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李宗仁儿子李幼邻加入美国国籍，有两点原因

宣誓完成后，他把笔放回桌面，神情并无喜色，像是完成了一件不得不做的差事。移民局档案上写下：“Naturalized for family reunification and livelihood”，这句英文短评，概括了他此刻复杂的心境。

旁人好奇地凑近，听到他和排在身后的华侨闲聊，语速不紧不慢：“桂林米粉才是真滋味。”短短一句，让人立刻分辨出他的根在哪儿。

外界猜测纷纷：父亲是民国副总统，儿子却改换国籍，究竟为何？答案并不神秘，却牵连了近半个世纪的动荡与抉择。要讲清缘由，得把时针拨回到1911年。

那一年，二十岁的李宗仁与同村少女李四妹成婚。新娘被改名李秀文，婚宴刚散，李宗仁便南下从军。新婚小院里，集体照还没来得及冲洗，聚散已成常态。

1920年4月，李秀文在广州产下一子，取名幼邻。孩子出生后的第三天深夜，母子就跟随辎重队转移，这样的奔波写下了他幼年记忆的底色。

1937年秋，十七岁的李幼邻踏上“伊丽莎白皇后号”赴旧金山读书。正值全面抗战，他把全部精力放在商科与工程学上；对父亲的铜墙铁马，只保持礼貌性的关心。

太平洋战火未熄，他已在加州完成学位。留在美国，他自嘲“只想做个能养活自己的普通人”。不碰政治，不拉派系，标准的商人准则。

1947年夏天，他带妻女回到上海。入关时行李塞满四个大铁箱，海关逐件翻检。友人急了，小声劝道：“报上名字，立刻通行。”他摇头：“我凭什么走捷径？”这一幕后来在上海滩流传许久。

1949年末，李宗仁赴美“养病”。政治庇护的风声四起，却挡不住经济窘迫的现实。广西库房锁在蒋介石手里，李宗仁出国时只带走了不到两万美元，旋即捉襟见肘。

日常开销很快转移到儿子肩上。五十年代初，李幼邻同人合伙经营一家中餐馆。最红火时，旧金山唐人街排队排到街角；半年后厨师罢工，生意急转直下，他亲自下厨兼洗碗，最后黯然退出股份。

雪上加霜的是母亲李秀文无法自由赴美。按照当时美国移民法，只有美国公民才能提出直系亲属担保。父亲远在疗养院，母亲在香港举目无亲，三人各处一隅，让他倍感焦灼。

就在这种困境中，他评估利弊：一，父亲已离开大陆，无归处可言；二，不归化就无力接母亲团聚。1954年，他递交归化申请，正是这两条理由让他下定决心。

身份改变，乡音未改。从1958年到1988年，他先后回桂林十三次。每次至少住满两个月，陪母亲散步于榕湖杉堤，口袋里常装着热烫的桂花糖藕。

1965年春，李宗仁因病返京前，儿子塞给父亲一只牛皮信封，里头是1.3万美元和一句叮嘱：“路远，别省吃俭用。”父亲沉默片刻，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

七十年代，他转投纺织品进口，生意平稳，不赚快钱也不沾名利圈。朋友揶揄他“贵公子”，他淡淡回一句：“贵字早花光了，只剩公子。”

1995年深秋，洛杉矶一家医院的病房灯光昏暗，李幼邻悄然离世。当地中文报纸的讣告不到两百字：李宗仁公子，生于辛未年，卒于乙亥年，终年七十五岁。

人们再提起他，多记得那口纯正桂林话与温和笑意。身份如何变，乡土气味从未稀释，这或许是他终生无法割舍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