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鼓论津 | 河海津润“海津镇”

作为津派文化的重要形态之一，河海文化为人们津津乐道，从1404年12月23日建卫筑城，到延续500余年的三岔河口万艘风帆，仿佛河海文化的重要起点就始于明永乐初年，实际上早在建卫筑城前，元朝海津镇的设置，才是河海文化真正的发端。

漕运咽喉“海津镇”

海津镇是天津城区历史上设立的第一个行政机构（金朝设立的直沽寨为军事管理性质机构），在此之前，天津城区分属武清、静海等县所辖，地域冠以直沽之名，元延祐三年（1316）正月，元朝政府下令改直沽为海津镇，且作为重要事件载入《元史》“仁宗本纪”，可以说海津镇的设置开启了天津城市发展的新篇章，标志着天津城市建设开始了里程碑式的起步。

沧海桑田，海津镇机构的具体位置虽湮没难考，但位于今河东区大直沽区域当是不争之实，典型的就是“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俗语，该俗语成于明清，实际上表达了其所处的地理方位，套用这句俗语就是“先有大直沽，后设海津镇”，毕竟海津镇的设立不是突兀出现，而是经历了一个酝酿过程。

元朝定都北京，地处河海交汇的天津是南漕北运的必经之地，“漕运粮储及南来诸物，商贾舟楫，皆由直沽达通惠河”。从1283年到1333年的50年间，经天津运抵北京的漕粮，由最初的每年4万多石达到了每年300万石以上，所以元朝政府对天津之地极为重视，不但修建了直沽广通仓、军粮城等粮仓，而且还专设了接运厅和临清运粮万户府等机构，以保障这一运输咽喉的通畅与安全，因此也才有了海津镇的设置。

元朝漕运，河海并用，河海文化也因此而兴，行走路线为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入海，东行经东海、黄海至山东烟台沙门岛（今长岛），然后沿黄海北行入渤海，顺海河抵达直沽码头，“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这条路线不但用时短，而且运费低，“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所以有元一代，天津的河海要道就成为元朝政府极为重要的生命线。

也正因为此，在设置海津镇后的第二个月，又专门调集在海口屯田的1000名军兵，归临清运粮万户府管辖，负责保护转运漕粮。之后又多次充实加强管理力量，如元至正九年（1349）四月，“立镇抚司于直沽海津镇”，负责安抚地方、维护治安。至正十五年（1355）四月，增加直沽枢密分院的管理官员，“直沽分院添设副枢一员、都事一员”。同时随着海津镇的设置，作为军事设施的鼓楼也随之兴建，“天津当海津镇时，鼓楼实供军事上瞭望之用，上悬大钟，有事时可以鸣钟聚众”。

有了海津镇，也才有了人口的聚集，“天津在称海津镇之先，居民只有七姓”。现在随着官员、军兵、商人、渔民等人的涌入聚集，生活氛围日趋浓厚，且这些人员来自全国各地，面对河海交汇的自然环境，其在保留部分原生文化因素并彼此相互交流共生的同时，肯定又结合天津的气候、水土和生态，凝聚成了新的文化形态，从而为河海文化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

食盐重地“大直沽”

大直沽之名始于元朝建国之前的蒙古时期，“太宗丙申年（1236）初，于白陵港、三汊沽、大直沽等处置司，设熬煎办，每引有工本钱”。清初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文舆纪要》中亦载，“小直沽受群川之委流，大直沽又在其东南，地势平衍，群流涨溢，茫无涯涘，故有大直沽之称。”

如果说海津镇是一行政建制机构，那大直沽就是由来已久的乡土地域称谓，而海津镇就建在大直沽地域上，且相关行政机构也多设立于此，如“临清运粮万户府”“大直沽司”等皆是佐证。之所以把一些机构设置于此，系“大直沽码头的水深与泊岸条件优于三岔口，因此朝廷为管理漕运而设的接运厅、临清万户府均在大直沽。”此外还开设了“大直沽渡”津渡，以方便海河两岸行人和商品往来。

除了为漕运的咽喉要地，食盐的出现当是设置海津镇的另一重要因素。自春秋以来，盐一直是国家的专卖商品，任何王朝都采取“正盐策”之法，以保障税收来源，“盐之为用，切于民生，故设官以掌之，使其足于国，周于民，平其法而息其争，用意至深远也”。元朝政府同样对盐务极为重视，蒙古太宗六年（1234）天津三岔沽一带盐卤涌出，于是在特许旧户高松、谢实等18人设灶煮盐的同时，又专门设立了“三岔沽司”和“大直沽司”，对直沽盐场进行管理。

