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张学良重获自由，好友来庆祝，张群敬酒：为四小姐干一杯

1959年2月28日深夜，台北盆地仍潮气弥漫，夜灯掩不住山间的雾气。距“二二八”十二周年纪念仅隔数小时，留宿阳明山草山公馆的警卫却感觉到异样的忙碌：电话频繁响起、文件不断在车辆间传递。没人多嘴， 但所有人都意识到，一件绕了二十多年的旧事，恐怕要有交代了。

次日上午，蒋介石批复国民党中常委会议记录，批准解除对张学良夫妇的“特别监护”。文件只有寥寥两页，却像闷雷炸响。最早得知这一决定的并不是张学良本人，而是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群。张群翻完文件，轻声合起公文袋，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忍不住露出罕见的笑意。他与张学良相识近三十年，从北平、重庆一直到台湾，既是政坛同僚，也是私交至深的老友，如今终于等到这句“自由”二字，他自觉有义务亲口告诉对方。

关于张群与张学良的情谊，坊间多停留在“同乡、同学、同僚”的概括，其实故事远比外界想象热络。早在1930年沈阳花园口的那场小型酒会上，张群就注意到这位年少将领在谈吐间流露的锐气；几年后，西安城头枪声乍响，蒋介石被扣，张群虽口里义正辞严，却依旧在暗中为老朋友留下转圜的台阶。因而，当他在1959年坐进黑色凯迪拉克，踏向蜿蜒山路时，胸中既有完成使命之喜，也有“此心终可放下”的释然。

与此同时，被软禁已届第二十个年头的张学良，并未察觉这天与往常有何两样。他照例穿着拖鞋于庭院踱步，偶尔驻足晒着初春微弱的日光。他很清楚自己的名义身份——“总统府战略顾问”，却也明白那不过是门面。真正约束他一举一动的，是一纸名为“特别措施”的禁令，以及门口两班换岗的警卫。

午后时分，车声在门外停歇，张群疾步跨入厅中。赵一荻迎上前，只觉眼前这位素来沉稳的长者今日眉梢都带着喜色。茶盏刚递到手里，对方却摆摆手低声道：“先不渴，先报喜。”这一句，像尖锐琴弦，被风一拨，满室静气霎时绷紧。张学良闻声从书房出来，还未开口，张群已轻声说出：“汉卿，你自由了。”他刻意压低嗓音，恐冲击过猛。短短五个字，却让时间仿佛凝住：赵一荻先是怔神，随即泪水滚落；张学良握着茶杯，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半晌才吐出一句，“终于到了这一天。”

放下二十二年的精神负荷绝非一时可释。那一夜，张学良坐在窗前，望着远处台北夜色，只听山风穿梭松林，“咝咝”作响。他回忆1936年冬夜的枪声、1937年洛阳的军法审判、1946年随蒋氏去台湾的仓促。岁月仿佛隔岸霓虹，却又历历在目。赵一荻披着外衣坐在旁边，两人无言，只用手指轻扣对方掌心，以示还在彼此身边。

消息在台北政界并未张扬，却像暗流，很快涌向旧识耳畔。3月中旬，张群挑了个风和日丽的午后，邀来莫德惠、王新衡、冯庸、何世礼等数位老友共赴阳明山。车辆依次驶入公馆小径，旧部别着领章、拎着礼盒，脚步不比昔日阅兵整齐，却比任何时候都更轻快。门口警卫依旧，但神情已不同以往，多了分客气。

客厅里，扶手椅、留声机、几缕茶烟，与外界的复杂隔绝。赵一荻欲亲自下厨，被来客们连劝带拦没能如愿。张学良却坚持要露一手，他拎出新鲜鲫鱼，麻利地去腮刮鳞，酱汁沸腾之时，香气顺着廊柱飘散。冯庸侧耳一嗅，打趣道：“看样子，副司令这二十年不是蹲苦窑，是在琢磨菜谱。”一句话引得众人连声附和，难得的轻松掩住了多年来的沉郁。

开席以后，推杯换盏。张学良举杯，目光掠过每一张熟面孔：“若非诸位相携，怕是再无今日。我敬大家——”话未尽，喉中已哽。众人心照不宣，酒液入口，一股子烈辣从舌尖直冲胃腑，却无人皱眉。莫德惠放下杯子，红着眼说：“当年那一枪，把我们都逼进了历史的窄巷。可活下来的，终要走到光亮里。”

有意思的是，最动人的敬酒辞并非来自主人，而是张群。他端起满杯高粱，向赵四小姐微躬身：“这一杯，敬四小姐。二十二载风雨，若无你寸步不离，他哪撑得到今天？”在场男儿皆起身，随之一饮而尽。赵一荻被这阵仗怔住，旋即低头抹泪，却还是颤声应道：“多谢各位。”这短短一句，胜过千言万语。

席散之后，众人移步书房。墙上的美国地图与东北老照片并排，仿佛两个世界的交界。王新衡指着窗外警戒的宪兵，半开玩笑：“他们还在，你可算不上彻底自由。”张学良摊手：“先让他们呆着，省得我应付蜂拥而至的记者。”提到记者，众人会意一笑。西安事变的谜团、张学良的自白、蒋氏父子的隐秘鞭策，这些都是媒体捕风捉影的好材料。张学良语气平淡：“风头过去，我想写点东西，把亲身见闻留下。不是为我辩解，只想让后人知道当时我们想些什么。”冯庸接口：“等你写成，东北老乡一定排队订书。”

夜色再深也挡不住酒后的豪气，王新衡提议弹琴助兴，张学良却端来一本笔记本——封面是他用旧被单裁的布包。翻开里面，随手草就的，是近一年里他给自己列的“大事年表”，用细瘦却有力的钢笔字写着：“1936.12.12：起事。1937.4.16：抵南昌。1946.5：赴台。”空白处留足空间，仿佛还在等待新的篇章。何世礼看后若有所思，说：“原以为历史翻篇了，谁想纸上还空着诸多问号。”他想起当年延安、南京、台北三地的往复周折，心头一酸，却终未多言。

外界始终好奇：为什么偏在1959年解禁？史料给出的答案并不复杂。那一年，美国重申对台湾的军事援助以“自由人权”为条件，蒋介石正在推进“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续签；再加上党内长老对“幽禁旧部”已多有微词，一张公文悄然落笔，也就水到渠成。可在草山公馆里，宏观博弈的曲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对在政治巨浪中浮沉二十余载的夫妻，终于能在清晨推门，一同散步至山脚的邮局，自选明信片，写下“山风已暖”。

三月尽头，张学良悄悄走下山，与鼓浪屿旧识聚首，不再有随行宪兵形影不离。他仍用“老人常叹，光阴似箭”开场，可眼里不再有往昔的悔恨。朋友们问及未来打算，他回答得干脆：“先看书，再写字。动刀兵的事，留给后来人。”当夜草草住在台北老宅，一张藤椅、一床薄被，他睡得极沉。

不久后，阳明山的门前终见清净。警卫撤离，门房换成老佣人守候。偶有游客路过，见到远处草坪上那位戴鸭舌帽的老人，只当是普通散步者。没人注意到，这正是当年率二十万东北军入关、亲手扣下了时代扳机的张汉卿。

回想西安枪声已成过往，1959年的这场“迟到”的自由宴，或许不过历史长卷中的一隅。可在几位当事人心里，它像一盏微弱却固执的小灯，提醒他们：风云再急，也留得下人情二字；棋局再大，也容得下一桌酒菜与一句“为四小姐干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