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宋任穷发誓：不靠他们，我们也要拿下原子弹

1955年9月27日，北京怀仁堂的授衔典礼庄严肃穆。宋任穷接过上将军衔，镶金的肩章在灯光下闪亮。毛泽东握着这位老乡的手，低声一句“文武双全”，全场笑声与掌声交织，气氛却紧张——大家都知道，新的战场不在枪林弹雨里，而在实验室里。

刚结束不久的朝鲜战场证明了核力量的威力。美国的B-29挂着原子弹在东亚天空盘旋，威胁写在广播里，也写在外交照会里。要想立得住，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底牌，这句判断在1956年被写进中央会议纪要。那年11月，第三机械工业部挂牌，宋任穷被点名担纲部长。有人替他捏汗：一本化学教材都没翻完的人，能带队造原子弹？宋任穷只说了八个字：“不懂就学，边干边学。”

在三机部大楼，他的办公室少了一张沙发，却多了一面墙的元素周期表。离开兵营的他每天五点起床，背金属元素到清晨六点半，七点听俄语广播。午后巡视实验室时，常有人被他一句“钚-239截面是多少？”吓一跳。原子能所的张劲夫回忆：“这个湖南人问问题，不追到答案不撒手。”

人才是第一步。1957年春，宋任穷出现在中科院门口，抓住张劲夫的手直言：“劲夫，这事绕不开你们，帮忙把最能打仗的科学家都挑出来。”一句“能打仗”把科研人员听笑了，却也把钱三强、邓稼先等七十多位骨干送到了他的名单里。

那年7月，中苏谈判在莫斯科进行。桌上铺着厚厚的苏联援助清单，但核心设计图纸始终被对方按着不放。临别的晚宴上，宋任穷举杯，慢悠悠来了一句：“核技术是数学，也是友谊的见证。”苏方代表愣了几秒，终于把几份关键资料放进了机密文件包。回国路上，邓稼先调侃：“部长，这招比打伏击管用。”宋任穷嘿嘿一笑，不作声。

基地选址成了下一关。1958年初，他带队踏遍河西走廊、阿尔金山，最后把红圈画在青海冷湖。戈壁滩白日像炼炉，夜里零下二十度，试想一下，连水都要用油桶运进营地，可施工速度竟比内地快。原因很简单：宋任穷在工地上和工人同住帐篷。有人夜里惊醒，见到部长提着马灯量钢筋标高，第二天干劲比风沙还猛。

铀矿是根基。几年里，他背着伽马仪爬遍秦岭、大巴山。深沟里被蚂蟥咬得满腿血，他没吭声，反倒盯着仪器上的指针跳动看得入神。1958年底，第一批工业级铀矿储量数据交到北京，聂荣臻批示：“有了原料，弹头就有了骨架。”

转折却突然降临。1959年6月，中苏关系急转直下。1960年7月，苏联政府正式通知：全部专家、图纸设备撤回。电报送进三机部会议室时，空气仿佛凝固。片刻沉默后，宋任穷站起身，用湖南口音压低声音：“不靠他们，我们也要干成！”十二个字，把会议桌拍得直响。

抢时间是第一反应。浓缩铀厂主工艺车间原计划四十五天完工，他把日程缩到十五天。人手不够，科研人员直接扛水泥；灯光不够，汽车大灯当探照。厂房封顶那天，苏联专家不得不按合同把最后一批设备卸下。与此同时，宋任穷安排技术对口学习，任何能问的细节都要问到手。欢送宴会开得热闹，他却把主题定成“中苏人民世代友好”，用合影、赠书、拥抱留住气氛，也留住了不少关键资料——部分专家临走前故意把撕碎的手稿掉在垃圾桶旁，中国青年连夜把碎片拼回完整图纸。

接下来是彻底的独立自主。设计院里，邓稼先和于敏昼夜计算，年轻技术员抱着写满公式的草稿在土坯房里昏睡。预算紧得发白，宋任穷却硬是腾出资金改进中子触发器工艺。有人问他怕不怕失败，他抬头一句：“打仗总要上战场，炸不响再来一次。”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三时，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巨大的蘑菇云。几千公里外的西北设计院里，话务员接到密码电报，跑进指挥室喊：“成功了！”宋任穷扶着桌沿，沉默几秒后，只吐出两字：“值了。”这一刻，讥笑中国二十年造不出原子弹的那些声音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后来调任七机部、中央组织部，先后为两百多万名干部平反。每一次签字，他都要确认案卷细节，“冤错不能留尾巴”。这是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他仍然把它当成前线。

1985年，宋任穷与王震联名，请求退出一线岗位，把位子让给新人。信里写道：“年逾七十，雄心犹在，但精力不济。”字迹不算工整，却透着当年戈壁滩里同样的爽利与坦诚。

2005年8月，宋任穷离世，享年九十六岁。戎马一生，从草鞋到将星，从蛇杖到元素周期表，他用行动回答了那个年代最尖锐的问题：没有人帮，也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