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曾希圣在安徽试行责任田，有人反对，毛主席：可以多搞一点

1961年曾希圣在安徽试行责任田，有人反对，毛主席：可以多搞一点

原标题：1961年曾希圣在安徽试行责任田，有人反对，毛主席：可以多搞一点

1959年秋，淮北连天无雨，稻田开裂得能塞进拳头。曾希圣站在含山县长岗公社的田埂上，听老农嘀咕：“再这样下去，锅里都要见底咯。”那一年，他已经在安徽主政八年，深知“空仓”比任何战场都让人心惊。

旱灾之后是饥荒。1960年春节前，省委办公厅的来信簿上，“缺粮”二字一日出现数十次。中央决定让曾希圣兼管山东，不少人感叹：“一个人顶两个省，这可不是戴两顶帽子那么简单。”可他没推辞，先去济南转了一圈，又连夜赶回合肥开会，主题只有一句——保命。

保命离不开地里的庄稼。安徽一些县悄悄恢复了“小包干”式的责任田：产量包干、超产归己。做法并不新鲜，早在1957年局部就出现过零星尝试，可没形成气候。如今粮荒逼到门口，干部与农民都想再赌一次。问题是，这类做法当时很“敏感”，省内就有声音质疑：“这不是走回头路吗？”

1961年3月，阜阳颍上县双沟区向省委递交试点方案，曾希圣批了字：“先做三个月，少宣传，多看苗情。”文件下去没几天，省里来了一位机关同志，抬头就问：“包产到田，下步怎么向中央交代？”曾希圣没接话，只递给他一张数据表：去年责任田户平均亩产三百二十斤，是集体田的近两倍。对比摆在眼前，话自然少了几分。

4月，省委调查组奔波于寿县、毫县、临泉。返程汇报时，一名组员感叹：“怪了，同样的土，同样的种子，分田到户后，人像是有了两条腿，多跑多管，虫子都不敢爬。”这种半带玩笑的体会，比条条框框更能说明问题。

7月16日凌晨，毛主席的专列停在蚌埠东站。车厢里，曾希圣递上新出的《农村生产责任制汇报提纲》。主席合上本子，先问一句：“群众欢迎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又问：“干部有疑虑没有？”曾希圣直说：“有，主要怕被说成搞单干。”主席笑了笑：“既然对生产有利，可以多搞一点，让事实说话。”这八个字，成了安徽各级会议上的“尚方宝剑”。

消息传回合肥，赞成声浪盖过反对。安徽按照“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盈亏自负”三条原则，扩大到十三个县。有人提议把猪、鸡也逐户包干，曾希圣压了压手：“别急，先救主粮，再谈副业。”步骤清晰，试验稳了心。

值得一提的是，责任田不只解决口粮，还摸出了水利配套的新门道。凤阳县小岗村修了一条不足两公里的土渠，却让旱作玉米首次吃上了“及时水”。老队长拍着腰鼓说：“田是自家的，水也是命根子，想到就干。”这种主动性，在过去的“一块干”里几乎见不到。

不过，阻力并未彻底消散。省外有刊物点名批评安徽“搞资本主义苗头”。曾希圣向中央写了长信，列数据、摆事例，只求一句公道。1962年2月，他调任上海。临行前，专门在省委礼堂讲了十分钟：“责任田不是什么救世主，但能救急；别让文件一收，农民心也凉。”

实践虽然短暂，却留下两笔：一是各县详细的产量对照本，二是大批技术骨干下队的经历。后来提到农户分田的雏形，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1961年的安徽。

曾希圣离皖那天，合肥火车站月台上没有掌声，只有一个老农递来一把炒熟的麦粒，说：“书记，路上嚼着不饿。”简单一把麦粒，道出了农民对那段探索的朴素评价。几年后，新的改革尝试在更广阔的土地上发芽，人们才意识到，蚌埠车厢里的那句“可以多搞一点”，并非随口鼓励，而是基于苦难、粮食和信任的沉甸甸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