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年这个“文化天团”，你了解几位→

何为“唐初十八学士”？

“唐初十八学士”又称“秦府十八学士”，是对初唐秦王府文学馆中的骨干成员——十八位学士的统称。

武德四年（621），唐高祖李渊封当时还是秦王的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并允许他在府中开文学馆招募文士。李世民于秦王府文学馆从文士中选出十八人，命阎立本为他们画像。后世遂称此十八人为“唐初十八学士”。阎立本绘制的《秦府十八学士写真图》至今仍存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身为学士，既要有扎实的文学功底，能通晓儒经、草诏应对、编修图书、整理典籍；又要有优秀的德行，符合儒家对“士”的道德标准。

十二峰陶砚，唐。来源/故宫博物院

这十八位学士，就是德才兼备、为秦王出谋划策的十八位文学侍从。十八学士之一褚亮所撰《十八学士赞》中记录十八学士人员如下：

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怀忠履义（一作抱义），身立名扬。

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

记室考功郎中于志宁：古称益友，允光斯职。蕴此文辞，怀兹谅直。

军祭酒苏世长：军谐噱，超然辨悟。正色于庭，匪躬之故。

文学褚亮：道高业峻，神气清远。学总书林，文兼翰苑。

文学姚思廉：志古精勤，纪言实录。临名殉义，风励俗。

太学博士陆德明：儒术为贵，元风可师。俦学非远，离经在兹。

太学博士孔颖达：道充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辞起。

主簿李玄道：李侯鉴远，雅量淹通。清言析理，妙藻推工。

天策仓曹李守素：贤哉博识，穆尔清风。游情文苑，高步谈丛。

记室参军虞世南：笃行扬声，雕文绝世。网罗百世，并包六艺。

参军事蔡允恭：猗与达学，蔚有斯文。水霜比映，兰桂同芬。

参军事颜相时：六文科籀，三冬经史。家擅学林，人游书史。

著作佐郎摄记室许敬宗：槐市腾声，兰宫游道。抑扬辞令，纵横才藻。

著作佐郎薛元敬：薛生履操，昭哉德音。辞奔健笔，思逸清襟。

太学助教盖文达：言超理窟，辩折谈风。蒲轮远聘，稷契连踪。

军典签苏勖：业敏游艺，躬勤带经。书传竹帛，画美丹青。

虞州录事参军刘孝孙：刘君直道，存交守信。雅度难追，清文远振。

其中，刘孝孙是武德七年（624），原十八学士之一天策府记室薛收去世后补进。

那么，为什么李世民会挑选出这十八学士，他们又为李唐王朝立下怎样的功勋？

十八学士之由来

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唐太宗李世民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但除此之外，他在文学上也颇有建树，并且从治国理政的层面，将文治发展视为安邦之要。《旧唐书・音乐志》载其言：

“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

李世民自谦早年久历戎马，于经史之学涉猎未深；四海平定后便锐意典坟、广揽贤才，专意振兴儒学。立十八学士，有树模范、倡文风之意。

唐太宗李世民画像。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

再者，李世民设立文学馆，立“十八学士”也有着抬高个人声望、借此网罗贤才壮大实力的用意。隋末唐初时期，门阀士族的影响力依旧根深蒂固，文学创作的关键力量是身居京城的文化精英，整个文化领域几乎都被贵族阶层掌控。如若获得文士们的支持，既能帮助时为秦王的李世民在贵族圈子里扩大声望，更能进一步争取到世家大族的拥护。梳理十八学士的士族出身与家学渊源又可以看出，十八学士地域分布呈现出以关陇士族为主、三大文化区域人员数量均衡的格局，彰显了唐李世民作为新兴王朝统治者，平衡权力格局，力图推动统治区内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及社会心理认同的努力。

从龙之功

十八学士作为李世民的文学侍从与智囊团队，从设立伊始，他们的命运就和李世民紧紧联系在一起，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李世民为秦王时，政治上的多次重要决断，都离不开房玄龄、杜如晦等学士的从中谋略。据《旧唐书·卷六十六·杜如晦》记载，当时的太子李建成深为忌惮：

隐太子深忌之，谓齐王元吉曰：“秦王府中所可惮者，唯杜如晦与房玄龄耳。”因谮之于高祖，乃与玄龄同被斥逐。

玄武门之变开始前，李世民密召房玄龄、杜如晦入府商议。时二人因唐高祖李渊下敕“不听复事秦王”，故回复称：“若私谒王，必坐死，不敢奉教。”李世民听后，派人将佩刀送去，以示决心。之后，房玄龄、杜如晦如约而来，与李世民、长孙无忌等人共商大事，共同制定了玄武门之变的具体策略。

玄武门之变后，房玄龄主导接管中书省，连夜起草《讨逆诏》《侍卫更替敕》等重要文书，将玄武门之变定性为“平叛”，清洗东宫、齐王府残余势力，更换皇宫侍卫，确保行政机器快速切换至李世民的掌控之下。《唐会要·卷五十七》记载：

“武德九年六月，中书省凡发敕命三十七道，皆出玄龄手。”

