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支红军主力会师陕北，反而陷入更大危机，毛主席：准备新长征

三支红军主力会师陕北，反而陷入更大危机，毛主席：准备新长征

三支红军主力会师陕北，反而陷入更大危机，毛主席：准备新长征

1935年9月18日清晨，哈达铺的雾气还没散尽，彭德怀翻开缴获的《大公报》，只看了几行就快步跑向毛主席的住处。院子里尘土飞扬，他边走边喊：“报上说，陕北还有大片苏区！”这一声打破了此前满营的疲惫情绪，也把一场新的抉择摆到中央眼前。

中央红军此刻只有七千多人，长征两万五千里，九成人员已倒在山川与旷野。四个月前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握手时，总兵力还近十万，可张国焘坚持南下，导致部队再次分流。北上的一路，将士日夜兼程，翻雪山、过草地，伤病与饥饿像影子一样追着队伍不放。达拉河畔，毛主席在夜色中写下“长征不是逃跑，是播种”，可谁也知道播种总得有片土壤，眼前那片土壤似乎就在陕北。

抵达陕北的道路并不好走。先要闯腊子口险隘，敌军封锁线密如蛛网。林彪回忆那一夜奋战：“山谷里枪声像炒豆一样。”冲出去后，队伍再折损一千五百余人，平均每连仅剩三四十条枪。由此进入甘南开阔地，远处终见黄土地的色块，众人却没来得及欢喜，增兵的中央军已经在西安集结，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张学良被点名做副手。“堵死陕北”，成了南京最新的手令。

9月27日，榜罗镇会议定下北上方针。第一，要抢在中央军合围前突进洛河；第二，建制改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陈云管后勤，把所有骡马粮食集中调配；第三，如再遇大围堵，随时准备“第二次长征”，方向或东或南，一年后必须杀回陕北。毛主席一句话掷地有声：“留得火种，方有华北。”

十月中旬，队伍抵吴起镇，与刘志丹、徐海东的红十五军团接上了线。三支主力至此会师：红一、红二、红四的骨干悉数到位，齐聚陕甘宁交界的黄土坡。同仇敌忾的拥抱过后，冷静的计算摆在桌面——合计不足三万之众，子弹人均不过二十发，外有十七路军、东北军、中央军共十七万重兵，内有高原旱塬、草木不生的现实。井岳秀、高桂滋等地方武装也对这支“外来户”心怀戒备。

陕北，真如报纸说的那样“根基稳固”吗？其实不过保安、安塞、瓦窑堡三镇，方圆不足两千平方公里，成树稀疏、盐碱地一望无际。1936年春，中央向共产国际发电称：“此地荒凉，人力物力均感窘迫，难以长期支撑。”粮草与弹药的缺少迫使领导人把目光投向更远——外蒙古的定远营。苏联同意提供武器，但需要红军自己打通通道，这就是后来“宁夏战役”设想的源头。

战役前夜，朱德摸着马鬃小声说：“要是再走一次长征，弟兄们可怎么熬？”他没想到的是，第二天的磋商又一次被打断——张学良派来密使，请求停止正面冲突，并提议共同对付日寇。毛主席听完只是淡淡一句：“先稳住西北，再谈远路。”于是双方达成默契，东北军对红军的围攻“亮枪不射”，红军也在宣传里把矛头从张、杨移向南京。

蒋介石对这种暗流并非无觉。1936年夏，他加派胡宗南、毛炳文部北上，自任前敌总司令，要在八个月内“剿灭赤匪”。中央被逼到定边、盐池一线，已无险可守。8月，军事会议上出现最艰难的问题：突围还是死守？周恩来说：“如果此处被铁桶合围，恐将全军覆没。”张闻天皱眉不语，彭德怀掀起地图，“再打一次大穿插？”毛主席则抬头看了一眼窗外漫卷的黄沙，缓缓道：“不走，也许死得更快；走，还有生路。新长征，随时起步。”

十月，“宁夏战役”仓促打响。红四方面军精锐编为西路军，渡黄河后被中央军截断后路，合围渐紧。东岸主力亦陷入补给断绝的窄角，形势陡转严峻。就在全军为再长征做准备之际，西北发生巨震——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老张终于出手了。”毛主席轻叩桌面，与周恩来对视片刻，马上起草通电，建议和平解决，实现抗日联军。三日后，周恩来率代表团赴西安斡旋。在那间灯火通明的谈判室里，周恩来对张学良说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民族大义当前，我们必须一致对外。”

西安事变迫使南京终止了原定的“陕北总攻”。国共双方转而签订停战协定，东北军、十七路军陆续调离前线，与红军保持默契。昔日铁壁合围忽然化为乌有，新长征的命令被收回。陕甘宁根据地得以存续，成为日后坚持敌后抗战的战略大后方，也为八路军、新四军的组建提供了出发点。

而远征河西走廊、血战高台的西路军，终因孤军深入，损失殆尽，仅有少数指战员突破重围回到延安。彭德怀拿着西路军的折损名单沉默良久，最后把纸塞进怀里，只留下七个字：“记下，备后人凭。”

三支主力在黄土地完成会师，本想迎来喘息，却撞上更严峻的包围。若不是哈达铺那张报纸引出陕北的曙光，若不是张学良、杨虎城的临门一键，“新长征”或许真的会成为命运的下一站。历史给出的节点往往偶然，却改写了必然。奔向抗战前线的号角随后响彻西北，也宣示这场危局就此翻页，进入另一段硝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