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潘汉年病逝，尸检报告显示，他的肝脏“烂成了豆腐渣状”

1965年深秋，北京天空澄净。在故宫太和门前，一位头发稀疏的老人同妻子并肩而立，摄影师按下快门，胶片定格。谁也想不到，两年后他会再度被捕，十二年后终病逝于长沙。老人就是曾被誉为“地下交通线总设计师”的潘汉年。

时间往前推回到1931年。顾顺章叛变，中央特科几乎一夜崩塌。危急关头，年仅二十六岁的潘汉年奉命赴上海重建联络网。彼时的十里洋场名流云集，潮涨潮落，潘汉年以“书商”“记者”等身份穿梭租界，三年间救出被捕同志七十余人。那时候的他，行迹飘忽，连上海滩的巡捕都很少能记住他的脸。

1939年，西北延安。中央社会部批准他南下华中，指令之一：尽量利用李士群获取日伪机密。李士群身后那条灰色线索，却在数年后演变成压在潘汉年身上的巨石。潘接受命令时，只说了句“服从”，他知道此行如履薄冰。

1943年春天，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李士群不在家，潘被居中牵线的胡均鹤半推半就领去汪精卫府邸。门扉洞开，汪精卫拄着拐杖慢步而来，“共产党若肯另起炉灶，可少无谓牺牲。”短短一席话，被潘断然拒绝。可这场违规的见面，已悄悄埋下祸根。走出汪宅，潘汉年心里泛起寒意，却选择沉默。他与上司饶漱石关系紧张，更担心被扣上投敌之帽，便将秘密深锁胸中。

1945年2月，延安窑洞灯火通明，七大在即。饶漱石一纸电报递到康生案头，暗指“’小开’暗通敌伪”。康生回电为潘开脱，毛泽东也选择暂信潘的解释。风声似乎消散，但潘并未抓住这次澄清的窗口。十年后，风暴再起。

1955年春，胡均鹤在上海落网。审讯记录把潘与汪精卫同框的往事翻出。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外，陈毅找来老部下，声音低沉：“老潘，你有什么要说？”潘沉默良久答：“见过汪，是我之过，误党十年。”寥寥数语，却足以令自己坠入囹圄。毛泽东得知后批示“此人不可信”，逮捕手续旋即下达。

被羁押的岁月里，潘汉年仍获八级待遇，可以读书、收报，甚至偶尔赴京与家人见面。有人纳闷，他是否仍怀一线生机？1965年春，中央法院宣判：有期徒刑十五年，缓刑两年后假释。文件甫一下达，他提笔给妻子写信，自嘲“此乃黎明前的灰暗”，字迹依旧遒劲。

然而，风向再次骤变。1967年3月，陈伯达电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立即收押潘汉年”。理由未作解释。是夜，警车疾驰而去，已病入膏肓的老人再次消失在重重铁门之后。此前的优待一笔勾销，他被送往狱中，疾病在暗处急速蔓延。

1975年初夏，经医师会诊，潘被确诊为肝癌晚期，伴多处转移。组织决定将其转往湖南茶陵洣江茶场“休养”。当地人只知道来了一位瘦削慈祥的老头儿，每日清晨在柑橘林间散步，偶尔停下，对着山坳发呆。朋友探望，他轻声道：“天下事，成败皆人事，我已无憾。”话音里多了迟暮的倦意。

1976年冬，病势全面爆发。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诊断：多发肝肿、严重贫血、肺炎并发症。医生紧急手术时惊呼——肝组织脆如豆腐渣，一触即碎。可惜医术难敌岁月与病魔。1977年4月14日22时15分，心电图成了一条直线，享年七十一岁。

潘汉年辞世，家属在病房整理遗物，最显眼的是一本发黄的随身笔记本：第一页写着“为民族独立而死，可矣”。字迹微微抖动，却一笔不苟。又翻到后页，他留下未竟的工作设想，仍在演算情报交通路线，似乎下一站随时就要出发。

1982年春，党中央公布《关于为潘汉年同志、杨帆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认定其主要错误在个人隐瞒，历史功过以贡献为主。文件发往各地，许多人这才知晓，这位被秘密软禁、几度沉浮的老特工，曾在敌占区救出数以百计的同志；正是他建立的“特别交通线”，曾让延安可在四十八小时内拿到南京日军动态。

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初期的上海地下党系统，其人情信息网基本延续了潘汉年在抗战时期奠定的格局。1950年朝鲜战局突变，志愿军急需日、美谈判桌情报，正是依托这条旧网络，军情学院得以迅速锁定情报源头。如今翻检那些密写电文，落款常见一个模糊的花押，与那位故宫前留影的老人如影随形。

试想一下，如果1943年那次“误入”汪宅事件能在第一时间说明，历史会否改写？恐怕无人能给出肯定答案。革命的暗面注定晦涩复杂，情报工作者在黑暗中行走，稍有差池便是深渊。潘汉年终其一生，都在与这种宿命较量，直至生命最后时刻，才迎来迟来的清白。

余音至今仍在。那张1965年的合影被珍藏于家族手中，照片里，老人眯眼微笑，似在对镜头外的世界说：“总有一天，一切都会搞清楚。”如今，纸上尘埃落定，他的名字被放回历史的光亮处，而那段岁月里无形的战线，也随之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