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伊战争就能看出来，波斯的教士集团，不可能步巴列维的后尘

当年霍梅尼将那场战争称作神圣保卫战。西方的观察家认为新政权无法支撑超过半年的时间。没有料到他们能够动员起数量上万且年龄在8到15岁之间的少年组成天堂钥匙敢死队。让孩子们步行穿过雷区为坦克开辟道路。当地雷发生爆炸的时候，有七八个孩子同时被炸飞，就连前线的指挥官在之后回忆起来都忍不住喉咙哽咽。而就是这样一种近乎残酷的信仰力量，使得伊拉克的钢铁般的部队停留在边境线上。

我认为教士集团的生存智慧在战争初期便有所体现。1982年伊拉克军队进行后撤的时候，伊朗本是可以接受联合国进行调停的，但是霍梅尼却执意下达反攻的命令。从表面来看是宗教方面的狂热，实际上是借助战争来巩固内部的团结，新生的伊斯兰共和国需要外部的威胁来对革命成果进行消化，如同人体需要病毒来激活免疫力是一样的。这场持续了长达八年的消耗战，使得伊朗损失了30万的生命以及2000亿美元的军费，却意外地形成了双轨制的政体，也就是民选的政府负责日常的运转，宗教系统掌握着最终极的权力。

巴列维王朝的溃败成为了一个反面教材。在1979年革命的时候，美国卡特政府认为国王没有希望了，就直接让四十万现代化军队不要向民众开枪。教士集团到现在还记着被上级限制的那种没有力量的感觉。所以他们把革命卫队打造成为独立于国防军的属于自己一方的部队。革命卫队不但拥有最先进的导弹，还掌控着石油、电信这类经济领域。2024年的数据显示，卫队所属企业占据伊朗GDP的百分之十五，这种利益方面的联系比意识形态还要稳固。

教士集团能够稳固地占据统治地位，或许是因为他们对人性有着较为深刻的洞察。在两伊战争期间，阵亡士兵的家庭被授予烈士家属的称号，并且能够享受到住房以及教育方面的优先权利。这种将牺牲转化为特权的机制，使得保守派阵营在战争结束之后迅速地得以扩大。当2017年街头抗议再次出现的时候，成千上万领取政府补贴的底层民众自发地组成人墙来保护清真寺，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更换一个政权或许就意味着福利会消失。

对比案例是值得人们去思考和推敲的。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能够在长达13年的内战中坚持下来，是因为少数派的阿拉维派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而伊朗是一个什叶派占多数的国家，其统治的基础本来就牢固得多。更不必说教士集团从巴列维王朝继承下来的工业基础，在1979年的时候伊朗就已经是世界上排名第九的工业强国了，现有的石化、军工体系大多是建立在王朝时代的工厂基础之上的。这种踩着前朝遗留下来的东西来反对前朝的悖论，好像是历史开的一个玩笑。

这么一看，西方媒体老是爱做的预测伊朗政权会崩溃那一套，始终是一厢情愿的。例如在2025年油价出现大跌的情况时，革命卫队立刻就开放私人投资炼油厂。这样做一方面对财政压力起到了缓解的作用，另一方面使得新兴资本家和政权利益相互产生关联。这种实用主义的灵活性，和四十年前那种让少年去踩地雷的极端宗教形象，是完全不同的。

或许真正的统治秘诀是能够释放原始信仰的力量并且懂得与时俱进的利益算计。当2026年哈梅内伊继任者人选不确定的时候，西方的分析师们应该重温两伊战争的旧录像。很多冲向地雷阵并且高喊口号的少年，他们的后代现在掌控着导弹部队以及石油钻井。有些忠诚是经过血与火的淬炼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