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年，一向乐观的陈赓给妻子写信，无奈吐露心事：但我不能这样做

1957年3月8日的南京，绵绵的春雨刚停。陈赓结束一天紧凑的视察后，把军装帽放在窗台，提笔写信。他看了看日历，轻声自语道：“今天，妇女节。”窗外的雨花台松柏低垂，他在那儿刚刚凭吊完牺牲的同志，胸口涌上一阵钝痛。笔尖在信纸上顿了顿，最终还是写下那句——“但我不能这样做”。

此时的陈赓五十五岁，表面上依旧爽朗，实则早已是满身旧伤。1927年南昌起义负的枪伤还在腿上，抗战时期胸前挨过弹片，朝鲜战场紧急手术留下的疤痕还会隐隐作痛。医生多次建议静养，他却总用一句玩笑挡过去：“这身板是颗‘老发动机’，保养好了还能再跑。”

朝鲜停战刚满三年，国防布局千头万绪。1957年春节前，他来到南京主持两万余人的工程定案会。会还没散，又被中央点名去华南勘察海防。上海到福建、福建到广东，紧接着奔赴舟山群岛——这一圈跑下来两个月，睡在车厢、轮渡、工棚，连贴身衬衣都没来得及换。3月初的那个夜晚，他在浴室摔了一跤，手肘肿得像馒头，第二天照样带着图纸爬山踏勘。

身体透支，才让他提起信笺。信里只有短短几行：他想家，想妻子傅涯精心缝制的衣服，想儿女们吵闹的声音，更想趁身体尚能支撑时回到北京好好歇口气。可一想到雨花台墙上的烈士遗像，他又打消了念头。“他们二十多岁就倒下，我走运才活到现在，如今说累就停，心里过不去。”这段话写得断断续续，却比任何战报都沉重。

家人知道他的个性。从延安到东北，再到抗美援朝，陈赓对孩子向来严格：补丁衣服能穿到线头松开才肯换；写作业写到半夜犯困，他就把一杯白水往桌上一放——“先完成任务，再睡觉。”小儿子知涯曾偷偷抱怨：“同学都说我穿哥哥的旧裤子。”陈赓闻言只淡淡一句：“打仗的士兵有时连裤子都没有。”孩子不懂父亲的苦心，可妻子懂。傅涯出身江南，针线活极好，她悄悄在补丁边缝上一朵暗花，让孩子自尊心不至于碎成渣。

陈赓看重家庭，却始终把工作摆在第一位。1954年冬天，他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地巡查时突发心梗，被工人抬下脚手架。苏醒后第一句话不是问病情，而是追着医护人员要最新的施工进度表。七个月，十万平方米的教学楼群拔地而起，他靠的就是这种不要命的狠劲。

1957年那封信，妻子收到后默默叹气，没有回信劝他回家，因为她清楚：劝也没用。果不其然，刚进9月，陈赓又领团赴苏联考察国防工业。半个月跑五座城市，谈判桌上连喝八杯黑咖啡。回国脚还没站稳，北京军区海陆空三军演习的命令已经送到桌上，他抖抖手上行李单说：“咱们接着走！”

高强度奔波终究要还债。1959年，他再度心肌梗死。军委决定让他退居二线，移交具体事务。身边人劝慰：“歇一歇吧，将来还有大用。”他闷闷地摆手：“打仗都没死，现在把我放仓库？难受。”那年秋天，他在北戴河疗养区勉强照医生吩咐散步，可口袋里依旧塞着演兵计划，边走边画箭头。

1960年，他动过一个心思：带着老战友回井冈山、山西太岳区看看。“咱们应当告诉老区父老，当年的牺牲没白费。”计划却因为中央开会一再搁置，临行在即又被叫回北京。朋友打趣：“你这辈子跟休假犯冲。”他哈哈一笑：“休假？那是奢侈品。”

转到1961年春节前夕，他回故乡湘乡探亲。正逢困难时期，乡亲们咬咬牙端出自家仅有的米面招待。陈赓夹着菜，忽然放下筷子要求看米缸。空空如也的缸口让他怔住。他没有发火，也没有掉泪，只让随行秘书记下数目，回京后很快协调了一批退役物资。老乡们后来才知道，那个身材高大、走路微跛的中年人，为此跑了十几份报告。

身体每况愈下，精神却愈发亢奋。同年2月，中央号召高级将领撰写回忆录，他听见讯息，像小孩一样激动，“原来躺在病床也能出力”。捧着笔记本写到深夜，傅涯提醒：“别忘了吃药。”他摆摆手：“机器一开动，哪能停下来。”这一句，成了与家人的最后对话。

1961年3月16日清晨八时四十五分，陈赓因突发心肌梗塞离世。病房窗外，早春太阳刚露头。赶来的老部下泣不成声，一位通信兵哽咽道：“首长，咱们的演习计划还没修改完呢。”病床上摊开着他昨晚写到一半的《作战经验要则》，最后一页只有寥寥几行草稿，墨迹未干。

消息传到海峡对岸，有人摇头长叹。台湾退役上将余汉谋对友人说：“陈赓那样的人才，全到了共产党那边，我们输得不冤。”这句话后来辗转传回北京，许多人听了心里五味杂陈。

陈赓离开后，傅涯用了整整八年，翻出他散落各地的笔记、文件、日记本，一字一句誊抄成册。出版那天，她轻声说：“总算补偿一点当年没陪在他身边的亏欠。”话音很轻，却让在场的人都不敢接话。因为所有人都明白——那封写于1957年的家书里，陈赓说“我不能这样做”的真正分量，是用半生的病痛和全部的热血来衡量的。