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马叙伦病中择三个国庆节日选定其一，毛主席看后：同意

1949年9月30日的夜色刚刚合拢，中南海勤政殿依旧灯火通明。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已进入尾声，代表们连续奋战数昼夜，国旗、国号、国歌统统拍板，唯独“国庆日”一栏仍空着。文件送到第六组组长马叙伦处时，这位六十六岁的老人正卧病榻上，额角沁汗，却坚持撑起身子说了句：“大事不可拖，总得给共和国选个生日。”

病榻旁，秘书担心他吃不消，劝他稍作休息。“不行，”马叙伦摆手，“此事关乎千秋。”短短一句话，道出老知识分子最朴素的担当。他要把建议写好，再让许广平带去大会。夜深风凉，灯油摇曳，他执笔列下三个日期：九月二十一日、九月三十日、十月一日。

要明白这份名单的分量，得先回到春天。3月23日清晨，西柏坡的土路尚被晨雾浸润，毛主席踏上吉普车的踏板向身后乡亲挥手：“进京赶考去，决不做李自成！”车轮滚动，中央机关北移大幕由此开启。与此同时，一支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三百余名民主人士组成的北上队伍，也悄然穿过封锁线，沿海陆两路折抵北平。

马叙伦抵达比中央书记处还早一个月。2月25日，他与李济深等三十多人进城，稍作安顿便被请去协助起草新生政权的制度蓝图。对这位旧学根底深厚、又与李大钊是挚友的国学大师来说，重任恰似宿命。6月15日，政协筹备会成立，马叙伦领衔的第六组负责国旗、国歌、国徽等象征国家形象的核心符号。

五星红旗方案通过那天，他握笔题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七个大字，墨迹尚湿，众人已拍手叫好。郭沫若笑道：“马老书中有铁骨。”马叙伦却自谦：“国旗国号既定，还缺一个节日让百姓举国同庆。”可忙于会务，一时无人深究。直到开国大典的烟火散尽，他的病情突然加重，才意识到若再不提出，怕留下憾事。

三个日期各有千钧。9月21日，政协开幕，毛主席在口号声中第一次公开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9月30日，政协通过《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新国家法律地基打牢；10月1日，三十万军民齐聚天安门，毛主席向全世界正式宣布共和国诞生。

马叙伦衡量的标准很质朴：一要能代表新国家始发之刻，二要让普通百姓记得住，三要喜庆顺口。前两个日子虽然意义深厚，却主要发生在会场内；惟独10月1日，全国百姓亲眼看见升旗、亲耳听到宣告，贺电如雪片飞来，这一天的震撼感最直抵人心。

10月9日，政协再度开会。许广平捧着马叙伦那份手书议案，郑重宣读。会场一瞬静默，随后议论声此起彼伏。周恩来轻轻把文件递给主席台，毛主席接过看完，抬头道：“照此办理。”这句简短表态，等于给了国庆日最后定论。几小时后，《关于国庆日的决议》全票通过，白纸黑字写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定为每年十月一日。

消息传到病床，马叙伦只是长舒一口气，又提笔写下“得宿”二字。落款旁边，他加了一行小字：谨以此慰千千万万先烈。老人知道，这不仅是国家的生日，也是无数革命者得以安息的日子。

定完国庆，他并未歇下。11月，马叙伦被任命为教育部长，旋即推出减课时、保健康的系列措施。毛主席三次致函，反复强调“健康第一，学习第二”，马叙伦则在部务会上不断提醒同仁：“少年强则国强，切莫再养‘灯下黑’。”在经费拮据的年代，能为学生添一碗热粥，他都要亲自过问。

这位学问家一生与名流往来，却从未向强权低头。北洋军阀欠薪时，他率六十校教职员上街讨薪；汪伪政权以高官厚禄诱降，他怒而退回礼金；重庆“下关惨案”中，被特务用枪托击伤，他仍在病榻对周恩来低声说：“兵不可少，子弹一粒也别省。”这种硬气，让他在1949年的京城里依旧精神矍铄，即便抱病，也要为新中国的“生日”定下年年要过的大事。

有意思的是，当年不少委员担忧国庆与农忙冲突，或者与洋历新年太近。马叙伦引用《礼记》反驳：“国之大典，当合天下欢心。”十月初秋，秋收在望，却非农事最紧之际；气候凉而不寒，正宜万人齐聚，理由充分，众口难再议。

时移世易，如今每逢金秋，人们挥舞红旗、礼炮齐鸣，往往只记得那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而把这一天牢牢按在日历上的，正是当年卧病在床的马叙伦。历史的节点，有时就由一支颤抖的毛笔决定。

马叙伦晚年常教子孙八个字：行正道，识大体，守良知。他留下的政治嘱托至今挂在民进会址墙上：“跟着共产党走。”这句朴素话语，见证了他从书生到国务活动家的整段心路，也把国庆日的由来，写在了共和国最初的篇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