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后，毛主席死活不去故宫办公，不去中南海居住：我不做皇帝嘛

一九四八年腊月的一个深夜，西柏坡的煤油灯才刚刚点亮，毛泽东合上电报，望着窗外的夜色沉吟。周恩来推门而入，手里捏着最新的北平城防图。他轻声说了句：“再过些时日，就得进城了。”这句话为日后那场围绕“住哪儿”的较量埋下伏笔。

北平和平解放后，党中央把临时指挥所设在西山香山，山路蜿蜒，每天往返城里开会，汽车总要颠簸几个小时。冬风一吹，尘土漫天，警卫人员的心却是悬着的：如此奔波，万一有闪失怎么办？叶剑英第一个开口：“何不干脆住进城？故宫空着呢。”在旧时那是龙椅所在，安保无死角，想来再适合不过。

毛泽东听完，摆手：“故宫是明清皇帝的家，我可不做那号人。”这话后来多次被他半开玩笑地重复：“我不做皇帝嘛！”可在场的都明白，他并非矫情，而是有意与旧制度划清界限。故宫见证过太多野心的膨胀，李自成的教训才念叨过——进了紫禁城没多久就兵败如山倒，百年后仍被人扼腕。毛泽东可不想让新中国的开端被罩上任何旧时代的影子。

然而香山真不是久栖之地。春寒料峭，山里吃水都要靠运，开会得翻山，警卫值勤也难。周恩来心急如焚，绕开“皇宫”二字，带着地图在城内四处转悠，最后盯上了中南海的北岸。那里曾是明清两代帝王的行宫，论规格固然不低，可至少不是皇帝的正寝。更关键的是：高墙深院，出入单一，警卫相对容易。

他挑中了紧靠中海的小院——菊香书屋三进四合，前后皆通风，又与办公区只隔几步，方便深夜通电批件。周恩来试探着把方案拿到香山。毛泽东抽着烟斗，眉头微蹙：“西苑也是宫廷旧址。”周恩来笑道：“可它已不再是帝王家的后花园，而是人民的院子。”一句“人民”，触到了毛泽东最在意的神经。

几天后，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这桩“搬家”议题被正式提出。朱德说，安全得先过关；任弼时补充，千里江山初定，领袖若在山里出事，全党何以向全国交代？大厅一片沉默。毛泽东合上文件，慢慢站起：“大家意思我听到了，少数服从多数，就搬。”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五日的清晨，北京城露水未干。江青牵着九岁的李讷，第一次跨进红墙，映入眼帘的是石桥、碧水与老松。小姑娘指着匾额念：“菊香书屋。”母亲笑着答：“这是以后咱们的家。”那天毛泽东没露面，只让卫士把几盆棕榈移进院子。他觉得棕榈耐看，也提醒自己“居高不倨”。

人们不免好奇：不做皇帝却终究进了中南海，岂非自相矛盾？其实，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的桌上摆着一册《甲申三百年祭》，扉页用铅笔写着“以此自警”。他要的是简陋、要的是随时能见人。院内几张藤椅、两张木榻，加一盏马灯，便是夜里批文件的全部“宫廷陈设”。据警卫李银桥回忆，主席常说：“屋大了，走路费事；门多了，麻烦也多。”

搬进来后没几天，喜讯接踵。李银桥的妻子在协和医院诞下一子，毛泽东听闻，亲手写下“卓伟”二字相赠；毛岸英与刘思齐的婚事也有了眉目；江青与李讷从莫斯科归来，李讷的扁桃体总算痊愈；前方战事尘埃落定，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顺利闭幕；再加上乔迁新居，合计五件喜事。饭桌上，毛泽东举起搪瓷碗，笑着说：“喝一口，压压惊，也压压喜。”

十月一日终于到来。中南海里一早忙成蜂窝，缝制服装的师傅给主席量袖口，李讷则拽着长袍下摆问：“爸爸，今天真的要升新国旗吗？”答案不言而喻。午后三点，天安门广场的礼炮声滚滚而来，丰泽园的梧桐也抖了三抖。毛泽东乘车出西门，沿长安街驶向城楼。

那一刻的画面送进了历史。宣读开国宣言后，城楼上传来儿童清脆的呼喊：“爸爸万岁！”声音脆亮，把不少身经百战的老同志都逗笑了。夜幕降临，礼花在紫禁城上空绽放。毛泽东立在风口，望向黑压压的人海。欢呼声此起彼伏：“毛主席万岁！”他抬手示意安静，沉声回敬：“人民万岁！”

丰泽园的灯一直亮到凌晨。文件堆在桌角，未拆封的公文袋旁压着一本《资治通鉴》。毛泽东写下当天的最后一句批语：“不居高位，心中自有高远；不恋深宫，脚下常踩大地。”而后合卷熄灯。新居的夜风穿过花墙，带来淡淡桂香，也带来一个国家初生的清冽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