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福建一起积案引关注，中央派项南督闽：要坚决而慎重的处理

1980年，时任农机部副部长的项南接到中央命令，出任福建省委书记。

当时，接到消息的福建省委办公厅正忙着张罗去北京接项南，然而却接到农机部的通知，说他们已经派人随行，要求不要来接。

没办法，省委只好在接到通知的情况下，派专人到火车站去接，但后来又被告知，项南临时有事暂时不来，由秘书打前站，在得知仅是秘书先来，省委办公厅安排了一位处长带着一辆“伏尔加”旧式小轿车按约定时间到火车站迎接。

然而令福建省委万万没想到的是，项南是跟着秘书同车下了火车站。他似乎是不愿意让省委专门派人来接，特意打了一个迂回埋伏，给人以一种措手不及的感觉。

我们无从得知项南此举背后究竟有什么含义，但从他后来到福建以后一系列举动，他确实是肩负着中央重要的使命。

福建省作为一个沿海的省份，在改革开放之初，都是被中央列为先行省份的存在，然而广东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便热火朝天的干开了，而毗邻的福建设始终也没有什么起色。

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事实上，福建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直都是作为“战区”和“前线”的，担心建起来以后，一旦爆发战争被打烂，虽然历任地方领导多有经济建设的想法，但自始至终也没有获得广泛的支持，后来这样一个想法一直延续到了改革开放之初。

另外还有一个很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人们的思想问题。

八十年代初，福建有件陈年的冤案——“405专案”，因为各方面的因素，始终不能获得平反，后来此案惊动中央，福建地方依然没有及时处理。

为了推动此案调查，中央除了派出了多个部门组成的调查组，还改组了福建省委的领导班子。

项南正是承担此项任务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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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还要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说起。

1957年4月，中央发动整风运动，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包括许多有影响的党外人士，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大量批评和建议。绝大多数意见比较中肯，富有建设性，对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益处。

不过，随着整风运动的展开，许多复杂的情况也跟着出现了，特别是极少数人打着提意见的旗号，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

同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也是在这次反右运动中，福建地方突然搞起了所谓的反“地方主义”，把原闽中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黄国璋、林汝楠、许集美、王一平打成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不少原闽中地下党的一大批干部受到株连，被批判、处分和判刑。

在过去历史上，福建大多数地方都是属于革命老区，后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踏上长征路，福建地下党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在当地斗争，并一直坚持到了革命胜利，被誉为是“红旗不倒”的典范。

1946年，毛主席在延安还接见了时任闽浙赣区委书记曾镜冰（后任福建省委书记），并对福建党组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不过，在1955年时，曾镜冰因过去所犯错误被定为“内奸”，从而遭到撤职审查处理。

原来在1947年1月，闽浙赣区党委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中共闽江工委改为城市工作部，同年8月，因城工部违反秘密工作原则，导致了城工部委员孟起暴露。孟起被捕以后，区党委在未经过调查的情况下，怀疑是时任城工部部长的庄征出卖，并将庄征以“内奸”罪名处决。区党委随后命令新组成的城工部领导班子肃清庄征的影响。

然而，随着后来福建各地又发生了几起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其中还包括了省委常委、军事部长兼闽东地委书记阮英平返回福州途中被歹徒杀害的情况。

由于正值解放战争时期，上述几起案件难以调查清楚，而当时省委受“左”倾错误影响，以阮英平的警卫员是城工部党员，加之后来又发现原闽东工委（后改城工部）书记、阮伯琪（阮英平副手）身上有阮英平的怀表，怀疑他们出卖了阮英平，并在此基础上认定城工部已经被国民党特务所控制。

在省委错误指示下，城工部系统的全体党员的党籍全部被停止，并不许他们以党的名义在活动，甚至要求省委下属各级党组织与城工部进行切割，包括李铁（城工部部长）在内的百余名党员被蒙冤错杀。

图|曾镜冰

1953年，福建“三反”和整党运动结束后，对1948年“城工部事件”进行了调查，认为“原闽浙赣区党委对城工部案件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决定为“城工部事件”及有关人员进行平反。

