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中美战争风险小，但真正较量在这个新战场｜文摘

IPP评论是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

导语：

我们正站在一个风云激荡的历史岔路口。未来十年，世界将去往何方？大国博弈将如何重塑我们熟悉的国际秩序？中国又该如何在这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找准航向？

国际关系理论家、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在重磅新作《历史的拐点》中，以深邃的战略眼光和科学的预测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清晰而震撼的2025-2035年世界图景。到2035年，一个以中美两极格局为核心、竞争与管控并存的新常态将基本定型。

书中预测，中美两极格局不可逆转，但竞争方式会更趋务实；国际秩序呈现持续动荡和混乱，新秩序尚未成型；未来十年对大国来说是战略关键期，中国能否抓住机遇，将决定其在2035年的全球地位。

中美战略竞争将可能非常激烈，但可能已经形成较有效的竞争管控机制，没有发生直接战争的危险。美国将失去在大国战略关系上对中国的明显优势。中国与巴西和俄罗斯的战略关系将好于美国与这两国的关系。德国和法国在中美竞争中采取相对中立的对冲战略。印度、日本和英国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将好于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但参与美国遏制中国的主动性下降。届时美国将可能失去国际主导地位。

阎学通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际关系理论家、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文自《历史的拐点》一阎学通。

中美战略平衡及对抗

即使特朗普之后的美国政府调整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战略，美国对中国在全球战略竞争中的优势也可能无法恢复到2022年的水平，即俄乌冲突给美国带来的战略优势。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结束后可能依旧激烈，但中美有可能建立起新的竞争管理机制，从而形成长期稳定且无战争的竞争态势。

2035年，美国的国际战略信誉将不如中国。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仅将削弱其他大国对他这届政府的信任，而且削弱其他大国今后十年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如果特朗普改变美国的政治规则，设法在本届之后继续执政，其他大国将不得不防范他的反复无常，可能向中国偏移，采取更为明确的对冲战略。即使他按期结束本届任期，美国新领导人或许可以减少其他大国的猜疑，但也将难以恢复美国在拜登时期的战略信誉。

拜登时期，美国盟友和战略伙伴认为特朗普第一任政府是个例外，认为特朗普之后美国就会变得可靠。特朗普再次当选使这些国家意识到，今后十年，特朗普这种类型的政治人物在美国掌权不再是小概率事件。美国政治制度并无杜绝此类领导人的功能。如果这类领导人反复出现，意味着美国对外政策将不可能保持连续性。更换领导人就可能导致对外政策发生180度改变。

到2035年，无论哪个党派的政治人物在美国执政，美国的盟友和战略伙伴都可能无法相信美国对外政策的连贯性可以超过四年。相比之下，无论与中国关系如何，所有国家都能看到中国对外政策的连贯性强于美国，与中国合作的持续性和可靠性都强于与美国合作。

2035年，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力有可能与美国不相上下。“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外交理念可能仍对美国决策者有影响。“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对外政策是以民粹主义思想为基础的。虽然民粹主义思潮到2035年可能开始进入衰落阶段，但其形成的惯性思维仍可能影响美国决策圈子中的一些人。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国与中国的实力地位差距很可能缩小，这可能使其后的美国政府更加不愿承担国际责任，有可能继续单边主义的外交原则。

到2035年，无论是共和党执政还是民主党执政，美国决策者继续采取“去全球化”战略的可能性将大于恢复全球化的对外战略。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了“去全球化”的政策，拜登执政后美国政府官方文件逐渐淡化“全球化”这个词的使用。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将再强化“去全球化”政策四年，这可能导致其后的美国政府很难恢复全球化这一战略原则。

与美国相反，中国决策者们认为中国的崛起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因此今后十年，中国政府可能继续将推动经济全球化作为外交原则。7如果中国再坚持经济全球化十年，美国再坚持“去全球化”十年，到2035年时，其他大国都可能采取经济上与中国合作的策略，以搭上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增长的便车。它们与中国的贸易规模有可能超过与美国的贸易规模。

