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30日的夜色刚刚合拢,中南海勤政殿依旧灯火通明。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已进入尾声,代表们连续奋战数昼夜,国旗、国号、国歌统统拍板,唯独“国庆日”一栏仍空着。文件送到第六组组长马叙伦处时,这位六十六岁的老人正卧病榻上,额角沁汗,却坚持撑起身子说了句:“大事不可拖,总得给共和国选个生日。”
病榻旁,秘书担心他吃不消,劝他稍作休息。“不行,”马叙伦摆手,“此事关乎千秋。”短短一句话,道出老知识分子最朴素的担当。他要把建议写好,再让许广平带去大会。夜深风凉,灯油摇曳,他执笔列下三个日期:九月二十一日、九月三十日、十月一日。
要明白这份名单的分量,得先回到春天。3月23日清晨,西柏坡的土路尚被晨雾浸润,毛主席踏上吉普车的踏板向身后乡亲挥手:“进京赶考去,决不做李自成!”车轮滚动,中央机关北移大幕由此开启。与此同时,一支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三百余名民主人士组成的北上队伍,也悄然穿过封锁线,沿海陆两路折抵北平。
马叙伦抵达比中央书记处还早一个月。2月25日,他与李济深等三十多人进城,稍作安顿便被请去协助起草新生政权的制度蓝图。对这位旧学根底深厚、又与李大钊是挚友的国学大师来说,重任恰似宿命。6月15日,政协筹备会成立,马叙伦领衔的第六组负责国旗、国歌、国徽等象征国家形象的核心符号。
五星红旗方案通过那天,他握笔题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七个大字,墨迹尚湿,众人已拍手叫好。郭沫若笑道:“马老书中有铁骨。”马叙伦却自谦:“国旗国号既定,还缺一个节日让百姓举国同庆。”可忙于会务,一时无人深究。直到开国大典的烟火散尽,他的病情突然加重,才意识到若再不提出,怕留下憾事。
三个日期各有千钧。9月21日,政协开幕,毛主席在口号声中第一次公开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9月30日,政协通过《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新国家法律地基打牢;10月1日,三十万军民齐聚天安门,毛主席向全世界正式宣布共和国诞生。
马叙伦衡量的标准很质朴:一要能代表新国家始发之刻,二要让普通百姓记得住,三要喜庆顺口。前两个日子虽然意义深厚,却主要发生在会场内;惟独10月1日,全国百姓亲眼看见升旗、亲耳听到宣告,贺电如雪片飞来,这一天的震撼感最直抵人心。
10月9日,政协再度开会。许广平捧着马叙伦那份手书议案,郑重宣读。会场一瞬静默,随后议论声此起彼伏。周恩来轻轻把文件递给主席台,毛主席接过看完,抬头道:“照此办理。”这句简短表态,等于给了国庆日最后定论。几小时后,《关于国庆日的决议》全票通过,白纸黑字写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定为每年十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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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到病床,马叙伦只是长舒一口气,又提笔写下“得宿”二字。落款旁边,他加了一行小字:谨以此慰千千万万先烈。老人知道,这不仅是国家的生日,也是无数革命者得以安息的日子。
定完国庆,他并未歇下。11月,马叙伦被任命为教育部长,旋即推出减课时、保健康的系列措施。毛主席三次致函,反复强调“健康第一,学习第二”,马叙伦则在部务会上不断提醒同仁:“少年强则国强,切莫再养‘灯下黑’。”在经费拮据的年代,能为学生添一碗热粥,他都要亲自过问。
这位学问家一生与名流往来,却从未向强权低头。北洋军阀欠薪时,他率六十校教职员上街讨薪;汪伪政权以高官厚禄诱降,他怒而退回礼金;重庆“下关惨案”中,被特务用枪托击伤,他仍在病榻对周恩来低声说:“兵不可少,子弹一粒也别省。”这种硬气,让他在1949年的京城里依旧精神矍铄,即便抱病,也要为新中国的“生日”定下年年要过的大事。
有意思的是,当年不少委员担忧国庆与农忙冲突,或者与洋历新年太近。马叙伦引用《礼记》反驳:“国之大典,当合天下欢心。”十月初秋,秋收在望,却非农事最紧之际;气候凉而不寒,正宜万人齐聚,理由充分,众口难再议。
时移世易,如今每逢金秋,人们挥舞红旗、礼炮齐鸣,往往只记得那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而把这一天牢牢按在日历上的,正是当年卧病在床的马叙伦。历史的节点,有时就由一支颤抖的毛笔决定。
马叙伦晚年常教子孙八个字:行正道,识大体,守良知。他留下的政治嘱托至今挂在民进会址墙上:“跟着共产党走。”这句朴素话语,见证了他从书生到国务活动家的整段心路,也把国庆日的由来,写在了共和国最初的篇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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