随着盐业资源的开发，前来申请熬盐者越来越多，史书谓“招徕者日益众”“其人多煮海”“盐蜗山积”，成为北方盐业之要津，由此经营盐业的商人也纷来沓至，“河路通使，商贩幢幢往来。”一时间大直沽地区人烟鼎沸，气息浓浓，原本荒芜的海河两岸，因盐业资源而成一市镇。船工、军兵、纤夫、渔户以及行商坐贾诸色人等云集，在促进商业和贸易发展的同时，一些新兴业态也被催生而出，如名为“白干烧酒”的大直沽高粱酒就是在元朝中期开始酿造，“烧酒、古庙、台子高”的俗语真实写照了酿酒业在这一地区的发展盛况。

如果说河海漕运仅是流动的人口往来，那盐业资源的出现则使人们的定居或半定居成为常态，这些人中许多来自南方，如天妃宫的两位主持就来自吴越，被称为吴僧智本、吴僧嗣庆福，从而使得天津地区同南方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兵民杂居久，一半解吴歌”就是对当时人口结构的生动描述，“天津螃蟹镇江酒”更是对该状况的具象化表述。有了人的聚居，自然也就为城市雏形之发端夯实了根基，所以已故著名学者侯仁之先生便言：“今日探讨天津聚落之起源，当自直沽始。直沽以前，史无确征，概从略焉。”

渔盐之利，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口以大直沽为中心聚居，无论是漕运兵丁、行船商人还是出海渔民，都对河海航行有着一定的恐惧心理，“盖商舶粮艘，往来惊涛骇浪之中”，很希望能够获得心灵上的慰藉，于是在大直沽修建天妃宫（时称天妃祠）也就成为必然。虽具体修建时间待考，但《河东大直沽天妃宫旧碑》中载“泰定间弗戒于火”之语，说明了该宫的历史，元泰定帝于1323年至1328年在位，其前任帝王元英宗曾在至治元年（1321）五月和三年（1323）二月，在漕粮到达直沽后，遣使祀海神天妃。元泰定三年（1325）八月，又在三岔河口另建一宫宇，史载“作天妃宫于海津镇”，比天津卫城的修建早了77年。

文化之源“海津镇”

从荒芜人烟的盐碱滩涂，到人烟鼎沸的海津镇，是河海之利孕育的河海文明，造就了海津镇的诞生，而海津镇又进一步丰富了河海文化、工商文化与民俗文化的内涵。

海津镇的存在时间不过50余年，但其却是天津城市之根、津派文化之源，天津的发展由此起步，因此对津派文化的研究也就绕不开“海津镇”。千载悠悠水，流淌古与今，河海之滨历来多是文明的摇篮，临河而建的“海津镇”，不仅接纳了来自南方地区的粮米丝绸，而且还吸纳了敢于拼搏、奋发进取的精神气质，这些均浸入居于此的天津人民的骨子里，造就了天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务实创新、奋发向上”的城市品格。

我们经常说海洋是人类共同的生命，河流是人们共通的语言，“二水赴沧海，客行殊未休。长堤连古戍，归棹起轻鸥”。如果说元代诗人袁桷的这首《直沽口》生动描述了当时天津美丽的河海风光的话，那同时代人张翥的“晓日三叉口，连樯集万艘。普天均雨露，大海静波涛”，则描述了南漕北运集中于津门的繁华。“河海要冲、南北孔道，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的独特区位，当是成就河海文化的重要原因。

作为城市生长的动力源泉，工商文化是津派文化的又一重要形态，因海津镇的设立，工商文化由此起源，人们聚居于此生产交易，“万灶沿河而居”描述的是煮盐业的兴盛，“直沽素无嘉酝”表明了酿酒业的状况，产业的兴盛大大提升了市场活跃度。但在经营理念上，南北地域却存在诸多差异，而海津镇，恰恰是南北人员聚集互易之地，“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的现实就使得彼此之间不得不互相适应，工商理念不得不互相吸取，从而使其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工商文化。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决议中，提出了“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我们在研究天津城市发展、津派文化传承过程中，应全面把握“海津镇”的历史，将其植于天津历史发展进程中，将之与津派文化的主要形态结合起来，从而在滋养天津特有文化气质的同时，更进一步丰富和拓宽津派文化的研究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