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土上的三百元：一块猪肉的冬日期待

平壤的十二月清晨，寒气像透明的刀子，穿透玻璃窗的缝隙，在室内刻下无形的霜纹。李正浩在黑暗中醒来，第一个感觉不是光线，而是冷——那种从水泥地板上渗出来、钻进棉袜里的湿冷。他看了看手表：五点四十分。离供暖开始还有一个小时二十分钟。

他轻手轻脚地起身，尽量不吵醒还在熟睡的妻子和八岁的儿子。厨房的水龙头已经冻住了，他提起昨晚准备好的水桶，倒了些水进锅里。厨房的墙壁上贴着去年的挂历，上面印着丰收的稻田和微笑的劳动者，色彩在昏暗中显得黯淡。

李正浩是平壤一所中学的数学教师。在朝鲜的职业序列中，教师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他的月薪换算成人民币，大约在三百五十元左右——略高于普通工厂工人，却远低于外贸人员或技术人员。他的工资由国家直接发放到“劳动银行卡”上，这笔钱在朝鲜的国营商店里能买到的东西有限。

真正的命脉是那本墨绿色的配给簿。

每周，李正浩的妻子金英爱会仔细核对配给记录：大米、玉米、豆类、食用油、蔬菜……数量严格按照家庭成员和职业类别分配。作为教师家庭，他们比普通工人家庭每月多获得200克食糖和5个鸡蛋。这本簿子维系着一家人的基本生存，却也划定了生活的边界——边界之外，是另一个需要用硬通货购买的世界。

猪肉，就在边界之外。

国营肉店偶尔会有猪肉供应，但往往清晨开门两小时就售罄，且需要特别的“节日供应券”。大多数时候，朝鲜百姓餐桌上的蛋白质来源是配给的鱼类罐头、豆制品，以及越来越少见的鸡蛋。

李正浩的儿子明哲正在长身体，上周体育课跑步时晕倒了。校医说是营养不良，建议“增加肉类摄入”。这句话像一根刺，扎在李正浩心里。他知道，邻居家的男孩因为父亲在海外工作，能经常吃到中国进口的牛肉罐头；他知道，那些市场商人虽然社会地位不高，却能用美元在黑市买到整只鸡。

而他，一个受人尊敬的教师，却无法为儿子买到一斤猪肉。

上午课程结束后，李正浩裹紧旧棉衣，走向离家三公里外的“统一市场”。这是平壤最大的民间市场之一，朝鲜版的“自由经济区”。

市场的喧嚣与街上的寂静形成鲜明对比。摊位上，中国制造的羽绒服标价80美元，日本电饭煲150美元，马来西亚饼干5美元一包。在一个相对隐蔽的角落，肉贩老朴的摊位上挂着几条红白相间的猪肉，肥膘部分在寒冷中凝结成白色。

“今天什么价？”李正浩压低声音问。

老朴伸出三个手指：“三万一公斤。”相当于三十多美元，约合人民币两百多元。李正浩心里一紧——这几乎是他大半个月的工资。

“能便宜点吗？给孩子吃。”

老朴看了看四周：“这是从新义州运来的，路不好走，检查站又多。你看这肥膘多厚，冬天吃了抗寒。”他顿了顿，“最多两万八。不能再少了。”

李正浩摸了摸口袋里的工资卡。这个月除了基本配给，家里还需要买煤饼取暖，妻子的冬鞋也该换了。他犹豫着，眼前浮现出儿子苍白的脸。

“给我切一斤吧。要带点肥的。”

交易过程简短而警惕。老朴用旧报纸包好猪肉，李正浩递过一叠朝鲜元。没有收据，没有对话，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但那一斤用报纸包裹的猪肉，在李正浩手中沉甸甸的，不只是重量，更是一种混合着愧疚与决心的复杂情感。

回程的路上，风更大了。平壤的冬季平均气温在零下十度左右，但体感温度更低。由于能源短缺，居民区的集中供暖时间有限：早上七点到九点，晚上六点到十点。其他时间，家家户户各显神通。

李正浩家所在的楼房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墙壁的保温性能早已衰退。他们主要的取暖工具是一个蜂窝煤炉子，煤饼也是配给的，每月一百二十块，勉强够用。最冷的时候，一家人会挤在最小的房间里，挂上厚毛毯挡风，靠彼此的体温取暖。

路过未来科学家大街时，李正浩看到新建的高层公寓灯火通明。他知道那里有独立的燃气供暖系统，室温能保持在二十度以上。住在那里的，是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艺术家和运动员。他们的冰箱里，或许常年有肉类供应；他们的孩子，或许不知道什么是“取暖季的脚冻疮”。

这种差异不是秘密，而是被精心设计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国家媒体称之为“按劳分配，鼓励贡献”，但在寒冷的冬日里，这种理论显得格外抽象。李正浩想起父亲曾说过的话：“‘苦难行军’时期（上世纪90年代饥荒），我们梦想的是不挨饿；现在，我们梦想的是不挨冻，是能吃上肉。”

傍晚六点，供暖开始了。暖气片发出嘶嘶的声音，逐渐温热。李正浩一家围坐在矮桌旁，桌上的菜肴比平日丰盛：泡菜、豆芽汤、蒸鸡蛋，以及中心的那盘炒猪肉。

金英爱烹饪猪肉时异常认真。她把肥肉部分单独切下，炼出猪油，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瘦肉切成薄片，与配给的大葱一起爆炒，最后撒上珍贵的胡椒粉。整个过程中，厨房里弥漫着久违的肉香，明哲忍不住一次次探头张望。

“爸爸，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明哲眼睛盯着猪肉问道。

李正浩摸了摸儿子的头：“今天是明哲在数学竞赛中取得好成绩的奖励日。”

其实竞赛结果要下周才公布，但李正浩觉得，有些奖励不能等待。他看着儿子狼吞虎咽的样子，心中涌起一阵酸楚的满足。这一斤猪肉，花去了他工资的六分之一，但却换来了儿子脸颊上的红晕和眼中的光芒。

晚餐后，李正浩开始批改作业。屋外，平壤的夜晚寂静而寒冷。偶尔有车辆驶过，车灯划破黑暗，很快又归于沉寂。这座城市有它的运行逻辑：配给制保障基本生存，市场满足额外需求，等级制激励社会贡献。大多数人接受这种秩序，就像接受冬天必然寒冷一样。

但在某些时刻——当儿子因营养不良晕倒时，当妻子在寒冷中搓手时，当自己面对学生清澈的眼睛却想着猪肉价格时——李正浩会感到一种平静的痛楚。这不是愤怒，也不是绝望，而是一种对生活重力的清晰感知。

深夜，供暖停止了。室温开始下降，李正浩为儿子掖好被角。明哲在睡梦中咂了咂嘴，也许在回味猪肉的滋味。窗外，平壤的夜空罕见地清朗，星光洒在冰冻的大同江上，城市在月光下泛着青白色的冷光。

在这个月薪三百元、猪肉是奢侈品、冬季漫长寒冷的国度，人们发展出一套精细的生活算法：计算配给的比例，计算市场的价格，计算取暖的时间，计算一顿肉食能带来的温暖持续时间。李正浩算了算，离下个月发工资还有十七天，煤饼还能用十天，剩下的朝鲜元还能在黑市换两斤土豆。

然后，他关掉灯，在黑暗中等待下一个黎明。寒冷渐渐渗透房间，但他的心中，还保留着晚餐时那一盘猪肉带来的微小而真实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