2035年，美国的国际政治吸引力可能不再比中国有明显的优势。相互模仿对方的战略是大国竞争中的常见现象，因为人们通常认为模仿对方的成功方法可以使自己获得同样的成果。例如，面对中国不断缩小与美国在数字技术方面的差距，拜登政府模仿了中国新型举国体制下的科研策略，即政府扶持和市场激励相结合的策略。美国政府出台政策扶持美国科技创新企业，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对芯片产业给予政策性补贴。特朗普第二次执政后，美国政府在一些社会治理领域，也开始模仿中国。

依据大国相互效仿的规律，今后十年，中国与美国的综合国力差距缩小得越多，美国决策者就会越多地模仿中国政府的做法。2035年，中美两国政府的对内政策的相似性可能大于现在，有人称其为“同质性发展”。与中国相比，美国的国际政治吸引力可能不再有明显优势。

2035年，美国的军事合作伙伴可能仍多于中国，但它们与美国合作的紧密度将可能比2024年松散，可能只有个别国家会主动配合美国对中国进行军事遏制。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的军事盟友因中国没有谴责俄罗斯而主动配合美国遏制中国。

到2035年，即使俄乌冲突未能正式结束，也可能只处于小规模冲突状态。届时，美国的军事盟友可能因战争拖延时间太长而疲倦，从而调整其整体对外政策，更加注重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关系。2035年，中国从美国盟友进口商品和服务的规模有可能远大于现在。出于经济利益考虑，这些国家可能更少介入中美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冲突。2035年，中国仍可能继续坚持不结盟原则，缺乏战略盟友的中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上的影响力可能仍小于美国。

中美战略竞争激烈但战争风险小

2035年，中美军备竞赛可能较为激烈，但双方之间仍可能保持没有战争的状态。今后十年，中美军事装备在规模和质量上的差距都可能进一步缩小，相互威慑效果增强，从而有可能增强双方防止战争发生的谨慎心理。

理论上，竞争对手之间的军事实力越接近，双方提高自己军事优势的欲望就越强烈，越可能导致双方军备竞赛更加激烈。武器智能化是数字时代的基本趋势，随着军事装备智能化水平的提高，必然产生新的军事改革需求。

2035年，中美军备竞赛将可能不仅聚焦于军事装备智能化水平的升级换代，而且还可能包括重大的军队组织架构改革。军备竞赛越激烈，双方对发生战争的担心越大，以至于双方可能将防止发生直接战争和防止战争升级作为军事对话的核心。不过，那时军事对话可能限于高层，双方仍缺乏多层次的军事交流。

2035年，中美在网络空间的激烈竞争可能成为常态，随之形成一些管理网络空间竞争的双边规范。目前约束网络空间行为的国际规范较少。今后十年，中美在网络空间的战略竞争将越发激烈，有可能超越双方在自然空间的竞争。为了防止网络攻击升级为自然空间的军事冲突，到2035年，中美可能已有一些管理网络空间竞争的规范。双方有可能在竞争网络空间主导权的同时，共同防止竞争失控导致全人类灾难。

如今AI正向AGI（通用人工智能）发展，而AGI违背人类意志导致全人类灾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研究人员认为，AGI的负面影响包括滥用、失调、失误和结构性风险。9AGI风险导致的灾难后果可能不亚于核冬天。

2035年，就AI和AGI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包括在网络空间和自然空间的应用，中美有可能达成国际规范。中美数字技术水平可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两国有可能采取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策略制定网络规范和AI及AGI规范，即以双边谈判的结果作为蓝本推向全球，争取多边支持。这可能类似美苏当年推出核不扩散规范的路径。

2035年，中美战略竞争策略的相似性可能较高，双方都注重防范发生直接战争。实力差距越大的竞争者，采取的竞争策略差别越大。强者倾向于快速取胜的战略，弱者偏向于持久战，以弱胜强；而实力相当的竞争者，则倾向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2018年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中国采取了等比例反制措施。而在2025年，特朗普再次对华发动贸易战，他没想到中国这次采取了坚决的对等反制措施。

2035年，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的差距有可能远小于现在，两国竞争战略的相似性有可能增强。竞争战略的相似性意味着，双方对同一战略所要实现的目标、对该战略的原理及具体策略的理解，是有共同认知的。双方因误解对方战略意图而导致直接战争的风险可能较低。

