，那鬼天气，阴雨连绵的。
中央红军为了甩掉身后那几十万条“尾巴”，正准备北渡长江。
当时军委拿到的情报显示，堵在贵州土城方向的川军，只有区区“三个团”。
这简直就是送上门的肥肉啊！
毛主席和军委那帮人一合计：吃掉它！
这本该是一场稳赚不赔的买卖，负责主攻的是红三、红五军团，那是红军心尖子上的王牌，彭老总亲自坐镇指挥。
可谁知道，枪声一响，所有人都傻眼了。
这哪是什么三个团？
对面那是郭勋祺带着整整三个旅的川军精锐！
而且这帮川军跟以前那些拿着“双枪”（步枪加烟枪）混日子的草包完全不一样。
他们利用地形死磕，反冲锋打得那叫一个凶悍，简直就是不要命。
那场土城战役，打得那叫一个惨。
红军别说吃掉对手了，差点崩了牙，甚至陷入了被反包围的险境。
朱老总急得亲自提枪上前线，陈赓、宋任穷这些后来的大将都在一线跟敌人拼刺刀。
直到后来复盘才发现，这事儿坏就坏在一份情报上。
翻译人员把“旅”字看成了“团”字。
就这一个字的失误，差点让红军主力在那里折戟沉沙。
眼看郭勋祺这块骨头实在啃不动，国民党的援军又像蚂蚁一样围上来，毛主席在关键时刻拍了板：不打了，撤！
这一撤，就被迫撤出了那个载入史册的“四渡赤水”。
历史往往就是这么吊诡，那个把你逼入绝境的死敌，反而成了逼出你最强潜能的推手。
按理说，这种手里沾着红军鲜血、给革命造成过巨大麻烦的“死对头”，抓住了不枪毙五分钟，起码也得把牢底坐穿吧？
可人与人的关系，有时候真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
郭勋祺虽然在战场上是个狠角色，但在私底下，他和共产党人的交情，那可深了去了。
这里面最关键的一个人，就是陈毅。
两人都是四川老乡，早在1922年就混熟了，甚至还在同一支足球队里踢过球，那是实打实的“球友”。
抗战全面爆发后，郭勋祺带着川军出川打鬼子。
虽然手里的装备烂得连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零头都比不上，但川军那种“死不退后”的血性，在南京保卫战和皖南战场上那是出了名的。
这时候，在新四军当司令员的陈毅看准了机会。
他太了解郭勋祺了，这人虽然听命于刘湘，但骨子里痛恨中国人打中国人，更看不惯蒋介石那一套排斥异己的手段。
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39年。
当时郭勋祺因为跟新四军走得太近，甚至偷偷给新四军送武器弹药，被老蒋发现了。
蒋介石那是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直接安了个“作战不力”的罪名，把郭勋祺的军长职务给撤了。
这一手“杯酒释兵权”，把郭勋祺彻底惹毛了。
这位川军名将一拍桌子，连夜联系新四军那边：“老子不干了！
我要带着部队起义，跟你们干！”
这本该是个“弃暗投明”的好剧本，可接下来的剧情走向，让郭勋祺郁闷了整整九年——新四军居然拒绝了。
陈毅和项英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给出的答复很无奈：时机不成熟，为了统一战线的大局，请你忍耐。
这盆冷水把郭勋祺浇了个透心凉。
他觉得自己的一腔热血被辜负了，带着满肚子的委屈回了四川，从此在国民党军队里混日子，直到1948年在襄阳当了俘虏。
所以，当1948年陈毅再次出现在战俘营时，郭勋祺一点没把自己当败军之将。
他见到老友的第一反应，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了家长，当场就炸了。
他指着陈毅大声嚷嚷：“九年前我就要投奔你们，是你们不要我！
要是当年你们收留了我，我郭勋祺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
看着老友那副愤怒又委屈的样子，陈毅笑了。
他亲自倒了杯水递过去，这才把当年的苦衷摊开了说。
那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如果新四军公然收编国民党的一个正规军军长，蒋介石马上就会以此为借口围剿新四军，整个抗战大局就全乱套了。
再加上当时新四军穷得叮当响，郭勋祺自己能吃苦，他手下那些旧军官未必受得了，弄不好反而成仇。
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说完，郭勋祺心里的疙瘩总算是解开了。
他叹了口气，认命了，准备收拾东西去接受劳动改造。
可谁也没想到，党中央的一份特殊指令，直接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毛主席没有忘记这位当年的“劲敌”，更没有忘记他在抗战中对新四军的那些暗中帮助。
中央给予定性：郭勋祺虽然是在内战战场被俘的，但他长期同情革命，属于“党的朋友”。
于是，就在倒霉蛋康泽被押往功德林开始漫长刑期的时候，郭勋祺却脱下了囚服，换上了便装，领到了一个特殊任务——回四川，搞策反。
凭借他在川军中那是相当高的威望，郭勋祺回到成都后四处奔走，把以前的老部下、老同僚一个个拉到了谈判桌前。
在他的运作下，好几个川军师在阵前起义，为大西南的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郭勋祺也没闲着，历任四川省交通厅厅长、水利厅厅长，直到1959年病逝。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曾经有多少叱咤风云的将军在功德林里写悔过书，唯独郭勋祺，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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