“城工部事件”有关人员获得平反后，当年下达命令的曾镜冰就成了被怀疑的对象，然而事实上就是，曾镜冰只是犯了错误，将他的行为定性为“内奸”本身也存在问题。

1967年5月27日，曾镜冰含冤去世。

也因为受曾镜冰影响，至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以后，原来曾是曾镜冰的下属的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黄国璋在报告中提到的“红旗不倒论”，旨在激励老区干部坚持革命精神，却被歪曲为“向党进攻”。王一平在老区座谈会上提出“忘本论”，提醒不忘老区群众贡献，也被指为煽动反党情绪。这其中包括在“城工部事件”中，曾冒着风险抵制执行命令的许集美。

当然，真正引起福建“反地方主义”的，其实是一件小事。

时任福建仙游县县委书记的申九顺看中了当地一位妇女，在未与原配离婚的情况下，就与此妇女结婚，在整风运动期间，申九顺遭到了县妇联主任郑秀治和县长林汝梁以及支持群众的批评。

申九顺不是福建地方干部，而是南下干部，后来他就此事同和他交好的晋江地委副书记马某某说的时候，故意添油加醋，把这件事说成是地方干部借他离婚找男方老婆的问题反南下干部。

马某某后来去北京开会，与相熟的一位中组部副部长谈起了这件事，这位副部长直接表态：

“这就是地方主义。”

后来经马某某转达给申九顺后，申九顺如获至宝，反过来诬陷地方干部搞“地方主义”，因牵连此事而受到批判者达400余人，还有100多人受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

与此同时，晋江县的马玉玺也因强奸妇女在鸣放中被揭发而怀恨在心，同步发难。

酿成了福建反“地方主义”的浪潮。

一直到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后，批准福建省委成立了甄别小组，调查了上述案件，最终确认定罪的材料都不成立，并为所有牵涉此案的人进行平反。

后来福建省委决定撤销“开除地方主义分子黄国璋、林汝楠、许集美、王一平党籍的决定”，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决定，恢复他们的党籍、职务和名誉，并向他们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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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可惜的是，后来在那个特殊年代里，许集美等人还是受到了影响，后来还是在韩先楚的保护下，他们才都幸免于难。

1976年10月以后，随着拨乱反正开始，许集美等人也以为迎来了春天，全身心的投入工作，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打击直指他们。

当时，福建地方在清查运动中，以“抓地线”为名，将一批原福建地下党的干部强行扣上帽子，称他们与“四人帮”有关联，导致了许集美、黄国璋等人被关进牢中。

不过，事后审查过程中，并未发现上述人等与四人帮“有关系，然而当时省里有关负责人并不肯罢休，而是开始调查他们所谓的”历史问题“。

1977年6月，一位省委书记向省委汇报情况时，直斥闽中地下党“政治不纯，地富反坏、特务、叛徒很多”……

不久之后，福建地方专门成立了“405专案”组，在案件调查期间，受牵连而被审查的人多达100多人，还包括了18名党员干部，其中还有8名地厅级干部。

1978年6月13日，福建省委在案件调查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就向中央进行了汇报：

“现已基本查明：……原闽中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完全是被国民党特务所控制，其主要负责人黄国璋、许集美、林汝楠等人都是叛徒、特务、内奸分子。”

图|黄国璋

许集美、黄国璋等人后来都受到了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的处分，并在事后遭到了反复批斗和审讯，为了获取足够分量的口供，他们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刑讯。不少无辜的人后来也被专案组当成“知情人”秘密抓捕，这些人因为交代不出所谓的材料，也遭到了刑讯，其中一些年龄较大，身体不好的人，有的死于狱中，有的出狱后不久就死了。

然而，专案组调查的结果却让很多人吃惊，尽管他们受到省委指示，可以动用各种办法，可历时数年，辗转全国各地调查下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

“405专案”立案审查的18个党员干部中，无一人与“四人帮”有牵连，无一人是叛徒、特务、内奸。“

即便如此，福建省委仍然不准备罢手。

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还专门提到了要撤销过去专案组的做法：

“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査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停止。”