从历史经验上看，美苏战略竞争导致战争的风险在冷战前期高于后期，前期双方都担心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后期双方就不那么担心了。事实上，美苏战略竞争导致战争的风险在双方战略实力相对均衡后的确远小于之前。这并不是说，2035年的中美战略竞争会变得缓和，而是说中美战略竞争激烈程度高但确定性较强，可预测性较强，升级为战争的危险较小。

到2035年，中美双方可能都不再宣称意识形态分歧为战略竞争理由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美意识形态冲突严重的时期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90年代初和2015—2024年四个时期。这表明，在意识形态分歧不变的条件下，中美可以进行意识形态对抗，也可以无视这种分歧。二战结束以来的大国竞争经验表明，意识形态分歧并不会自动导致意识形态对抗，形成对抗的关键在于决策者是否利用意识形态分歧进行对抗。

到2035年，实用主义对中美两国决策者的影响可能大于政治意识形态，他们可能偏好以低成本实现较大的国家利益，而不愿为意识形态理念付出巨大的国家资源。中美战略竞争的现实主义色彩更强，意识形态性更弱。

2035年，中美经济竞争的态势有可能类似于2024年，比2025年理性。特朗普在第二任期采取的黑社会式的讹诈策略，有导致中美经济竞争升级为军事冲突的风险。他敢于采取这种危险手段的基础是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的差距仍较大。2035年时，中美综合国力差距，特别是军事装备水平上的差距有可能大幅缩小，此时的美国政府将可能不敢采取特朗普这种危险的竞争政策，回到管控式的经济竞争轨道，这便可能使中美经济竞争升级为军事冲突的风险下降。中美竞争是综合性的，无法做到政经分离，但防止经济冲突升级为军事冲突是可能的。

在中美之间战略选边

今后十年，绝大多数国家将可能长期面临在中美之间选边的问题。到2035年，依据具体问题在中美之间选边将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国际现象。但是，从总体战略关系上讲，巴西和俄罗斯将可能是中国的战略伙伴，法国和德国则可能采取相对中立的对冲战略，印度、日本和英国可能选择偏向美国的对冲战略。

·巴西

2035年，巴西政府将可能坚定地选边中国，而不在中美之间对冲，这可能使那时的中巴合作比2024年更坚实可靠。中巴地理距离很远，双边没有战略矛盾，且双方都有应对美国霸权的战略压力，当下的战略合作有可能持续到2035年。到2035年，巴西面临的最大网络安全威胁将很可能来自美国，在网络安全保护和数字经济发展两方面，巴西都需要中国的技术支持，因此很可能选择中国的技术标准体系。巴西与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将可能远大于巴西与美国的合作。

中巴两国在网络空间的合作还能促使双方在多边国际事务上发展出更多的合作。2035年，金砖国家成员经济规模在全球的占比将可能大于2024年，巴西可能会更加重视与中国在金砖国家机制内的合作。到2035年时，巴西很可能是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大国中最坚定的支持者。与此同时，中国有可能成为巴西最重要的战略伙伴。

巴西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在2035年将可能比2024年还差。无论美国哪个政党执政，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衰落都可能促使美国的决策者们在2035年采取收缩战略。美国从全球向美洲大陆收缩，有可能加剧与巴西在拉丁美洲的战略矛盾。美国要提高对南美洲的主导权，则必然挤压巴西的地区主导地位。美国对巴西的网络安全威胁将可能进一步升级，网络安全不仅事关国家安全，且直接关系到执政者的政权安全。巴西政府长期警惕美国干涉巴西内政。2035年，巴西与美国的敌对程度可能大于2024年。

·俄罗斯

2035年，俄罗斯将可能站在中国一边，但与美国的战略对立程度可能弱于2024年。吸取俄乌冲突的经验教训，俄罗斯政府可能在卷入战争方面趋于谨慎，将国家战略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在数字经济成为世界财富最主要来源的时代，俄罗斯政府需要借助国际力量改善其数字经济远远落后的状况。

然而，由于俄乌冲突，到2035年，俄罗斯可能还难以与美国、德国和日本进行实质性的技术合作。俄罗斯虽然也会担心过度依赖中国的数字技术，但没有比与中国进行技术合作更受益的选择了。为了加快财富增长速度和提高网络安全能力，俄罗斯可能将中国作为其最主要的战略合作伙伴。