尽展才华

李世民正式即位之后，十八学士更是一展拳脚，在贞观开放、包容的环境中，各自发挥特长，均有一番成就。

房玄龄深谙政务运作之要，自贞观元年（627）起任中书令，贞观三年（629）迁尚书左仆射后仍综理朝政近二十年。他秉持“量材授职，务省官员”的原则，参与精简机构，裁汰冗员，优化了三省六部制的运行机制，使中枢行政效率大幅提升。同时，他牵头修订律令，在《开皇律》基础上删繁就简、去重从轻，主持编纂《贞观律》，奠定了唐代法律体系的基础，其“宽简、划一、稳定”的立法精神，成为贞观年间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保障。

杜如晦则以“临事而断”的卓越才干著称，与房玄龄并称“房谋杜断”。他在贞观初年任兵部尚书、检校侍中，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尤其在平定割据势力、梳理边疆策略等事务中，精准把握局势，为唐太宗提供了诸多关键决断，其严谨的逻辑思辨与务实的处事风格，成为中枢决策科学性的重要支撑。二人协同配合，构建了贞观初年高效、有序的政务运行体系，为后续各项政策的推行铺平了道路。

隋以前，修史多为私人行为。武德四年（621），起居舍人令狐德棻上书高祖皇帝建议修梁、陈、齐、周、隋五朝正史，虽因客观条件止于中途，但为后来贞观时期修史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和史料。贞观三年（629）开始，相继修成《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等八部史书，由十八学士撰写或参与撰写的多达四部之多。

房玄龄、许敬宗等主持修成的《晋书》，共一百三十二卷（今存一百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早年到东晋恭帝被废的历史，尤其开创性地设立“载记”体例，专门记述十六国政权的史事，既确立了晋室的正统地位，又完整保留了民族政权的历史资料，被清代史学家赵翼称赞为“简而不漏，详而不芜”。孔颖达、许敬宗、于志宁共同参与编纂《隋书》。《隋书》由魏征总知其务，孔颖达、许敬宗、于志宁等参与编修，记载了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姚思廉接续其父姚察的史学工作，完成《梁书》《陈书》的编纂，其修史注重史料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对南朝历史的系统记载，填补了魏晋南北朝史学的重要空白，为后世研究南朝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关键史料。

虞世南以书法与文献整理见长，他曾任秘书监，主持秘书省的典籍校勘与收藏工作，对隋末战乱中散佚的典籍进行系统性搜集、整理与校订，使秘书省藏书量大幅提升，为文化传承提供了物质基础；其书法兼善楷、行等多体，亦涉猎篆、隶，尤精楷书，所书《孔子庙堂碑》被誉为唐楷典范，推动了唐代书法艺术的规范化与传承。

孔子庙堂碑拓片，唐贞观四年（630）初刻，北宋重刻，虞世南撰并书 来源/西安碑林博物馆

十八学士同样深度参与教育事业的发展。贞观年间，唐太宗高度重视教育，推行崇儒兴学的政策，国子监成为全国最高教育机构。陆德明作为著名的经学家、训诂学家，曾任国子博士，其著作《经典释文》汇集了先秦至隋代诸家对儒家经典的注释，考订字音、辨析字义，为儒家经典的准确传播与教学提供了权威依据，极大地提升了国子监的教学质量。孔颖达则牵头编撰《五经正义》，该书融合了汉魏以来诸家经学研究成果，对《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进行了系统的注释与梳理，统一了经学思想的关键内涵。《五经正义》于贞观十年（636）撰成，永徽四年（653）正式颁行后被定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规范了全国的教育内容，为贞观年间社会风气的净化与道德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思想支撑。颜相时作为儒家学者的代表，曾任谏议大夫、礼部侍郎，在推行教化政策、规范礼仪制度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推动了民间教化的开展，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李玄道、薛元敬等学士则在军事领域有重要贡献。贞观初年，边疆局势复杂，东突厥、高昌等势力对中原构成威胁。李玄道曾任幽州长史，熟悉边疆事务，他多次向唐太宗进献边疆治理策略，提出“恩威并施、安抚为主”的边疆政策，主张在加强军事防御的同时，通过册封、互市等方式与边疆部族建立友好关系，为唐太宗制定边疆治理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薛元敬则擅长军事文书的撰写与军事谋略的谋划，曾任秘书郎、中书舍人，在平定东突厥、出征高昌等军事行动中，负责起草军事诏令、整理军情资料，其精准、严谨的文书工作为军事行动的顺利推进提供了保障；同时，他还参与分析敌方军情，为军事决策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建议。

苏勖擅长文学创作与文献编纂，参与编纂《括地志》，该书详细记载了全国的地理沿革、山川物产、风俗民情，为贞观年间的行政区划管理、经济发展规划提供了重要的地理资料。于志宁则以直言敢谏、注重礼制建设著称，曾任太子左庶子，在辅佐太子、规范宫廷礼仪等方面积极作为，多次劝谏唐太宗与太子注重节俭、体恤民情，其谏言对贞观年间优良政治风气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苏世长以忠直敢言闻名，在贞观初年多次针对政务中的弊端提出批评建议，其以谏为责的行事风格，契合了唐太宗广开言路的施政理念，进一步完善了贞观年间的谏议制度。

三彩武士俑，唐。来源/故宫博物院

“十八学士”在贞观开放包容的政治环境中，凭借各自的专长，在政治、文化、教育、军事等多个领域百花齐放，相互协作。他们的作为不仅直接推动了贞观年间各项制度的完善、文化的繁荣与边疆的稳定，更奠定了贞观之治的重要基础。其群体所展现出的务实精神、学术素养与责任意识，成为贞观年间政治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后世官僚体系与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责编：祁小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