不久之后，公安部通知福建省委，要求撤销405专案组。

令人意外的是，福建省委在接到公安部通知后，不仅拒不执行，还继续罗织罪名，要抢在1980年1月1日《刑法》正式实施之前，给许集美、黄国璋等人定罪。

1979年12月21日，许集美被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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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集美参加革命四十年，又经历了建国后多次的政治斗争，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的考验，事关整个闽中地下党以及他个人的名誉，他并不准备妥协，而是趁着机会悄悄叮嘱儿子许怀农：

“如果我遇到迫害，你要上北京通过许新识、吴秀云夫妇找洪禹伯伯，请他帮忙向中央反映福建的情况，为我申诉。”

许集美口中所提的几个人，都是原来闽中地下党的人，建国后长期在北京工作，而洪禹是中宣部局长。

根据资料记载，1979年初，胡耀邦任中宣部部长期间，就有意要把中宣部打造成一个思想解放之地，而洪禹作为当时中宣部唯一的一个局长，曾率人到福建厦门大学做演讲，鼓励大伙思想解放，还引起了当时福建地方的不满。

不过，许怀农受了父亲嘱托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到北京去，而是考虑到他的伯父、姑妈一些亲戚都在海外，当时中央对海外华侨比较重视，所以许怀农认为，通过在海外的伯父、姑妈向中央反映，可能会起到突出效果。

1980年春节前夕，许怀农绕道广州，与当时已经抵达广州的大姑妈许书言、四伯母戴玉玉及印尼的堂姐会合，一行人前往北京。

许怀农抵达北京后，先是联系了许新识、吴秀云夫妇，然后通过两人的关系，将部分材料递给了曾在福建工作过的张鼎丞、韩先楚等人，之后又联系到了洪禹，在洪禹的嘱咐下，许怀农又写了数十份材料，分别送给在京有关部门的领导。

在许怀农的努力下，福建405案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

图|许怀农回忆解救父亲的文章

1980年年底，项南调任福建省委书记，临走前中央有关领导人特意叮嘱：

“福建的历史遗留问题较为复杂，要坚决而慎重地处理。”

项南前往福建后，亲自调阅了大量的材料，积极推动405案的平反，然而在后续处理过程中，项南注意到推动此案阻力很大，因此采取了迂回的办法，先让在狱中的许集美、陈贵芳保外就医，这样他们就可以直接向中央反映情况。

当时中央对福建405专案的关注力度也很大，在了解项南处境后，决定派出一个由中组部、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组成一个30多人的“中央联合调查组”，时任中组部秘书长兼干审局长何载任组长。

中央联合调查组对福建405专案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后，认定“原闽中地下党主要负责人的“四零五专案”，是典型的冤假错案，应予平反。”

项南召集省委会议，请中央联合调查组在会上直接宣布结论，并让每个常委都在会上表态，推动该案平反，然而仍遇到不少阻力。

也是在会议期间，有个常委突然生病，以至于会议不能进行下去。项南直截了当的说：

“我们等。他什么时候病好了，我们什么时候开会。”

就这样，省委常委以及中央联合调查组等了半个月。

后来，所有的省委常委都同意了中央联合调查组的结论。

1983年3月29日，福建省委正式发出通知，，宣布为黄国璋、许集美、林汝楠等同志的冤案平反、恢复党籍。

同年5月，省委又宣布，为受“405”专案株连的地下党人员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也几乎与此同时，福建省委向中央呈送了《关于为曾镜冰同志平反的请示报告》：

“曾镜冰同志任福建省委、闽浙赣区党委书记期间，工作是有成绩的，对党是有重要贡献的。对他的“长期执行着违反中央路线的机会主义路线”的认定，应予撤销。经过长期严格的审查和考察，造成错杀“城工部”骨干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左的思想导致的重大失误，而不是别有用心。基于上述结论，我们认为应为曾镜冰的“内奸嫌疑”平反，恢复名誉。”

一个月后，中央对这份报告进行了批示，为曾镜冰彻底平反。

在405专案获得平反后，项南又积极推动了其他类似案件的平反工作，帮助福建进行了一场彻底的思想解放，为后来福建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