俄罗斯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在2035年将可能是相互防范，而非战略竞争或对抗。到2035年，俄罗斯与美国的综合国力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其综合国力中的强项军事实力，与美国相比可能已非同一等级。这意味着俄罗斯没有与美国竞争的实力基础，美国可能更加不注重与俄罗斯的战略关系。吸取俄乌冲突的经验，俄罗斯需要着力推动数字技术的进步，而美国则不愿看到俄罗斯提高军事装备的智能化水平，可能会继续遏制俄罗斯的技术进步。

2035年，俄罗斯和美国可能都既无发展战略合作的意愿，也无进一步恶化双边关系的动力，双方在战略上可能是相互防范而非全面对抗。由于彼时双边关系不是零和性的战略竞争，且俄乌冲突影响下降，因此双方战略对抗的程度将可能低于2024年。

·日本

日本与中国的战略关系在2035年将可能仍不如其与美国的战略关系，但日本可能采取更加平衡的“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对冲战略。由于军事安全利益优先于经济利益，日本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可能仍远比其与中国的关系紧密。

在军事合作上，日本与美国的紧密程度那时将有可能超过法国和德国与美国的合作程度。由于高度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日本将可能在中美数字技术竞争中选择美国的技术标准。技术标准与经济交易紧密相关，相同的数字技术标准意味着，日美数字经济的交易量将可能大于中日数字经济的交易量。

日本在网络安全和数字经济两方面可能都严重依赖美国，倒向美国仍可能是日本的基本国策。不过，为了防范美国政府换届可能导致的突然变化，日本参与美国遏制中国的主动性将可能低于2024年。

虽然2035年的日美战略关系仍是以合作为主，但其可靠性将可能低于2024年。到2035年，日本的经济规模不仅与中国进一步拉大差距，而且可能小于印度。这意味着，日本对美国的经济重要性下降，日美经济关系在不对称的程度上向美国倾斜得越多，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就越不平等，越将日本视为一个不重要的追随者。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日本大众对美国的观感，甚至产生反感情绪。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从对抗转向战略合作，此事被日本外交界视为美国绕过日本的“越顶外交”，且对日本造成了长期的政治阴影。2035年时，日本对中美的对冲战略将比2024年更加向中间靠拢，更平衡地处理对华和对美关系。

《历史的拐点》

【作者】阎学通

【书号】978-7-5217-8269-1

【出版时间】2025年12月

【内容简介】

本书以2025年美国的特朗普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为起点，直面逆全球化加速与国际秩序剧烈动荡的现实，试图回答一个核心问题：未来十年（2025—2035），国际政治将如何演变，中国应如何应对？

作者提出四大分析维度：其一，区分近期（2025—2028）与远期（2029—2035），描绘大国实力、大国关系与国际秩序的阶段性变化；其二，聚焦领导者这一关键变量，揭示民粹主义决策偏好如何重塑全球秩序；其三，探讨数字时代网络空间与地缘政治的叠加效应；其四，从中国视角出发，分析逆全球化背景下开放战略的现实意义。

本书预测，到2035年：中美两极格局不可逆转，但竞争方式会更趋务实；国际秩序呈现持续动荡和混乱，新秩序尚未成形；未来十年对大国来说是战略关键期，中国能否抓住机遇，将决定其在2035年的全球地位。作者主张，基于以上预测，中国应逆势推动全球化继续发展，吸纳创新资源，拓展全球市场，对冲民粹风险，以开放赢得崛起。

这是一部以道义现实主义为理论支点的未来国际政治预言之书，为理解未来十年的大国竞争、秩序重塑与中国机遇提供系统、可检验的战略分析。

【作者简介】

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家，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2008年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选为全球百大知识分子之一，2011年出版英文著作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力量》）并创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2014年至2017年为国际学术出版巨头爱斯唯尔发布的高被引中国学者中唯一的政治学学者。

IPP评论热门文章

王江雨：美国新国安战略，如何影响中国周边？｜IPP专访

更多IPP文摘分享

关于IPP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