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家唯一的女娃毛泽建，24岁就义，牺牲前喊：下辈子还跟着毛泽东

毛家唯一的女娃毛泽建，24岁就义，牺牲前喊：下辈子还跟着毛泽东

毛家唯一的女娃毛泽建，24岁就义，牺牲前喊：下辈子还跟着毛泽东

1929年8月20日清晨，衡阳县城外的荒坡还笼着薄雾，一辆囚车碾出吱呀声。车里坐着的年轻女子脸色惨白，却昂首挺胸。押解士兵忍不住低声嘀咕：“这么小的姑娘，竟是共产党？”女子听见，自报姓名：“我叫共产党。”这一句话，在围观人群里激起一阵吸气声，也拉开了毛泽建短暂而炽烈一生的最后幕布。

逆时针拨回二十四年。1905年秋，湖南湘潭东茅塘一户贫寒人家添了个女婴，因为家境凄苦，只能唤作“菊妹子”。父亲毛尉生常年咳血，母亲双目几乎失明，幼女几乎没有活路。1911年，族兄毛润之的母亲文七妹抱回了这个可怜娃。“家里总得有个丫头来传香火。”族亲们这样劝。毛润之回乡探望，在祠堂翻开族谱，郑重写下三个字——“毛泽建”。自此，“菊妹子”有了新名字，也有了识字的机会。

少年时的毛泽建没什么书念。养父母相继病故后，她被生母送入邻村肖家当童养媳。干不完的粗活，吃不饱的糠糟，一条额头伤疤见证了冷酷家法。1920年冬，远在长沙办学问的毛润之赶回韶山奔丧，得知此事，怒火中烧：“妹妹是毛家人，岂能沦为商品？”他带着双倍“彩礼”闯进肖宅，交钱领人，把妹妹带去长沙。这一掷千金，在毛家那时几乎是倾囊而出，却换来毛泽建命运的转折。

长沙的空气里有股新思潮的味道。崇实女子职业学校、衡阳第三女子师范，接连向这位农家女孩敞开大门。拼写字母、啃外文报，她白天上课，晚上跑去听巡回演讲。何叔衡一句“革命也要有女子”，让她热血沸腾。1923年，她在衡阳宣誓入党。有人回忆，当年三女师食堂里饭菜寡淡，校长欧鸣皋暗中克扣经费。毛泽建带头搜账本、找凭证，一纸黑账晾在师生面前，逼得校长灰溜溜卷铺盖。那股“湘妹子”的火辣劲自此扬名。

斗争之外，也有青年男女的柔情。1924年春，湖南三师学生领袖陈芬收到毛润之递来的一封信，大意只有一句：“我那妹子，性情爽利，志同道合，可见一面。”两位年轻人一合眼神便彼此认定。第二年，他们在衡阳城里补了张简陋合照算作婚照——一个背着书包，一个挽着步枪，照片既像新人照，更像战友照。

浪漫只维系了两年。1927年“马日事变”后，湘南血雨腥风。陈芬在耒阳组织游击，被反动派围捕中弹牺牲。噩耗传来，毛泽建已怀有身孕，却仍握枪坚持。在当地百姓口中，她是“敢掀屋顶的女队长”。有人问她图什么，她指着满街乞讨的农妇说：“只要她们有饭吃，我死也值。”

1928年冬，她在民房里产下一子，取名“艰生”。孩子哇哇落地不到百日，包围网收紧，毛泽建母子被捕。敌人要她交代“毛润之的下落”。她冷笑：“日头若能从西边升，我也不会开口。”鞭刑、水牢、饥饿，整整一年，口供写了又撕，审讯者两度换班，仍然竹篮打水。衡阳卫戍司令恼羞成怒，批准死刑。

刑场上，她戴着铁镣，仍向押解者提了最后一个要求：“让我抱一下孩子。”国民党士兵面面相觑，谁都不知道真相——小艰生早已因缺奶而夭折。同行女犯陈淑元心疼，匆匆借来一户人家的婴儿递到她怀里。毛泽建抱着婴儿，泪水滑过脸庞，却依旧笑着亲了又亲。短短几分钟，孩子被抽走，她随即被推向刑柱。

子弹划破空气前，她大声喊道：“杀了我，千千万万革命者还在！下辈子，我还跟着毛泽东！”枪响后，山坡上的蒿草被血色染红，年仅二十四岁的生命定格。

一年以后，这封写在草纸上的遗书才辗转送到井冈山。毛润之读罢，沉默良久，对身边同志低声说：“菊妹子，是个好同志。”那时，他已失去母亲、父亲、爱妻杨开慧和多位亲人，毛家成为“烈士之家”，毛泽建是其中最早倒下的一人。

1959年，韶山雨后初晴，毛主席回乡祭扫，赋诗一首，句中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很多人读到这两句会想起那位大喊“我叫共产党”的女英雄。衡山县后来修建了烈士陵园，青松挺立，碑体肃穆，游客踏青而来，总会在碑前停驻几秒，轻声读她的名字。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建并没有留下华丽战功，也未曾穿过将军制服，却在最危急的年代，用最普通的身份做了最硬气的选择。她的故事提醒人们：信念这件事，男女皆可执掌，小人物同样能书写大格局。今天，烈士陵园里草木依旧，而那句掷地有声的誓言，也依旧在人们脑中回响：“今天杀了一个我，还有千千万万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